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娜·奥布莱恩:叛逆的乡村姑娘

　　4年前，78岁的艾德娜·奥布莱恩提起笔，开始创作她曾发誓永远不会写的回忆录。她花了3年时间完成，书名叫作《乡村姑娘》(Country Girl )，与半个世纪前她的首部长篇小说《两个乡村姑娘》(The Country Girls)基本同名，但写那本书只用了她三个星期，用奥布莱恩自己的话来说，“那部小说是自行写出来的，它就等着形诸笔墨的一天”。小说叙述了上世纪50年代两个在爱尔兰乡村长大的女孩，一起上修女学校，一起到都柏林寻找更广阔刺激的人生和爱情，富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奥布莱恩在一次采访中引用詹姆斯·乔伊斯的话，“小说都是幻想的自传”。她亦断言，“任何一部出色的作品必定具有某种自传色彩，因为感情是不能也不可以臆造的……赋予作品生命的是藏在灵魂和内心深处的活动”。50余年来，奥布莱恩不断用她的小说实践并证明这一主张，而今，她选择用另一种文学体裁——自传揭示她和她人生的另一面。

　　在《乡村姑娘》第一部分的“阿卜杜拉”一章里，奥布莱恩回忆了童年时被狗咬的一场意外，阿卜杜拉即是那条狗的名字。由于颈部伤口处肿胀的脓包久不消退，医生决定将之切除。父母命其他孩子到屋外玩耍，两个在村里帮工的成年男子走进屋子，加上她的父亲。“我知道有可怕的事即将发生。”“三个男人抓着我的头的不同部位，把它按向一侧。他们的力道巨大。我想到院子里被割喉的猪和它们发出的嗥叫，决心我也要号叫……”“她永远不会原谅我们”，事后其中一位帮工说。奥布莱恩用生动明晰、闪现“小说微光”的语言记述了这次触目惊心的野蛮手术，那似一个耐人寻味的预兆或隐喻，仿佛冥冥中暗示了她日后一生将要面临的枷锁和付出的抗争，以及她与爱尔兰、与家庭之间徘徊在爱、恨与原谅之间的复杂情感。

　　艾德娜·奥布莱恩1930年出生在爱尔兰西部一个保守闭塞的村庄，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和科尔姆·托宾笔下的小说女主人公艾丽斯一样，奥布莱恩的母亲年轻时曾离开爱尔兰，到美国谋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一户爱尔兰裔家庭当女佣，但她没有留在美国，而是返乡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和母亲贫寒的出身背景不同，奥布莱恩的父亲家境不俗，不仅拥有一栋两层楼的大屋和上千亩土地，还从几个叔叔那儿继承了一大笔钱。但到奥布莱恩出世时，“我们已不再富有”，土地一点一点被父亲慷慨赠人或抵押还债。郁郁不得志的父亲酗酒、嗜赌、脾气暴躁、夜不归宿，童年的奥布莱恩生活在一个争吵不断的家庭中。

　　坚强隐忍的母亲是奥布莱恩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曾经亲密无间，在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令人动容的描述：“坐在母亲的腿上，嗅着她的味道，感觉到她扎人的羊毛开衫，她格外高耸的胸部，我仔细端详她的五官，在我眼里那是如此美丽，除了额头，纵横的皱纹像一幅地图，在那张地图上我写下我最初的文字，用来赞美她。”然而她和母亲在文学上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分歧，就像她在短篇小说《我的两个母亲》(收入在短篇集《圣徒与罪人》里，这篇不足15页的故事几乎浓缩了她与母亲一生的纠葛)里所写的，“她坚称文学是罪孽和下地狱的先兆，可我却相信它是惟一存在的炼金术”。投身写作本就违抗了母亲的意旨，而当首部小说因所谓露骨的性描写在爱尔兰遭禁、掀起轩然大波时，女儿带给母亲的不止是愤怒，还有更多的耻辱。母亲过世后，在清理遗物时，奥布莱恩惊讶而痛苦地发现，在她多年前寄给母亲的那本《两个乡村姑娘》里(事实上，母亲从未提过收到这本书)，对文学充满怀疑和敌意的母亲逐行用黑墨水将冒犯不敬的词句涂去。

　　奥布莱恩生长在一个严厉、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家中除了祈祷书和宗教典籍外，没有其他读物，镇上也没有图书馆，但奥布莱恩认为，这种匮乏反而更增强了她对文学的向往和决心。上世纪40年代末，她依照家人的意愿，到都柏林学习药学，在那儿当了一名药剂师。相比偏僻封闭的乡村生活，都柏林令她大开眼界。她结识文学爱好者，定期上剧院观看演出，不懈地给报纸投稿。在清一色男性的都柏林文学圈里，她得了一个“文坛贝西·邦特”(Bessie Bunter，英国童书作家Charles Hamilton笔下的一个人物)的外号。也是在此期间，她遇到了比自己年长16岁的作家欧涅斯特·格布勒。有人写匿名信，将两人的交往告诉了她远在家乡的母亲，家人胁迫她回家的强令，把她推向了另一极端，她决意和格布勒私奔。可事实上，格布勒亦是一个专横、控制欲极强的人，奥布莱恩在回忆录里用“玩偶之家”来形容和概括婚后他们携子迁居伦敦的生活。在读了《两个乡村姑娘》的书稿后，格布勒对奥布莱恩说：“你有写作的才华，我永远不会原谅你。”这一令人破胆寒心的反应，虽然敲响了“已龃龉横生的婚姻的丧钟”，但直到 1962年9月——“我为何迟迟不采取行动，在外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我不觉得。我吓呆了，我只想我们，我和我的孩子，能好好活下来”——在一次生命受到威胁后，奥布莱恩才只身、空手离开了伦敦郊区的家，“那年秋天，我明白自己正在走出过去，走出父母和丈夫的双重统治，可我的步伐仍然缺乏信心”。

　　威廉·特雷弗在1976年版《当代小说作者辞典》中的艾德娜·奥布莱恩条目下写道：“她富有反抗精神……她来自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国家。可是那里很少有别的女性像她一样敢于反抗，在失去男人的爱后，她们更愿意等待为人母的殊荣，安于母子情谊。”因此，当奥布莱恩“坦白写出女性渴望获得男性的注意和对此做出的回应”时，她的小说在爱尔兰、在她的家乡激起众怒。村里的邮局女局长对她父亲说，“一个对我适宜的惩罚，是将我赤裸着赶出这个镇。下一步大概是用石头砸死我”。而教区的牧师则要求把她的书焚毁。

　　离婚，争夺到孩子的监护权，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奥布莱恩的人生展开绚丽多姿的一页。她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她参加各类派对，她在伦敦的家时常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其中不乏光彩夺目的好莱坞明星，如朱迪·加兰、劳伦斯·奥利弗、英格丽·褒曼、马龙·白兰度、简·方达、阿尔·帕西诺。然而在杯觥交错的宴会过后，奥布莱恩写道：“每个星期一早晨，我会上楼，到屋子的顶楼写作。眼花缭乱的派对和作品里的伤痛苦楚，两个世界之间毫无干系。”奥布莱恩强调热闹背后她内心的孤独，那既是天生的，也是身为一个作家必须保持的。她将那段时期内自己的外部生活和内在人生截然割裂开，一面是热情的宴会女主人，招待魅力四射的明星同时也被他们吸引，一面是忠于写作的孤独自我。

　　和许多爱尔兰作家，如王尔德、乔伊斯、贝克特、特雷弗等一样，自1958年搬到伦敦后，奥布莱恩没有再回爱尔兰定居。而另一方面，这种离乡背井强化了她与故土的联系，加深了她的创作渴求。在谈到初抵伦敦、写出《两个乡村姑娘》时，奥布莱恩说，那本小说既是她在爱尔兰的经历写照，也是她对爱尔兰的告别。“虽然我一直深爱文学，可是，是与爱尔兰的分离，把我推到了非写不可的地步。”特雷弗曾指出，“在探寻艾德娜·奥布莱恩禀赋的根源时，人们被迫一再回到那个在某种意义上将她拒之门外的国度，回到现代爱尔兰所仰赖的教会支柱，回到和旅游海报上全然不同的严酷的乡村背景”。以她最近的短篇集《圣徒与罪人》(译林出版社2013年出版)为例，里面多篇故事皆设置在爱尔兰，爱尔兰的幽魂或影子不时浮现纸上。《铁铲王》刻画了到伦敦干苦工的爱尔兰移民，探讨“回家”的主题；《旧伤》围绕家族宿怨与回归，《黑花》和《劫掠》隐含北爱尔兰暴力血腥的历史一页，聚焦仇恨与伤害。而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超越其具体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升华为更抽象而原始的悲剧与苦难。

　　离异后的奥布莱恩没有再婚，在回忆录里她追述了两段预言中的恋情。一次是和一个有妇之夫，“他从爱尔兰寄来的信让我欢喜雀跃，我会一遍一遍地反复阅读。信中满篇都是许诺”。一次是和一个英国政客，“我在爱情荡出的高高秋千上，但并非浑然不知事情接下来会有的发展——惊喜的邂逅、取消的约会、吞噬人的嫉妒、恋爱中的销魂与决裂”。奥布莱恩坦言自己在爱情上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务实的母亲写信劝她不要再和男人搅在一起，“我在活着的每一天里为你祈祷，我跪下，请求基督让你铭记圣保罗的话，‘避免淫乱’”。当时已年过40的奥布莱恩相信，“在我母亲的意志下，我不可能再寻到爱情”。但爱情是她笔下除了爱尔兰以外的另一核心主题。为此，有评论诟病她的作品趋于感伤和罗曼小说的窠臼，奥布莱恩用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的话回应：“爱情是你最后的机会，除此，绝无别的什么可以把你留住。”在《圣徒与罪人》所收录的故事里，年逾古稀的奥布莱恩用凝练克制的文笔继续勾画女性对爱情不同的浪漫憧憬和失落，《黑花》里的女画家对一名满手鲜血的恐怖分子由好奇而渐生暧昧的情愫，《曼哈顿杂记》和《求赐甘霖，滋养我根》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坦露心中隐秘的情感，读来犹如自白。

　　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奥布莱恩在伦敦街头偶遇一位爱尔兰裔的退休护士，道别前，那位老妇对她说：“现在我们住在这儿。”“‘是的，’我说，两个国家仿佛在我的体内交战、撞击、结为朋友，如同我交战的自我的两半一样。”1970年在巴黎，奥布莱恩曾向贝克特谈及自己家族位于香农河一座小岛上的墓地，贝克特在诧异之余，用无可奈何的口吻说了一句“实在无需回去”。这不禁让人想起她的短篇《旧伤》，主人公在坐船离开小岛途中自问：“我为什么要葬在这儿？……为什么？那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某种没有名字的什么，给它冠名，等于剥夺了其真实的含义。”不过目前，82岁的奥布莱恩仍将继续留在伦敦，享受隐于市的孤独，因为她说：“我依旧感到心中有无穷的写作骚动，问题只是如何将它表达出来——找到新的方式，触及那些永恒的激情、执念和恐惧。”奥布莱恩以“最后的筵席”给自己的回忆录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