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以何为脉？

　　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脉》，时隔近一年，很多内容都忘了，可他下笔“胸有成竹”的气势却记忆犹新，句句皆是撰史式的定论，相信让很多没有国学基础的读者读了不得不作醍醐灌顶状。

　　可事实上《中国文脉》真的是中国文脉吗？

　　我觉得为中国定“文脉”是一个极为浩瀚的工程，绝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对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声音和审美趣味。比如历史上每一次整编文化的工作都是一帮人在参与，一是工程浩荡，二是可以纠正个人的感性因子。如唐朝以孔颍达为首的《五经正义》的编订工作，人数多达一个部门；清朝以纪晓岚为首的《四库全书》的编订工作参与人数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参编人员呢？最起码要对史文哲三脉文化做过精透的研究，才可能有机会入内参与。当然，也有很多国学大师写史，但他们写的大都属一“枝”之史，不是哲学史，便是美学史，不是美学史，便是断代史、书画史或文学理论史……皆不敢涉及“中国文脉”这个博广无边的大问题。

　　在《中国文脉》一文中，作者想借巧力化乾坤，用文学艺术的形式为文化立史，不是不可以，但是这种代表个人声音的文化史，也要求作者对文哲史有“以一贯之”的深厚内功，学术研磨不但要深广，还得有打通各脉文化的能力。可是看完《中国文脉》，发现作者一直在用他才子型的感性目光，企图穿透中国文化这口深不见底、浩如烟海的文化海洋，而事实上，他的学术视野没有走出文学的和感性的局囿。

　　文化和文学一字之差，却是主杆和分杈的大别。

　　比如文中在谈及道家文脉时，将庄子的贡献定在老子之上，便是凭着感性认识想当然的结果。我认为如果余秋雨先生真的站在整个文化的大框架下，应该不会如此草率地将“老庄”改写成“庄老”。老子和庄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以及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的贡献和影响力，简直有点难分伯仲。可事实上还是能分伯仲的，古人定的“老庄”顺序并非单单的时间序列，因为《庄子》只是从方法论上延续并细化了《老子》一书中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庄子以寓言为主的方法论，本来是为了更清楚地阐明没法用语言直说的本体“道”，不想却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以事象为中转站的论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美学、中国文艺，甚至语言哲学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用大白话说就是老子对中国美学、中国文艺起的是引领大方向的作用，就像是制定方针政策的领导人，而具体的执行人不是他，而是庄子。庄子从言义关系论道时，借用事象这个中转站曲线论道，恰恰给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艺留下了很多具有实战经验的方法论。但是，系统地磨研了中国哲学史就会发现，在哲学领域庄子的影响力却不及老子。也就是说，庄子和老子的贡献不属于同一领域。但从老子来说，他们又在一个领域，因为无论是讲美学、文论、诗学、书画、存在学……凡讲庄子，必得先说老子，而讲老子时，却不一定就要说庄子，这就是老子和庄子的区别，这就是“老庄”叫了几千年的理由和原因。可是余秋雨先生却在《中国文脉》中将庄子定在老子之上，显然不是立足在文化史，而是立足于中国文艺理论史。而事实上他在文中为老庄定文化地位时，并没有说出这个原因。好像历代大师是他手中的棋子，或面南称文王，或朝北称文臣，全在作者的“一念之微”，没有原因，只有定论和结果。

　　如果说《中国文脉》是文学之脉，如果说作者是以文论家的审定眼光在为古人定伯仲，那他在给曹丕曹植两兄弟定高低时，又把曹植定在曹丕之上，这着实又很让人费解。因为研磨过中国文论的人都知道，曹丕写了一篇对中国文论发展史影响很大的《典论》，除此之外，曹丕还让“气”的概念进入了文学，并从哲学元气里独立而出，与庄子之象一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概念：气象。这是何等大功！

　　固然曹植的诗很好，很有才，可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构不成改天换地的影响。换句不敬的话说，没有曹植，中国文学史没有太大变化；可是没有曹丕，中国的文论史就得改写，中国的文学史也得改写。《中国文脉》一文，不是站在整体文化框架之上鸟瞰文化，不是站在文学史的框架下仰视文化，而是站在中国诗学的一隅在“感觉”中国文化，貌似文脉，其实成了诗脉。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性认识为诗人和小说家排名列位，但是以“中国文脉”为题目虽然漂亮，可惜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