以编年史的方式绘制当代文学地理图志

　　“现如今，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述差不多上百部，但是真正具有学术独创性、内容含量充分，并为各方面所认同的却是少数。每个学校都在搞自己的一套文学史、用自己的讲义，地方保护主义策略盛行。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想构建起一种权威很难。”谈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现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忧虑。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唐弢、施蛰存诸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劝诫言犹在耳，有关当代文学学科内涵和属性的讨论众说纷纭，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出版数量越来越多。面对一个“文学史观”被激活、文学史书写日益走向多样互补、文学史的“重复写作”也开始大量出现的时代，如何进一步系统地钩沉、整理、考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如何从编写体例和叙事方式上推进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健担任主编，北师大文学院众多专家学者联合编纂的10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和“台港澳文学”6大部分，总计540余万字，历时5年编纂而成。全书不仅以文学史实发生的年、月、日的先后为基本叙事顺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9年6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而且收入了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艺争鸣、社团流派、文学交往、文学会议、作家生平、作品发表、理论批评、文学报刊沿革、文化和文学政策的制定与沿革，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等背景材料，呈现出一幅当代文学发展的全景图。在6月28日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首发式暨当代文学史写作研讨会上，学界专家学者围绕该书的学术意义、史学价值，尤其是编年史为当代文学史书写带来的新课题、新理念进行了深入研讨。

　　用编年史建构当代文学的秩序

　　文学历史的原生态往往是“混沌”的，而每一种文学史观都会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种组织“混沌”历史的方法或工具，人们依之形成一定的标准，建构起逻辑清晰的文学史叙事。但张健认为，以一种文学史观统领当代文学史，虽然能够使“混沌”的原生态历史呈现清晰的面貌，然而，很可能却是以部分牺牲其自身客观存在着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为代价的。同时，叙史体例和方式的多样化，从表面上看，只是个技术性的形式问题，但也是与文学史所要表述的内容、所要记载的史料情况息息相关，成为当代文学史写作“多元互补”的题中之义。不同的文学史观在叙史体例和方式上的需求很可能是不同或不尽相同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年史作为章节体文学史的一种有益补充应该得到关注。他希望《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能在“静默的呈现”中，构建起当代文学的“秩序”，帮助读者在历史的“琐碎”中发现研究“线索”，连接出一幅形貌完整的、当代文学的“清明上河图”。

　　与会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为研究者确立了一个完整的、共同的当代文学言说对象，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复杂多元的历史本相和创作风貌，并绘制出一个可供不同研究者在其间对话与共享的、相对完整的“文学地理图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认为，全书抓住了“文学生态”这一关键词，呈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全息图景，为今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编年史不是简单的材料收集、堆砌，也是一种文学历史的叙述方式，实际上就是给历史定位。我们凭什么把这些作家作品、文学事件记下来，是需要历史的眼光，需要史家的胆量和勇气的。”

　　寻找被忽略的历史节点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看来，文学史研究有两条脉络：一条是文学史教材、论著、论文，它们无论规模大小，角度和方法有何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对大量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思潮、流派和作家作品按照自己的设计加以“筛选”，去其糟粕，留其精华，然后进行历史叙述。它的好处在于为读者提供一部精练的“文学史”，但不足也在这里。由于按照当时通用的文学史史实对文献资料加以筛选，做出了一部文学的“当代史”，这样后代研究者就很难看到当时文学发展的全貌以及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而会把这种简缩的文学史误认为就是当时发生的那个“当代文学史”。另一种是编年史。它把锁在教材和论著中的东西再次打开了，并从文学的简史中跳出来，恢复了文学史丰富复杂和充满矛盾性的现象。他认为，下一个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会处在“不断地打开，不断地锁住”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由于编年史把文学史框架、线索重新打破，使后来的研究者不容易被前辈的文学史著作所困扰、受到已有史实的局限，反而会在大量纷繁的资料文献中寻找到很多被忽略的历史节点。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没有摆脱“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的模式，以“经典”的名义择取“自洽”的材料，填充在一个顺时序的线索上。这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尤为明显。期间，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不断以观念的更新来证明文学史的新意，包括种种“重写”文学史的尝试。但是对我们文学发展中的基本的生态，有时候是很模糊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怡以诗歌为例谈到，百年来到底出版了多少种诗集、诗歌刊物，都是没有数据支撑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福春做过一个统计，他用自己掌握的诗歌出版物的数量对比考察了文学史中提到的诗歌数量，发现仅只占他掌握数量的三分之一不到。“我们现在文学史的编写都是以三分之一不到的资料书写的，这样的文学史显然是大可质疑的。”他认为，编年史的出现可能与我们对当代文学史书写现状的反省有关。

　　编年史写作实践了一种历史思维

　　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任何单个的“事件”在进入一个“历史叙述”的结构之中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扩展了的隐喻”。这样的“隐喻”对文学编年史来说，体现尤为明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历史中存在着无数隐秘的小径，它们虽然带有特定时代的价值选择意味，但却随着时代的演进日益凸显出别样的历史蕴涵。它们在无声的静默中呈现了历史固有的丰富性。而编年史的写作则实践了一种历史思维，带来了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新角度，而这些是建构性的、观念性的文学史永远无法呈现出来的。

　　陈晓明认为，与其他文学史不同，编年史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那些尚无法判断取舍的过去发生的事实，并对历史做尽可能客观、丰富、充分的保存。活跃在当今文坛的大作家，他们是怎么成长起来并形成如今的美学主导价值；各个体裁文学创作的历程、文学批评的话语、文学理论的建构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这部《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都进行了积极地呈现。但同时，他对该书编纂中的材料甄选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在量的意义上，是90年代之前的几十倍之多，甄别难度非常之大，但恰恰不容忽视。有时候，越是眼前的东西越微不足道，越是丰富就越显得庞杂，其价值就打上了折扣。此外，随着各种媒体力量的崛起，一些市场化、大众化的媒体焦点也会影响研究者对文学现象的判断。编年史是大学的文学史的经典化的过程，而不应过于被媒体的话题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