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人文精神 打造民族文化未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访谈

　　张光芒：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文精神的失落等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学校园。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不需要提 倡和讨论文学教育的问题，那时候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地就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自然也能够从文学经典汲取思想资源与精神营养，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往往 能够受到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但近些年来，大学生的文学热情在锐减，文学教育遭遇到极大的挑战。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学文学教育的现状的？你如何认 识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性？

　　徐兴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思潮、人文精神失落确实影响了大学的校园文化，但是话说回来，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对文学的虔诚也并 非正常的现象。那种对文学的渴望与热恋可谓纯洁而幼稚、真诚而狭隘，只有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80年代的文学阅读还能引发一种类似“启蒙”的热潮，而当 时的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可能已不再担当这样的角色。除了中国当代作品之外，许多当时中国大学生阅读的中外名著都是刚刚解禁的古代和近现代的文学经典， 在中文专业的教材与教学中还要适当地加以“批判”，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艺术更是圈锢在“自由化”的禁区，这样的“启蒙”是半开放的、变态的，不断和意识形态 的管控发生着冲突，而且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阶层。

　　应该说，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技术的引进，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化的市场、时尚的文化与新的大众传媒方式兴起，既中断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 “启蒙”，也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管控，消除了文学阅读的禁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是一种流行的、群体的、感性的文化，它兴起的同时，也使得精英 式的、追求自由和卓越的、个人主义的人文精神失落。世界的性质变了，原先的“真理”似乎也不存在了，文学艺术一下子成了浪子，甚至文学的形式都发生了消 解。随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接踵而至，在平板电脑上阅读的文学已不完全是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而是日常生活的消费品。这种新兴的文化一方面可能 是大众的、民主的，一方面可能是浅薄的、流俗的，它造就的人群不断地涌进大学校园，他们当然不可能像80年代以精英自居、以使命自负的大学生一样有些迷信 地崇拜文学，崇拜伟大的、经典的作品，他们和校园外的大众一样，不是没有热情，但相当一部分是寻求消费品的热情，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即便是得 了诺贝尔奖的作家和作品，也仅仅是明星和名牌消费品而已，这就是莫言得奖后文学书籍有了一点销售热度的真正原因。

　　文学艺术如何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恐怕首先还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学要想影响更多的人，就必须成为属于更多的人的文学，必须与新的科技与市场相 结合，成为大众的、民主的文学，这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但是，要让文学在抒发大众情感、满足大众趣味的同时，又充满理想与诗意，给人们以美的 感官享受和精神升华，让人们观照人性的伟大与无奈，就必须通过积极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和文学教育，从而塑造自己的读者群体。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形式源自 “说话”这种大众和通俗的艺术，其中不乏泥沙俱下的低俗作品，但在强大的古典抒情文学(诗)与叙事文学(史)的范式引导下，经过几百年的孕育，能够出现 “四大名著”这样伟大的作品。现代白话文学运动是由大学里的精英倡导的大众的、通俗的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新文化运动”的理想，所以现代白话文学的社 会文化影响远远大于现代白话通俗文学。

　　教育带有较强的主导性甚至强制性，任何社会文化都对教育有一定的信任，认为教育是成就人生的必由途径。大学文学教育责任除了普及文学知识、训练 学生的语言文字的表达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格与情操，提高学生的文化阐释与批判能力，传承、塑造和创新人文精神。大学教育也走向了国际化和大 众化，逐渐从过去的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大学的文学教育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因而也承担着更重的责任，不仅对文学的未来，也对大众文化的未来乃至民族文化 的未来起到双重的影响。孔子处在礼崩乐坏、贵族阶层衰落的时代，他却将贵族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诗》教作为他开创的平民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极其深 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诗歌传统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

　　张光芒：在您看来，当前大学文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呢？

　　徐兴无：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大学的文学教育包括其他一些人文学科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边缘化”。首先体现在中文专业院系规模与配置下降。中文 系科是一种办学成本低的专业。因为办学成本低，很多大学，特别是工科大学办的中文系科已流于与文秘、新闻传播、法学等混杂在一起的院系之中，或为了方便招 生，或充当公共课程教学。只有大陆的重点大学和台湾的知名大学，特别是有着近百年办学传统的大学还能保持中文学科独立、完备的学科建制和相对的学科优势。 但这种优势也是相对的，因为评估体制是按照理工科和社会科学的国际标准建立的，这些学科在国际上是同质的，可以统一衡量，但国际上的文学等人文学科多是异 质的，无法统一衡量，文学学科不能为大学争取国际公认的学术业绩，因此在资源配置等方面必然受到限制。

　　“边缘化”其次体现在通修性文学教育萎缩，主要是大学语文课程的撤消与低水平教学。自晚清创办新式高等教育，就设有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也是各 个学门通修的课程。1942年又创设“大一国文”课程，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余冠英、沈从文、王瑶、陈垣、启功等著名学者都担任过这门课程的教学，这 个传统在现在的台湾高校中仍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延续。50年代，大陆高校在苏联教育模式下中断了文学通修课程，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 长苏步青、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教授等教育家们深感于大学生语文能力的下降和中国文化的断裂，积极倡导开设“大学语文”，80年代在全国高校得到较好的推 广，但由于教育部从来没有明确将其规定为本科必修课程，大学语文一直没有在中国高校中获得大学外语教育那样的制度性保证。此外，一些大学里的通识教育中也 开设了文学课程，但也是自由选修课程，又多是作品导读与鉴赏类的内容，准入与准出门槛低，往往流于蹭学分的课程。在以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绩效为权重的 学科评估体系下，中文学科与院系只得重专业课程轻公共课程，一流的教师多不从事这门课的教学，教学水平降低。目前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倡导大学语文的一 流大学都不再普遍开设大学语文，但说到底，还是这门课不符合当下功利性的学习观，不能如外语技能那样成为各种晋升途径的敲门砖。

　　张光芒：您对重视“大学语文”的呼吁，我认为非常及时和必要。这些年从一些其他院校的同行那里了解到，有些高校的确把原本是必修公共课的“大学 语文”砍掉了，“大学语文”的受教群体越来越小，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教育被忽视的程度越来越大，这是很不应该的。那么，在您看来，当前的大学文学教育存在的 这些问题，是由于哪些原因引起的呢？到底是我们的大学文学教育自身出了问题，还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原因占主导？学校、教师、学生各个方面在其中分别起到怎样 的作用呢？

　　徐兴无：大学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一定是紧密相关的，互为因果的。英国教育学家托尼·比彻等写过一本《学术部落及其领地》(唐跃勤等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8)，书中指出：在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变成了目标明确的“大众化”，政府在政策和宣传上都越来越强调高等教育的职业培训功能，认为高等教育 除了有研究功能外，还具有为专业领域、工业、商业输送合格学生的功能。这就意味着不再强调学生个体心智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不再强调高等教育对社会的文化贡 献，不再强调非功利性的纯学习观。西方如此，而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喊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因此它的教育目标、取得的成就必将和出现的问题一起 和国际高等教育接轨。可以说，当代大学与当代文学一样，皆被全球化和大众化的潮流左右，从培育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向生产国际化的科技与文化知识、培养大众 化、国际化的人才转变。大学产品的科技与经济品质在提高，而精神文化品质在下降。我曾经参加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有关大学管理的研讨班，他们提出的一系 列瞄准国际一流大学的高效率的办学经验，都可以归结到他们明确提出的大学“企业化运营”的方针之下，但其中缺席的正是有关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和大学人文 精神的讨论。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主导的社会中，文学只能是休闲文化的消费品，在现代大学“企业”中，文学教育也只能是一种点缀品。

　　张光芒：这也就是说，虽然从大的环境到学校，从教师到学生，这些层面都对文学教育的萎缩有一定的责任，但相对而言，应该从下而上承担更多的主动 性作用。那么，教育方针体制、学校的措施制度、教师的主导作用、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这些方面如何形成良性互动，才能真正有利于大学文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在 新的社会环境下，切实提高大学文学教育质量，达到良好的效果，应该注意哪些新的问题？有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徐兴无：大学教育带有明确的理想与目的，其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方案是规定性的。大学的文学教育能不能成功，首先是制度性的保障。由于中国大学都 是公立大学，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与教育制度设计有责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以理工科为主导学科的国内一流大学也应该充分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大学具有 示范作用，比如南京大学已经提出“办最好的本科”的口号，如果文学教育成为缺失或弱项，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其次是教师的问题。文学教育是一种办学成 本极低的教育活动，但是对教师的学术修养和教学水平要求极高。民国时期率先设置“大一国文”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倡导开设“大学语文” 的是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些都是国内的一流大学，是有理想的大学。但是“大一国文”在中国坚持了下去，不仅有制度保障，而且有名师的保 障。而“大学语文”目前的不景气，不仅没有得到制度的保障，也没有名师的保障。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教授、博导上本科生的课程，说明重科研轻教学已是普遍现 象，更何况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本科文学教育呢？这两个保障是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根本问题，既是老问题，也是永远的新问题。

　　张光芒：最近，接连发生了复旦大学投毒事件、南昌航空大学腐尸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打架致死案，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尽管不能过分扩大 化，但至少说明大学教育出现了一些痼疾。有些媒体在反思这几个事件时，习惯援引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话加以评论，钱教授曾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 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这种评价对于其他的大学生也许有一定的针对 性，但对于投毒事件，对于马加爵等来说，却是离题太远了。后者根本不是那种理性的利己主义者，相反是毫无理性可言，在他们出事时更谈不上高智商、功利性和 精于算计，而是完全扭曲了心智。伴随着这种对待他人生命的冷酷和漠视的行为的，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

　　不少论者试图从加强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层面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出现，我想这也有点治标不治本。就此而言，恰恰是文学教育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例如文学里的情感教育、真善美的熏染、同情心的加强、人性的自我呵护等，从精神的根柢就远离那种变态和疯狂。因此，我们对于文学教育自身也应该有重新思考 的必要。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重新思考和建立大学文学教育理念？

　　徐兴无：这些问题固然不是文学教育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她有责任和义务来承担这个问题。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 相应地，文学教育的第一义是人的教育，何谓人的教育？是以人为目的的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是让人不沦为工具的教育，这是重新思考大学文学教育理念的 出发点。很多人都认为大学的文学教育就是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与修辞、说话技能或者对文本的理解能力，这是对大学文学教育的偏见与浅见，大学文学教育固然要 承担上述知识与技能培训，但这不是她的理想。儒家开创的传统教育目标是所谓的“成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说，“君子之学以美 其身。”顾炎武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都道出了文学教育和人文、道德教育的本质是对个人的心智与能力的培育。而在儒家看来，最重 要的心智当然是“仁爱”之心。其实西方的古典思想中也有这样的认识，《新约》中记载圣保罗的话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 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张光芒：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是教学的技术而已。”(《什么 是教育》)同样，文学教育也应该首先获得自身的本质。在我看来，文学教育在本质上是以创作文本与文学形象为载体，激发读者的审美想象力和主体的自由创造 性，通过对历史与人类、他人与自我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观照，有助于形成一种富有终极关怀与超越性的世界观，从而确立起既保持民族精神又符合时代潮流的个性和 独立性。从根本上说，这样的文学教育是“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结合体，它成功的关键不是灌输和教导，而是激励和启示，不是知识的积累和秩序的营造， 而是意志的塑造和个性的发展。这种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最大区别是它的“无用”，但正如许多教育家意识到的，它的“无用之用”正乃“大用”。您认为，大学文学 教育如何才能获得它自身的本质？

　　徐兴无：文学对人性的启发和爱的培育与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的理性教导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只有当个人在审美的愉悦与净化过程 中产生出自觉和自愿，道德和信仰具备情感的基础和意志的决择，它们对人性的感召才算是合理的。孔子将《诗》教列为第一，因为比礼教更为有效。白居易说： “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 言，华声，实义。”孔子最早概括出文学教育本质与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是对个人情感和思想的启发，让受教者自觉到他的“自 我”和“自性”；“观”是通过文学了解社会和世界；“群”则是用文学感召人们，所谓“群居相切磋”，使人们以同情和爱心“引譬连类”，推己及人。“怨”是 通过文学质疑、批判社会，特别是不合理的政治和非道德的现象。

　　此外，文学教育不是在课堂上欣赏、导读作品就能完成的，要能培育起学生的文学阅读与写作、创作的兴趣，知道读什么作品，并将文学修养转化为生活 情趣与人生理想。做到这一点非常艰难，因为当代大学中像孔子那样能和学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老师太少了，所以，大学应该以有效的政策和方式鼓 励优秀的教师从事文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教师实现自我的过程。

　　张光芒：您这个“实现自我的过程”的观点，让我想起雅斯贝尔斯说过的另一句话：“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颗心 灵唤醒另一颗心灵。”通过这一过程，教师的生命理想流淌在学生血液之中。这是对所谓“教书育人、薪火承传”真正本质的深刻理解。

　　南京大学文学院对于文学教育历来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也十分重视文学教育和素质教育。记得中文系曾经以“中文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获得国家级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您本人也先后主持或参与“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有关教学改革的重大课题。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主编的 《新编大学语文》，被许多高校作为必修课教材，有着广泛的认可度和影响。您认为文学院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经验？有哪些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徐兴无：明年，南京大学文学院将迎来她的百周年诞辰，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坚持真理而不追逐时尚的学术精神和朴实、严谨、创新的学风。目前由中国语 言文学和由其发展出来的戏剧影视文学和艺术学理论三个一级学科组成。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和文艺学相继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进而 整体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她和很多中国大学的中文系一样，承担着文学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非中文专业文学教育的任务。我个人认为这两类人才的文学教育 目标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教学内容与技能培养的层度不同而已。就大学本科教学而言，通过完成教学改革项目尝试实践教育理念是大学教育体制的常规做法，文学院 在这方面比较自觉，先后在几届系主任和院长的主持下，由许多教学骨干共同参与，完成了多个教育部本科教学改革项目，其中也有如“中文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中文专业研究型课程体系建构”等获得国家级教学奖的项目成果，我个人只是参与其事而已。项目、获奖只是相对的肯定，最重要的是你想通过这些行为实 现什么样的教育理念。顾炎武说的“器识”是一种解释与判断能力，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创造性地解释和批判文化遗产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解释和批判既受到历 史条件、客观条件与文本条件的制约，又要冲破这种制约获得自由，创造新的思想。在南大文学院的文学教育以及承担的学校通识课程教学当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的学术传统比较重视解释，而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学术比较重批判，但都希望自己院系的学生乃至其他院系接受文学教育的学生们无论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从事 什么样的事业，都是具有独立批判意识和高度人文精神的人。教学改革项目仅仅是提出一些理念，规划一些可行性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实践。

　　早在匡亚明老校长提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时，当时的中文系就承担了教材建设和课程教学工作，我个人也承担过大学语文的教学工作。上世纪90年 代以来，南京大学不再将“大学语文”作为全校必修课程，但也十分重视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文学院教师也积极参与其中。就近三年而言，文学院老师为学校各专 业开设了一系列通识课程，有27位博士生导师为一年级入校新生开设了27门以经典研读为内容的新生研讨课，位列全校之首。在部分院系的邀请下，一些老师仍 在坚持教授“大学语文”课程。文学院在文学教育方面还有一些特别值得介绍的成就，比如我院的莫砺锋教授在百家讲坛讲授有关唐诗和白居易的系列讲座，向大众 展示了南京大学知名学者的文学教育水平与人文修养。我们的戏剧文学教育成绩也非常突出，文学院的戏剧影视文学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生教育体系完备，在戏剧实 践方面不仅在大学校园中，还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从去年到今年由本科生温方伊创作、由吕效平教授导演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已成为中国话剧艺术的“事 件”。今年我们还引进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担任专职教授，从事文学教育，特别是文学创作人才的发现与培养。戏剧演出和文学创作是任何大学的 校园文化的重要构成，更是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形式，惟有这种实践性的、课外的文学教育，才能突破现代大学以课程教育为主的文学教育的局限性，达到“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这一切都说明文学院的老师们对文学教育怀有很强的使命感，因为在目前的大学管理与评估体制下，他们的科研压力巨大，专业教 学任务繁重。

　　2005年，时任系主任的丁帆教授有感于“大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和教育理念变革的必要，邀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朱晓进教授和我共同主编了《新编 大学语文》，这本教材有多大的影响我不知道，但确实率先倡导了一个新的“大学语文”教育形式，即以人文主题为教学单元，组合古今中外的文学与文化经典或名 篇，兼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文学艺术等向度的内涵，突破了过去“大学语文”教材以文体、文学史为脉络的专业教材体系和以道德修养与社会生 活为主题的素质教育体系，其目的正是彰显大学文学教育的人文精神，以继承和光大南京大学倡导的“大学语文”教育传统。

　　张光芒：那么，徐院长，您在主持文学院工作中采取了怎样的具体措施加强文学教育，有着怎样更详细的未来规划？打算如何推进文学教育的改革深入？尤其是有没有具体的打算如何把您自己的教育理念应用于教育实践之中？

　　徐兴无：我没有任何新颖的文学教育理念，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文学教育规划和打算，更没有能力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我所说的都是一些再浅显不过的老 生常谈。三国时的易学家管辂被人指责他讲的道理是“老生常谈”时，他说“常谈者见不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各种相关的场合，采用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向各种 人群重复、解说这些“老生常谈”，说服人们认识到这些“常谈”中有着他们忽视“不谈”的问题和价值，从而认可、理解、支持文学教育。教过“大一国文”的朱 自清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本《经典常谈》，大学文学教育的内容，其实也是永远的“经典常谈”，关键在于教师们如何遵循文学教育的规律，提高自身的学 养，做到常谈常新。教育是真正的文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