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出门要求按标准就餐 不准摆放烟酒饮料

　　本刊在6月13日发表了《董必武一生践行“吃饭决不能铺张”》一文，讲述了董老简朴的生活作风，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本期刊载在董老身边做过十年服务和警卫工作的梁方建先生写的《我在董老身边十年》，讲述他在董老身边观察到的生活细节，读来令人印象深刻。

　　——编者

　　1961年，我调到董必武同志身边工作，直到1971年离开；这十年，是我人生中学习和工作最重要的十年。

　　我刚去的时候，做内勤：整理董老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值班、生活上给予他一些照顾。工作不累，但很琐碎需细致。后来，工作时间长了，更重要的是董老主动要求精简身边工作人员后，我还承担了警卫工作。

　　“如果没有，就算了”

　　董老的饮食习惯比较简单，餐桌上从来没有海鲜，也不喝酒；但常会有他的夫人何连芝同志腌制的四川小菜佐餐。我在董老身边十年，注意到，董老吃饭时，如果不小心有掉到餐桌上的米粒、菜，他都会捡起来吃了。在他的饭碗里，从不留一粒米、一勺汤。

　　生活上，他用的洗脸毛巾，常用的地方慢慢地薄了、成网格了，开始有洞了，他曾要我把毛巾的两头对上，缝起来，然后再剪开对折的地方，把破的地方剪掉，沿边撩上。这样，一条长型的老毛巾，就变成小方型的新毛巾了。这块经我加工的毛巾，董老又用了好长时间。

　　记得，还有一件事：那天，董老主持一次晚上在大会堂的招待会，宴请外国友人，是我陪他去的。我们晚上十点多钟才到家，一进门，董老就说：“小梁，你去厨房看看，有没有剩米饭。如果有，就让大师傅炒一小碗鸡蛋饭。如果没有，就算了，不要再专门做。”从此后，董老参加这类活动，就要先在家吃一点稀饭，垫垫底，再参加公务活动。

　　“看古书，就是休息”

　　老人家的嗜好，我觉得一定要说有，那就是看书、报和文件。从早到晚地看。如果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提醒他起身活动活动，他绝对会忘记这个需要。所以，请董老走出办公室，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又很难办的一件事，难办是因为要请他出去，每次都要催很多遍，他常常答应了，却丢不下手上的文件和书、报，甚至连眼皮都不抬起来。我有时就站在旁边等，偶尔也奏效，他会理解地报以微笑，从而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记得，有一次我去提醒他出去散散步，休息一下。不料他说：“我这不是在休息？”说着，扬了扬手中的书。我说，你一直在看书。他说：“看古书，就是休息。”

　　还记得，有一次我随董老到大会堂开会，我走到前面几步去开门，突然听到后面董老发出声音，就忙停住脚，回头问：你叫我？说着，我看见董老手上多了一张小纸条。董老跟过来，一边进门一边说：“外语不抓紧，一放下，就会忘了。”

　　现在常听人说董老的书法好。当年，我们只知道董老把写毛笔字当做锻炼身体的方法。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写的字数，一天不落。万一在行程中没有条件写，到了驻地，安顿好，老人家还要每天多写一些，把落下的字数补回来。

　　我随董老到黄山，董老写了一幅字给我。我离开董老后，去看望他，那时他已84岁，又写了一幅字给我。

　　“不要搞特殊”

　　董老年纪大了，每年都会到外地小驻。每次动身前，都会向管理生活的同志交待：出门要按中央要求标准安排就餐，不准做山珍海味，不准摆放各种酒、饮料和烟。不允许提额外要求。

　　记得1968年冬季，董老到广东休养，入住广州军区招待所。一天下午，军区柳政委来电话告诉我，说，晚上七点半军区礼堂有文艺晚会，请首长参加。我再三问：是不是为董老安排的专场演出？柳政委反复申明，说：不是。我就向董老报告、请示了。董老听后，说：是不是为我安排的专场？如果是，就一定要辞掉。我又一次将柳政委电话保证如实汇报一遍。董老这才同意参加。

　　到了晚会现场，丁司令员走上前，握住董老的手，说：“董老啊，你这些天辛苦了，今晚给你安排一个晚会。请你欣赏并提出宝贵意见。”晚会结束，回到驻地，董老就对我提出严肃批评。说：“怎么搞的！平时多次给你们讲过：到了驻地，不要搞特殊，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些话，你没有记住吗？”说着说着，董老动了气，连衣服也不换了。

　　我很委屈地听着他的批评，等他发火稍微停顿时，不由得争辩：我不止一次地问过柳政委，他肯定地说，不是为你组织的专场；再说，晚会现场又有满场的观众，也不像专场演出；丁司令那番话，我觉得，只是表示一种对你的尊重，是一种客套话。

　　董老边听我说边缓解了一脸的严肃，可能也看出我十分委屈的样子。就笑了笑，说：“啊！你说得有道理。委屈你啦！”此后，我做事情更加细心、更加慎重了。

　　“让小梁跟我去”

　　记得，1970年8月下旬，董老召集身边工作人员开会，说：我要去外地考察工作。这次中央要求只准带一个随员。我们这里，让小梁跟我去。

　　散会后，董老留下我，告诉我：整理并带好办公桌上的文件，带上几本他指定的书，再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不要带多余的东西。

　　次日上午九时半，我们到达机场，没有进休息室直接登机。我在登机行进过程中，也注意到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的首长也在各自登机。我的心情陡然紧张起来，陪着董老走到舷梯旁，搀着老人家走进前舱，安顿他坐好。我一面调整心情，一面四处观望，了解环境，并准备到后舱去，可能是董老看出我有些紧张，便提示我坐在他身边，聊天似地说：“小梁啊，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去干什么？”我说：“你不是去考察工作，而是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非常保密的会议。地点不是庐山就是上海。”他又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到了机场，就见到主席和好几个领导人都在机场，有的也在登机。”他又说：“对。是去庐山开会。你对这次出差有点儿什么想法？”我说：“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让我一个人跟着你出来，担子太重了！这是我跟着你近十年来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我思想压力很大，很怕担负不起来。”他说：“只准带一个工作人员，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要求。”接着，又宽慰我：那么多人，会议的组织、安排会周到的，不要担心。

　　那次会议开得很紧张，白天开会，晚上不停地会有文件来。董老非常关心我，常提醒我：文件登记和会议时间安排的事情不能马虎。

　　“平等互相监督”

　　9月上旬，会议结束时，董老跟我说，会议最后宣布了一个通知、一个要求：通知是来时坐哪架飞机，回去时还坐那架飞机；要求是，把会议中间所做的记录、发的文件一律销毁，不准带出庐山。他说：“现在，你把你的记录拿出来；我把我的记录和文件拿出来。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地看着，一起把它烧掉。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从事工作的职务，不分参加革命早晚，同样都有平等互相监督的权力。”

　　我们俩先讨论在哪里销毁。在屋子里销毁会有烟，也不安全；决定到室外。我汇报说，我们住的房子外面，有一个属于这个房子的、小的日常垃圾站。我建议在那里。董老同意了。董老看着我，我点火，焚烧，所有的纸都变成灰。我们，一老一少，两个共产党员按照会议要求把所有的记录、文件全部烧掉了。

　　在回京的路上，董老告诉我：江渭清同志(时任江西省委书记)邀请他到南昌休息几天。董老婉拒了。董老说：我不回京，这架飞机还有别人乘坐；如果为等我而留下飞机，不好。其实，我想早一点回去，是你累啦！这次回北京，你多休息几天。回京后，真的让我一连休息了四天。

　　我离开董老快半个世纪了，这些小事还经常在我心里翻腾。我常常想：有机会陪伴董老十年，亲眼见到第一代革命者平易俭朴的生活，亲耳聆听老革命的教诲，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如何对待党的纪律。我真是太幸运了！

　　这是董老给我的精神财富，让我终身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