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余华新作《第七天》为何“轻”和“薄”

　　余华最新长篇小说《第七天》近日面世，昨天，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郜元宝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评价这是一部有新的探索但未能有所超越之作，虽有可读性但总体上显得“轻”和“薄”。他表示像余华这样的作家应该更耐得住寂寞，不必每隔几年时间就非要有一部长篇。“目前中国像这种‘轻’而‘薄’的长篇完全是市场主导的产物。”

　　副线太多冲淡悲情主题

　　“一开始阅读时不那么适应，尤其是‘第一天’和‘第二天’两章，我感觉不太像余华，语言相当粗糙生涩。读到‘第三天’，写到杨金彪领养杨飞，语感就恢复了；但写到生界和死界的频繁转换时，又不自然了。”郜元宝说，《第七天》延续了悲情主题和余华式的文学元素，其中最感人的还是杨金彪与杨飞的养父子关系主线，可惜并没有用足够篇幅来展开和表现，而是不断地被其它副线所中断、冲淡，有时甚至下降为副线之一。

　　另一处遗憾的是余华的语言才华未在新作中发挥尽致。郜元宝说，《兄弟》的语言虽然有些粗糙，但毕竟酣畅淋漓、汪洋恣肆。《第七天》的语言让人感到某种拘束和放不开，不知是否从构思到材料和写作手法没有经过很好的推敲就率尔操觚。

　　与网媒新闻互文未出彩

　　“小说把大量篇幅留给了搜集、概括和加以改写的中国社会最近发生的现象，产生了小说与网络媒体之间的互文现象。更具体地说，就是把在网络媒体上流传和引发关注的残酷新闻进行概括与局部改写，这是对经典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大胆改变，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小说的信息量剧增，缩短了小说和现实的距离。但这也向作家提出了挑战，就是小说是否能与今天在网络上看到的思考、控诉、揭露拉开一段距离，变成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展现作家独特的思考？”郜元宝说，读完小说，余华往日那种令人耳目一新、震撼得瞠目结舌的效果没有产生。

　　但郜元宝也肯定了余华在《第七天》“以死写生”，巧妙展开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构成长篇小说的整体结构方式颇见匠心。“余华用死者的眼光和情感方式对社会新闻提出解释与批判。因为隔着生与死的界限，就好像活着的读者正在接受一群鬼魂的访问，其中大部分是批判、反省、奚落，这种批判是严肃而惨厉的。问题是这种创新不够圆熟，余华让这些冤魂在生死两境之间频繁穿梭，往往不够自然，也为阅读带来一定障碍。”

　　引经据典是文化点缀

　　在采访中，郜元宝特别指出《第七天》的书名有失当之嫌。这本书扉页上摘引《圣经·创世纪》的话“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来确立书名的来源。“似成问题，不妨引起讨论，因为创世纪的语境与小说的主题或寓意严重不符，看不出非要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性。”郜元宝说，余华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兄弟》中他也引用了《圣经》中耶稣的一段教训，同样有断章取义之感。

　　“不少作家写到长篇小说时，为表示郑重其事，都要在扉页、腰封或小说中某个段落，一次或多次引入某种经典著作的片断，我们看了往往发现引用和被引用的经典文字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关联，不得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引用。这种皮毛的、零碎的、非常偶然的引用，令人感到有一些不适当。或者可以更严厉地说，这是作为点缀，用来虚张声势的，也进一步暴露我们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并没有一个稳定文化传统的依托，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根底。”郜元宝说，“我觉得余华的小说，包括上述喜欢引经据典的小说，恰恰暴露了他们和经典之间的距离，《第七天》之所以显得有点‘轻’与‘薄’，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 本报首席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