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北大国文教授为妓女写诗 遭批“淫秽不堪”

　　核心提示：后来(1924年4月29日)就有化名“XY”的人在《晨报》发表文章《孔家店里的老伙计》，抨击吴虞的这种行为，嘲讽吴虞不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而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为娇玉作的27首诗是“肉麻的歪诗”，“淫秽不堪”，并连带攻击吴虞的其他文章。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3年04月04日第7版，作者：唐克龙，原题为：《〈吴虞日记〉中记载的周作人在北大》

　　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吴虞(1874-1949)，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倡导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

　　吴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等一系列反封建檄文引起轰动，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和“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

　　1921年至1925年，吴虞出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后来回到成都，过着半隐居生活，一直到1949年去世。吴虞喜欢写日记，《吴虞日记》中就记载了他在北大期间和一些知识界名流的交往。这其中，就有关于周作人的一些零星记载。

　　君子之交

　　从《吴虞日记》来看，周作人与吴虞的初期交往，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之交”。周作人1917年进入北大，吴虞晚了几年，是1921年，并且1925年就早早离开了。两人在北大共事，算起来共有四年。《吴虞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周作人，是1921年10月19号。在当天日记里，吴虞写道：“晤张孟劬，住屯绢胡同八十号，周作人，住西城新街口南八道湾十一号”。吴虞这一天可能拜访过周作人，也可能只是从张孟劬那里打听到了周的地址，因为同一天周作人的日记里，并不见有吴虞到访的记载。

　　同年10月31日，吴虞送给周作人一本《吴虞文录》，日记中载：“往教授室，晤幼渔、玄同、周作人，以手携《文录》一册赠作人”。有趣的是，吴虞后来又送了一本《吴虞文录》给周作人，那已是1924年1月22日了。在当天日记里，吴虞记道：“十一时至十二时在北大上课，见周作人，取《吴虞文录》一册”。这就是说，吴虞给周作人前后送了两本他的《吴虞文录》。为什么会送两本呢？也许是周作人把前一本转送别人了，也许是弄丢了或是忘了。日记中没有说明，我们也就不得而知。

　　吴虞当时和周作人见面，大都是在北大的教授室里。因为他们都住在校外，若非关系亲密，除了上课，那是不容易见上一次的。从《吴虞日记》看来，他和周作人的关系不算密切，这也许是因为周作人的性格内敛沉实的缘故，不愿多交朋友。因此在吴虞的日记里，提到和周作人见面的机会虽多，但常常还有其他人在场，两人单独晤面的场合并不多，只有寥寥几次。如1922年9月13日，吴虞写道：“晤周作人，略谈而别”。特别有意思的是1923年4月3日的日记，吴虞写道：“八时至九时在北大。周作人日文小说，听者只二人”。吴虞当时在北大讲课颇受欢迎，这里特意提到只有“二人”听周作人的日文小说课，也许不无自得之意吧。看来吴虞是很在乎自己的名声的。

　　道义之交

　　总的看来，在北大期间，吴虞和周作人的关系只是一般同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太深的交往。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两人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是周作人在这件事情上，给了吴虞一些道义上、精神上的切实帮助，让吴虞对周作人产生了新的认识，心存感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吴虞当时是孤身一人厝居北京，家眷都在四川老家。孤枕寂寞，免不了常常出入妓院，一来二去，就和一名叫娇玉的妓女打得火热，还曾考虑过纳她为妾。吴虞当时给娇玉写了不少诗，公开揭载于报章，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后来(1924年4月29日)就有化名“XY”的人在《晨报》发表文章《孔家店里的老伙计》，抨击吴虞的这种行为，嘲讽吴虞不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而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为娇玉作的27首诗是“肉麻的歪诗”，“淫秽不堪”，并连带攻击吴虞的其他文章。

　　这引起了吴虞的愤怒，于是他草拟了八条回复，征求同事的意见。同事当中，周作人、沈士远认为可以回复一次，以后不要再理，马叙伦则认为不必回复。吴虞采纳了周作人、沈士远的意见，将八条回复在5月2日的《晨报》上公开发表，平息了这一事端。关于这件事，1924年4月29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今日《晨报》，又有一篇，由诗单而攻击《文录》与《朝华词》，语多诬诋轻薄，而实不学无术之狂吠也。因书八条复之，示周作人、马夷初、沈士远，作人、士远言可答复一次，以后即当置之不理，不然终无说清之一日……”八条答复后来刊出，文末有吴虞的特别标注：“此启曾示周作人马叙伦诸先生思想清楚者”。将周作人等称为“思想清楚者”，显然表明了吴虞对二人在这件事情上给他的支持是心存感激的。

　　周作人失节

　　1925年离开北大后，吴虞与周作人便基本上失去联系，断了往来。但吴虞仍然在遥远的四川关注着这位旧日同事的动向。1929年7月22日，吴虞在日记中写道：“郑宾于来，云……钱玄同、周作人均仍在北大”。抗战爆发后，周作人附逆叛国，吴虞虽偏居一隅，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并在日记中有所反映。1938年2月29日，吴虞在日记中写道：“晨至沙利文看马叔平，云钱玄同得神经病，活不久长。周作人恐被日本人利用”。四月初九日，他又写道：“今日报，周作人、钱稻孙等，武汉文化协会严电申讨。有照片赫然，言论俱在，当非枉诬。诚我文化界之耻辱，亦国民之败类，应请援鸣鼓而攻之意。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至汉奸通敌叛国之罪责，俟诸政府明正典刑可也”。

　　显然，对这位昔日同事的附逆之举，吴虞是深恶痛绝的。上一则日记中提到的事实是，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在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会后，《大阪每日新闻》刊发了会议消息，并随发了会议参加者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之间，露出一副飒然自得之态。”5月14日，《抗战文艺》发表了茅盾等十八位作家联署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公开谴责他的投敌行为，“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希望周作人能回头是岸，参加抗敌救国活动。

　　《吴虞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周作人是1944年阴历2月22日：“(马)季明言：钱稻孙任北大校长，李石曾在美洲，沈兼士在重庆。周作人投日本，出门汽车有卫兵开道”。此时离抗战胜利，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而吴虞本人，亦是一位72岁的垂暮老人。

　　日月流转，世事如白云苍狗。吴虞和周作人，这两位曾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共创新生面的“同路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生命形态：一个归隐田园，一个却走上了背弃民族大义的不归路。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实在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