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我现在跟影视圈关系很淡

　　麦家 ◎人物名片： 麦家，作家、编剧。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曾从军17年，辗转6个省市，历任军校学员、技术侦察员、宣传干事、处长等职。1986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等，《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他被称为中国“特情”小说第一人，也被称为“谍战

《非虚构的我》 麦家 著 花城出版社 2013年6月 定价：32.00元

　　◎核心提示

　　见到麦家，第一印象是他的那双眼睛，犀利而怀疑，令人有点无所适从。但接触下来，那个黑黑硬硬的汉子却有着一种与硬朗外形不相称的腼腆。他说，他不太喜欢在公共场所发言，“作家应该是孤独的”；他说，自己的写作和生活状态格外简单，是一个内向甚至是孤僻的“宅男”；他被中国读者称作“谍战之父”，却一直认为自己的小说不应该被“类型化”；他既是一个成都美女的丈夫，也是一个15岁男孩的父亲，在“非虚构”的生活中，他会因为初为人父而“无法潇洒”，会在安静的时候做一个读博尔赫斯的“书鬼”，他用“大脑”写作，却常常感慨“作家就是那头可怜的‘豹子’”。

　　在花城出版社的《非虚构的我》这本麦家的散文集中，他谈己、谈人、谈话、谈事、谈博尔赫斯，谈“文学的创新”和“小说的责任”，谈着父母、故乡至爱亲朋，谈着自己的读书写作和文学大师，相比那个小说中“虚构”世界的残酷，这个“非虚构”的麦家以及他的文字则显得格外温暖。从文学到现实，从书店“理想谷”的大胆“试水”到《风语3》的几乎“难产”，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他往沙发里一仰，闭上眼睛，故事娓娓道来，细节毫发毕现。

　　【谈生活】

　　上军校重写命运

　　“我有局限，不会写‘非虚构’”

　　南方日报：为什么给这本书命名“非虚构的我”？相比之前写小说的状态有什么不同之处？书中的文字相当温暖，是否也展现了你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麦家：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真实的我，我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都是虚构的，但这本书有些甚至是我的微缩版自传，是对我过去走过的路的一种检点。如果你对我这个人比较好奇，那么这本书能够满足你一点点好奇心。当然，很遗憾的是，这本书里没有绯闻和任何可以炒作的东西，我的成长之路是很常规的，17年的军旅生涯、11年的电视台编剧到现在做了10年的专业作家，生活比较单调，经历也并不复杂，但是我内心的经历还是有特色的。

　　这本书不是策划的，有些是应命之作，有些是自己有那种表达的欲望。这里面有五个系列，有的谈人、有的谈事，还有的纯粹是谈话，我已经经历的人生当中8个重要的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1981年考上军校那一天，如果说出生是一种“天命”，它让你无法选择，那么考上军校则让我的命运“重写”了，它让我真正体会到乡下和城市完全是“两重天”，如果没有读书的机会，可能现在的我正在某个工地上打工。

　　南方日报：从丈夫到父亲，这种角色的转变是否也曾经不适应过？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和他相关的一切会不会影响你对生命的观念？给你带来一些不同的感触？

　　麦家：在独生子女的体制下，孩子都是被放大的，但当你怜惜他的时候，他又不给你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孩子的期待会很高，一旦期待高了就会有恐惧。孩子就是你的“尾巴”，既然“长”出来了就要对他负责。他很强烈地影响到我，这是毫无疑问的，我33岁得子，生命意识已经很强烈了，孩子出门会担心他会不会被自行车撞，去游泳会不会出现危险等等，但是当你23岁时根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珍惜生命。

　　这种对“生命”的感受在2008年地震的时格外强烈，旁观者和亲历者完全是不同的，眼看着那么多生命消失，让人对生命的感受和刺激是很深的。我当时本打算去北京发展、寻找更多机会，但发生灾难以后真正觉得人生平安是第一，名利都是假的。也算是命中注定，几乎在同一时间，我的父亲突然得了老年痴呆症，当时我毅然决然地决定不去北京回杭州，想法很简单——尽量多陪陪老人，其实名利确实没有想象那么重要。我一直想写一个和地震有关的作品，但毕竟直接表达不是我的擅长，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肯定会比我写得好，我曾有意识悄悄地去过都江堰、映秀，想多看、多些感受，寻找表达的冲动。

　　南方日报：书中你专门给李敬泽写了个词条，评价说“他正与文学暗暗离婚”，如何理解？他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你是否有关注他开辟的“非虚构”专栏？

　　麦家：2010年，李敬泽出了一本书《小春秋》，那一年他本人包括职务、面对公众的腔调和形象等都有很多变化，我便给他写了个词条。可以说，李敬泽的文学评论的知名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传媒造就的，他有一阵子在《南方周末》副刊上写专栏，那个时候文学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边缘，另外他的文学评论独具一格——用诗意的语言、散文化的形式来写文学评论，时而温情脉脉、时而激情澎湃，这种文学评论不仅在思想上有先锋性，在文体上也很有追求，一时间，他成为文学评论界一个偶像级人物。《小春秋》咋一看，他离开了现代，回归了传统。但我认为，他实际上最先摈弃的就是传统——是深入而出之后的摈弃，而非粗暴的阉割。无疑，李敬泽对当代文坛有太多的失望，所以他选择抽离出来，从源头梳理出一条本相之路。总的说，2010年的李敬泽让我感到孤独和忧伤。数年前，朱大可高调宣称与文学离婚，2010的李敬泽通过《小春秋》，正面和背面都透出一种信息：他正在暗暗地与文学离婚。

　　谈及非虚构文学，它是介于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的新的文学品种，比报告文学更文学，比小说更纪实。现代人喜欢探究真实的东西，对虚构的东西越来越不关心，它是一个比较贴近现代人期待的阅读品种。搞非虚构文学肯定不能跟我一样“宅”在家里，你必须要走出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否则写出来的非虚构文学肯定是很苍白的。我本人不会尝试“非虚构”文学，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不能什么文体都去尝试。

　　【谈纯文学】

　　借通俗拓疆土

　　“当代很多小说可读性太差”

　　南方日报：有人评价你是纯文学领域最畅销的作家之一，“纯文学”的头衔会不会对你的创作有限制？你刚刚提到在今天“文学更加边缘化”了，但为什么又会投入那么高的热情在“理想谷”这样一个给文学青年创造“梦想”的地方？

　　麦家：客观来说，今天我们的传统文学更边缘化了，但文学本身其实并不边缘，甚至比10年前更热闹了。由于网络文学、电子阅读的兴盛，现在看小说的人绝对比任何时候都多。其实，不管我的年龄、写作方式、涉及的题材，毫无疑问我写的肯定是传统文学。现在传统文学一本书要做到10万册已经很难了，我的书虽然没有出版社本身期待的那么好，但这2年我出了4本书，最少的一本也有31万的销量，不是说我的东西写得多么好，这里面有各种机缘巧合，我的书被炒作起来主要是影视的原因，《暗算》掀起了一种特殊产业，大家生产制造“谍战影视剧”，在这方面我是最先吃螃蟹的人。

　　至于“理想谷”所希望构建的，是一个饱含文学氧气和正面精神能量的场所，它具备书店的功用，也有文化沙龙和写作营，选址在我的故乡杭州富阳，周围有五韵峰的七山三湖，写作者可以在创作之余看看书、喝喝咖啡、欣赏风景。我免费给他们提供吃住，唯一的要求就是最后落款“写于理想谷”就可以了，那里有个书吧，大约150平米，我配了90万元的书，3个房间提供给写作的人，不可能太多，多了以后就成开笔会的地方了。

　　南方日报：国外的智力小说更注重的是对知识的密集型呈现，而你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语言下的解密和探秘，什么样的叙述是“麦家式的叙述”？你的小说密码我们应该怎样去解读？正如刘慈欣的《三体》让我们对“科幻小说”重新下定义，你的小说是否也开辟了一种新写法？

　　麦家：外界盛传我的小说是“谍战小说”，但是我从来都不承认。有些东西是不能去类型化的，我在写的时候也没有刻意去类型化。但是回头一看，我的小说确实是有一些标示性的动作——我写的都是天才，他们都有特殊禀赋，从事的工作是非常态的，可以统称为“特工”，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也算是有一些类型。其实，“类型化”很明显的东西有时候并不是最好的，相反“杂生”的可能会很好。我的小说写法完全是纯文学的，但题材、涉及的领域、笔下的人物都是通俗的，可谓“两边讨好”。

　　我的写法虽然争议很大，但是茅盾文学奖还是让我得了，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毫不自卑地说，我的写法是纯文学的，我表达的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的命运，我觉得这就是纯文学的概念。可以说，这是我对中国当代小说做了研究之后的一种选择。当代的很多小说可读性太差了，既没有情节性，也没有趣味性，那种沉闷的叙述、那种复杂的人物关系、那种很深邃的心理描写对当代读者来说，成了一种“受刑”，我们专业的读者有时候都读不下去，更何况普通大众？把这种粗糙的文本丢给读者，是对读者的惩罚。小说想恢复读者对小说的信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讲好故事。小说最大的文学性是故事性，但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是不容易的。

　　南方日报：您提倡“用脑写作”，从传统意义来说，一篇传世的文章需要用心去写，怎么理解您说的用脑写作？在你的小说里可以看到一些上世纪80年代一些先锋作家的叙述手法，比如第一人称叙述策略、非道德化分析视角等，您也受他们的影响？

　　麦家：其实小说也是有技巧的，现在很多小说太不讲究技巧，我相信很多好作品确实是用心写作的，但是“心”是很模糊的概念。小说作为艺术的品种之一，还是要练好基本功，最简单的就是小说的语言、结构，有什么样的结构就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文体。我强调用大脑写作就要对小说的技巧做一些探索和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世界文学刚刚对我们开放，大家都在写先锋小说，我觉得那种先锋小说大都是对国外文学的一种模仿，那时以先锋小说成名的作家到现在也有很多并没有保持那种“先锋性”，都在重新安家，我还更多地还是受国外文学的影响。

　　在讲故事的技巧上，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都是我非常欣赏的作家，他们在讲故事时，首先把故事的外延扩展，所讲的故事、关心的人群是以前传统文学不太关心的，他们把文学的疆域拓展了，包括我的小说现在在文学界被认可也是因为我拓展了中国纯文学的疆域。以前没有哪个纯文学作家会去写这种破译密码的人，农民、土地、工人等那些很贴近大地的人是传统文学要表达的对象，武侠、言情、间谍都被纳入通俗小说的范畴，纯文学是“瞧不起”那些通俗小说的，而我恰恰是从那个领域寻找我的写作题材，但我完全用纯文学的方式写，这也是一种尝试。

　　【谈跨界】   

　　《解密》5年被退稿17次

　　“我是个宅男，现在跟影视圈的关系很淡”

　　南方日报：谈到《风声》，难免会让人好奇你是如何处理小说与影视、编剧与导演信念和责任这些关系的。你的小说里大多是天才或者英雄式的人物，但最终还是有一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奈，这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写作立场？最近郭敬明也去做导演了，往后你有没有做导演的计划？

　　麦家：这辈子我能把字写好就不错了，我怎么能跟郭敬明比？郭敬明他才30岁左右，我却已经年近半百，不会再去跨界做任何事情。相比编剧，我更想写小说，以后如果有合适的题材我也不妨继续做编剧，但是导演我是不会去做的。我倒是觉得，小说家天生是个导演，因为写作的过程是充满画面感的，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作家一个人的电影，别人看不到。现在，好几个导演原来都是写小说的，有的愿意去尝试，但其实大多数人是不愿意的，很多作家只想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不想做加法，因为写作这种生活方式注定了要内心安静一点，涉猎的东西太多可能会影响到写作。

　　我虽然经常和影视圈合作，但那仅限于我的作品，我现在跟影视圈的关系很淡，他们都希望我去当编剧，但是我拒绝了，一方面是我没时间，另一方面自己当编剧有自己的局限，很难跳出小说的框框。在生活中，我本身对日常有一种畏惧感，写作上的成功给我增加了一些自信心。我就是一个“宅男”，在尽量回避和现实社会打交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比较低。我的写作状态就是我的日常状态，写作早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南方日报：《暗算》最开始是怎么在影视圈被人发现目标的？当年写《解密》时的写作心态跟现在是一样的吗？

　　麦家：《解密》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把我带上文坛的作品，但它曾经被人退过无数次稿，我不停退、不停改，前后折腾了10年，我再也舍不得对它动刀子了，更何况很多人也拍出来了。年轻时我渴望成名，第一稿写完是1997年，但真正出版是2002年，5年内《解密》曾被退过17次稿。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大家》杂志的一个编辑曾很诚恳地跟我谈：“麦家，你这个小说不能这么写。现在谁关心历史啊？谁还看塑造英雄的东西？”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很多编辑的意见，那时候大家都写私话小说。

　　其实《暗算》之前我已经写完《解密》了，通过《解密》我已经跟很多影视公司建立了联系，包括后来买《暗算》的那家公司。当初我对《解密》的心理期待的版权费是5万，但最后涨到了35万，在2002年是很贵的。我现在非常怀念写作《解密》的写作状态，没人打扰你，现在都是别人追着你写，写作的时候会人为地增加很多双眼睛好像在注视着你。

　　南方日报：进入影视圈后对你的写作有负面影响吗？

　　麦家：负面影响太大了，在《风语》这件事上，我走了一条不规矩的路，没有经得起诱惑。还是应该小说写完之后再来改写，现在电视剧先完成了，我想把它全部推倒，但题材已经固定了，要避开它有很大难度，所以现在我很累。但别人都睁大眼睛在看我的东西，我不敢怠慢。现在在写《风语》第3部，自己的写作已经进入了难产的状态，第一部写完影视公司就介入买走了它的影视版权，邀请我当编剧，但我的小说实际上没写完就被强制中断。我现在写东西就想跟电视剧完全不搭界，把《风语》完成后我肯定不会再写这种题材了，想写武侠或者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