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地域性的独特书写——近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

　　一

　　在近两年来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儿童小说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图腾文化、游牧文明，以及由此洇进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心灵中的生态理念、家园意识都被进一步激活。

　　动物文学再度兴起，证明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写了《浪谷炊烟》《狼血》《狮童》等中篇动物小说，蒙古族作家许廷旺则连续出版了《马王》《头羊》《草原犬》《狼犬赤那》《罕山雪狼》《狼道》《火狐》7部长篇动物小说。此外，黑鹤的短篇《黄昏夜鹰》、许廷旺的短篇《沙松》，在书写古老传统、动物尊严等方面都有新意。他们几乎写遍了草原上具有灵性的动物。这两位作家，同是内蒙古东部地区人士，同是“70后”，但一个生长在呼伦贝尔的草原深处，一个生活在科尔沁的草地与庄稼地的交错处，一个是企业文化工作者，一个是小学教师。生活情境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他们即便是写同一题材，写来却各有其独特之处，因此笔下的草原动物们也就无比生动起来。这些作品，称得上“各式各样、多姿多彩”。如黑鹤写了一只名叫巴努盖的老牧羊犬，写巴努盖对书中草原少年的亲近，极具荒野气息，作者甚至从巴努盖的视角来描写草原的荒凉和广袤。而许廷旺写的年轻牧羊犬赛汗却是另一副模样，它对草原儿童是如此的依顺和依恋，作者通过赛汗一路上遇到蝴蝶、大青马、草原鼠、野兔时的情景，写出了草原的生机和活力。

　　不同作品的特色对比，凸显出当下动物小说的民族风采。“民族”、“地域”都是宽泛的概念，而优秀的动物小说都通过细部描述来呈现民族风情、地域风貌。书中对草原犬形象的刻画、塑造，洇浸了民族文化心理元素，渗漫着草原民族儿童特有的情感、情趣，作家的情思、情愫也自然地融进其中。读这样的作品，除了记住那些与人相依相存、可信可爱的草原动物，也会由此想到它背后的历史与现实，并产生内心的共鸣。这些动物小说所呈现的民族性、地域性是与儿童性融合一起的。这些动物小说中对民族地区诸多动物的细部描写，因为与民族儿童生活浑然一体，就总是充分、恰切地展现出民族作家的艺术个性，令人感到新鲜、新颖，使这些写给儿童的动物小说，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美感和艺术冲击力。

　　这些动物小说中所描述、所表现的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关系，正是生态文明、生态理念中的核心问题。黑鹤在《狼血》中曾细致地描绘牧羊犬诺亥追寻、捕杀一只在草原上到处挖洞、啃草的旱獭的过程，暗示着草原上人的生态意识、生态观念的由来。许廷旺在《马王》中非常细心地描写了沙尘暴在冬春两季频频袭击草原的情景，又写出了当下草原急速沙化的生态危机。而把现实中的生态危机写到极致时，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鲜明的质感，才能具体地展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这些动物小说中所呈现的风云变幻、草木枯荣的天地现象，所展示的物竞天成、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既是悠久的客观存在，也是悠深的艺术陶冶。而这一点正好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既定的丰富民族儿童智慧的精神高度契合。因此，作品中的动物们常常演变为一种象征，它们的种种故事也就成为一个个奇妙的寓言，从而使儿童动物小说更具哲理性。

　　这些小说虽然大都以动物为主人公，但都着意于刻画、塑造草原少年形象。如黑鹤作品中的那日苏、小巴特、阿尔斯楞，许廷旺作品中的敖登、达来，既表露出童心的纯美善良，以及人类与动物相互理解与关爱的一种默契，更张扬了草原上新一代少年血性、阳刚、硬朗的气概，彰显出草原民族心理素质在新时代的新发展。由此，作品巧妙地将原来的自然生态腾挪至社会生态，写出当代人“生态道德”的缺失，使新世纪草原少年正气一身、豪气满怀的精气神感染了读者。

　　显然，当下的儿童动物小说仿佛是从草原上传来的一支支悠扬的牧歌。浓郁的民族地域文化韵味、深厚的生命家园意识、鲜活的草原少年形象、强烈的理性和艺术冲击力，构成了它在发展中的特色。

　　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新人新作的出现。如侗族作家龙章辉的短篇小说《绝版牛王》，虽然只有万余字的篇幅，却极细腻地描写了牛在侗寨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描绘了侗寨人在斗牛节上对牛王勇武强健精神的崇敬心理。写牛王，就写出了农耕文明和民族精神。但在社会转型的时期，商品经济大潮也涌进了偏远的侗族山寨，淡化了人们对牛王、对耕牛的情感。作品中，侗族少年天运和他的妹妹阿月令人难忘，他们对牛王的真情和深情，激人反思。这样的作品，并不是早早地设定了倾向和目的，而是自然地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野，成功地避开了当下“一窝蜂”的动物小说模式，无论从取材、立意、文字，都执拗地追求和坚持一种文学理想和审美价值。作家的兴奋点在当下的现实。现实使他有了太多的灵感和激情。有灵感和激情才能有批判的力量和勇气，有力量和勇气才能有文字的深刻和朴厚。

　　由于儿童天性亲近动物，一些并不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动物散文，也常因作品中动物被写得活龙活现、语言运用得鲜活鲜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喜爱。如满族胡冬林的《山猫河谷》、维吾尔族艾贝保·热合曼的《放羊的日子》、纳西族人狼格的《世界的细节》，都很自然地揭示出人与动物关系的深层意蕴。这些作品，往往胜过那些刻意描写动物讨人喜欢的“姿态式散文”。

　　二

　　无论是强调哪一方面的文明建设，发展未来一代的创新、创造力至为重要。土家族作家彭绪洛一向主张少年们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倡导他们探险励志，并身体力行。近年来，已出版“少年奇幻冒险”系列、“少年冒险王”系列、“兵马俑复活”系列和“时光定位钟”系列等长篇小说。其中，“时光定位钟”系列包括《幽灵船》《骷髅旗》《假国师》《麦加城》。彭绪洛创作速度之快、作品之重，总是令人惊喜。作家自己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冒险行程，所神往的雄心壮志的梦想行动，以及珍爱生活、深爱少年、热爱理想的激情和冲动，全都汇聚在这一部部作品中。这些作品既能进一步激活少年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更能激发他们迎接挑战、改变现实的正气与勇气。

　　少年历险小说，在19世纪西方儿童文学中就已出现，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前苏联儿童文学中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彭绪洛善于借鉴、汲取前人的经验，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他的创作既是本土的又是超越本土的。“时光定位钟”系列中的少年主人公清江水，从名字到言行，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华少年。因时光定位钟的力量，穿越到600多年前的明代，跟随郑和船队下西洋。彭绪洛不受当下某些童书热衷于起洋人名、洋地名的影响，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中国少年在好奇心、求知欲驱使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写具有中国历史背景的幻想故事。这些作品既把握、顺应了中华各民族少年儿童的心理状态，也表现、揭示出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新一代年轻人不同的向往和追求。

　　彭绪洛的作品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有浓重的魔幻元素，使魔幻与科幻相交融。书中的一切情节，都缘于“时光定位钟”，但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故事的起因、产生、发展都有根有据、有始有终。如《幽灵船》中写清江水和小胖、张佳进入神秘山洞后，在暗红色的岩石层中发现了一个水晶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极普通的钟表。钟表下端有6个小转轮，转轮上显示有数字。清江水把数字调成他的QQ号——140607，竟使他在瞬间进入1406年7月，并在汪洋大海中遇上了郑和的船队。情节荒诞、怪诞，却自然、自如。

　　彭绪洛的小说处处设置悬疑，层层进行推理，侦察与侦探结合、冒险与探险一致，使作品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幽灵船》中，清江水在山洞里、在大海上、在船队上的所有遭遇，看似互不相干，却是互为前提，因果相连。少年读者会在阅读中生发一种探索、追究的兴趣，在理解中生成一种辩证、周密的思维方式。同时，其作品还具有一种诗意、幽默的表达。如《幽灵船》开头对清江水置身于水天相连的茫茫大海的情景描写，对一团蓝色阴影瞬间活转、似一条细长的飞棱快速游动的描述，对大榕树下深邃山洞中意外发现的描写，对破旧的时光定位钟的幻境变迁的描述等。这些描写都着意于穿越的神奇、变幻的美妙，着力于环境的渲染、氛围的营造，由此凸显了一个“险”字。

　　与此同时，许廷旺根据长时期流传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传说和上世纪40年代日本兵入侵的故事，写出了“草原冒险”系列长篇小说，包括《寻找忽必烈密码》《复仇的金像》《蒙哥密洞》。这些作品有着浓浓的传奇色彩，但书中所塑造的林不几等几个草原少年形象，所叙述的三个有头有尾的寻宝故事，都令人觉得很真实。这些作品类似于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的惊险小说。作品中，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弘扬了民族文化传统，表现了民族审美意识，并将现实和想象、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完美地融合了起来。

　　三

　　论述近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原创”，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这体现在前面所述的动物小说和探险小说中，也体现在儿童诗的创作中。

　　满族王立春的诗集《光着脚丫的小路》和童话诗《偷蛋贼》、回族王俊康极具朗诵性的诗作《向雷锋叔叔学习》、瑶族唐德亮的乡土诗《犁田》《秋之野》、裕固族阿拉旦·淖尔描写童年的诗《给我的扎西草》、佤族聂勒的抒情诗《牧歌》《如果》、布依族王家鸿的叙事诗《把一群羊赶到天上》、满族佟希仁的组诗《长白山下搭帐篷》等，各有异彩，又有共同的底色。那就是，南方北方不同民族的诗人们，都坚持了对现实的关注和儿童心灵的探索。

　　其中，王立春的作品既有想象的奇特，又有对民间童话的借鉴、汲取，使诗有故事的生动，使故事有诗的色彩。王俊康在有力的节拍、铿锵的节奏中恰当地渗入了对新时代的体悟和对现实的拷问。阿拉旦·淖尔、聂勒、王家鸿则从不同角度把牧区的童年引入诗歌，反映出了牧羊少年的辛劳和快乐、敏锐和智慧。唐德亮深知长者种田的酸苦和收获的香甜，却用别样的比拟来表现一种温暖、喜悦的感觉。佟希仁在优美地书写少年们进长白山露营生活的同时，深情地抒发了对抗联先烈的缅怀和崇敬。

　　应该说，这些作品的力量就在于原创性。例如，王立春的《花纽扣》：“这些野花/这遍地黄的红的蓝的野花/是草甸子的纽扣呢//这些花朵纽扣/系住了地上的绿草衣衫/再没有哪一片草甸子/离开地面乱跑//没有扣子怎么行呢/草也要系扣子/你看那敞着怀的干草/跑得到处都是//草甸子系上了一朵一朵的/花纽扣/真好看”。再如唐德亮的《秋之野》：“田野一片金黄/稻穗低垂。与小溪交流心事/一只白鹇携一阵清风/飞过。稻穗昂了一下头/大山上的树便红了/深了，远了/斑了/斓了”。从这些饱含民族情感、呈现地域色彩、洋溢童稚情趣的不同诗作中，可以看到民族儿童诗创作的态势。一首首儿童诗，虽然包容童年少年，笼罩万物万事，诗人提升的意象却都是各民族少年儿童最为喜爱、最感亲近的大自然和饱含情感、深藏意义的身边物。平凡的自然万物，经过童心、童情的浸渍和人性、人文的洇渗，构成为合乎日常、顺乎情理而又超乎寻常、异乎事理的奇谲的意象，并由此构筑了一种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神妙意境。

　　可以说，这些专心创作儿童诗的诗人，都挚爱民族文化，并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他们能够站在孩子们的立场上，天真、直观、好奇地面对一个辽阔、多变的世界，烂漫的情思承载着不同民族孩子们的梦想，承载着特定地域的生命的重量，使他们能够看到别的诗人看不到的不同民族孩子心中的大自然和小生物、大宇宙和小生命，能够感受到很多孩子还没有感觉、感悟到的历史大前行中的细小变动、现实大变革中的微妙变化。这就使他们的儿童诗有着别的诗人诗作所没有的文化的、艺术的特征。

　　中国传统诗歌既讲究品格、意境，又讲究诵读、吟唱的效果。这一首首儿童诗，虽都篇幅不长，读来却意蕴深邃而又铿锵动听，除情感真挚外，朗诵诗注重凸显意象的音响节奏，呈现为诗句音韵的和谐与和美。这些诗作看似不押韵，品读之下，却感觉每一首诗都有内蕴的节律。明朗、铿锵的节奏，明快、昂扬的律动，营造了一种欢悦、快乐的氛围。无论哪个民族的诗人，由于更加关怀民族儿童、关注时代变迁，在儿童诗创作中，都更明朗地表现出光大民族文化的自觉。除了更加注重语言精湛、布局精当，注意细节描写、情境描绘，这些作品还常常借鉴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艺术手法，把独一无二的生动性带给了诗中的万物万事，使奇巧成趣、奇异出新成为民族儿童诗的一种新的风格。

　　此外，校园小说和校园童话也别开生面。蒙古族韩静慧依然坚持书写她的校园小说。长篇《一树幽兰花落尽》写出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里，校园中不同民族不同家庭的少男少女的生活、思想、情感，并由此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思考、思辨重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深层地关注当下民族少年的精神境况，从而把她多年来对本民族少年从草原走进城市的思索继续往前推进。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韩静慧竟能以她柔软的笔，在历史和现实的烟云中凿开生活潜藏的暗道，将乡村、牧区与城市打穿，拓展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崭新视野，使校园生活的外延大大延伸。书中所描写的发生在校园里的不同民族少年之间的矛盾冲突，带有鲜活的现实感和时代色彩。

　　校园童话方面，以蒙古族陈璐的《笨鸟的世界》为代表。作品的主人公是天才男孩塔克，他可以自己看到、也可以帮助别人看到不同的人唱歌、说话或弹琴的声音。“我”的爸妈一向逼“我”弹琴，自从看到“我”的琴声似大冰山一般冰冷、冻硬，就一改以往的态度，任女儿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塔克也终于成为一名培养大音乐家的教师。作品以独异、奇异的想象，凸显出当今儿童教育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尊重个性，张扬个性。一向坚持用母语创作的蒙古族老作家力格登的蒙文童话《神奇的皮囊》写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少年在岔路口毅然选择了求知、探索、进取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历经艰难险阻，背负的皮囊竟变成了菱形的博士帽，牢牢地戴在了爱动脑筋的少年头上。这些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新的创意。

　　还应当提到的是，一向善于讲故事的老作家们也都有新作。如彝族普飞的幻想故事《鸡蛋发芽》、幽默故事《飞车少年李勇飞》，满族佟希仁的生态故事《农夫的儿子和蛇》、生活故事《辣妹》等，都紧扣时代脉搏，基于民族少年的现实又有所超越，并因此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四

　　有一些民族文学作品，并不是民族作家有意识地写给儿童的，但他们在创作中秉承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心存爱意，同情弱小，关怀民族儿童的生存境遇，关注民族灵魂的深层状态。因此，就能真实地写出民族儿童天地里的现实故事，并用理想之光照亮黯淡的生活场景，还由此反映出一段历史、一个时代民族心理状态的变化和发展。这样的作品，其实是民族儿童文学中很宝贵的一个部分，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些作品多视角地书写民族儿童的生活和心灵，既写出现实社会中的酸甜苦辣，更显出民族少年儿童的淳朴淳真、正直正气，使民族气质与时代气息、地域气韵与儿童气场融合一体。

　　土家族苦金的中篇小说《星星由谁点亮》，写生活中的阴差阳错，使才情横溢的白领女性与粗鲁多疑的乡村男人组成了家庭，生下了聪明不驯的儿子。在生活矛盾、性格冲突之中，人性的光辉逐渐点亮，童心的光明正在熠耀。作品中少年沙宝的倔强与至纯、上进与稚真，感人至深。回族女作家马金莲的短篇小说《柳叶哨》，写大西北穷乡僻壤里回族少男少女的生活变迁、命运遭际，写他们的善良心地、真挚情怀，写贫困少女梅梅的情感失落、无奈出嫁等等，细腻地展现了那一年代宁夏边远乡村生活以及伴随着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进程而出现的变化。

　　仡佬族肖勤的短篇小说《暖》，写12岁的山寨小姑娘小等，爸妈外出打工，后来爸爸酒后死去，妈妈没钱回来，奶奶患了重病，自己独撑着家庭。瘸腿的村小代课老师庆生因怕受到非议，不敢接受小等，以致奶奶去世后，小等在暴风雨的夜晚迷路了，触电了。作家所写，岂止是一个少女的悲惨遭遇，而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严重、残酷的社会问题。回族高深的短篇小说《猎人的儿子》写喇嘛沟老猎人常宝青因为救被黑熊追赶的人，又不想打死黑熊，反被熊扑倒，跌下悬崖而死。猎人儿子常春发誓为父报仇。但在遇到黑熊时，恰见大熊正护着两头小熊走出草丛，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就枪口朝天，放走了“仇敌”。作家固然着意写出少年心中的大爱大善，更揭示出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与现实状态。

　　藏族班丹的短篇小说《泉心》写“我”在泉边提水时遇到的一个七八岁的藏族小女孩嘎嘎。嘎嘎坐在泉边石头上，静静地望着天边的云朵、雪峰，脚边放着容量达10公斤的塑料桶。我来到嘎嘎家里才知道，嘎嘎阿爸3年前朝圣不见回来，阿妈有病躺在床上。而在瞬间爆发的地震中，阿妈也没了。作品蕴涵着爱与同情，更包含着批判与拷问。

　　有的作品想象极其丰富，接近于幻想文学，如维吾尔族巴赫提亚·玉素甫的《翅膀》，借民族民间流传的鹰孩传说，写维族男孩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中，梦想自己的双臂变成一对翅膀，堵上风口，挡住流沙。这部作品反映出生态危机的大问题。还有的作品高度关注现代化进程对于淳朴的民族少年的种种影响，以及由此生发的观念冲撞与精神束缚。藏族尼玛潘多的《琼珠的心事》有青春文学的味道，写初中毕业回乡的协噶尔村少女琼珠，喜欢穿牛仔裤，喜欢进城，内心有着美好的向往。但她的一言一行都为村人所不容。有谁能理解她的心事呢。作家写的是“琼珠的心事”，昭示的是许许多多至今还生活在民族乡寨的少年们的“心事”。题旨深刻而厚重，意义超过作品自身。

　　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是民族作家写的适于儿童阅读的各类散文。有写自然情愫、人文情怀的，如蒙古族席慕蓉的《贝壳》、陈晓雷的《呼伦贝尔童谣》，土家族向迅的《乡村笔记》，达斡尔族苏程明的《又是野鸭飞来时》，满族巴音博罗的《杂技与魔术》、关俊利的《努尔哈赤故里》《卢沟桥》；有写家园故土、童年记忆的，如彝族左中美的《与秋有关》、蒙古族鲍尔吉·原野的《皮表》、苗族朗溪的《写一节故乡》、毛南族孟学祥的《石头与土地》；有写当下生活、儿童现实的，如蒙古族唐新运的《院子》、佤族布饶依露的《寻找岩布勒》。

　　这些作品篇幅都不算长，却使人读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少年儿童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赋予民族儿童文学以现实和历史的厚度，引发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精神走向的深切思考，使还显薄弱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更为充实、更为丰富。

　　这些作品，可以从另一侧面给我们带来启示。由于这些民族作家分布在祖国东西南北的乡野山林，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层面较为广阔地展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少年儿童在历史进程中的生活现实，使民族儿童文学的故土叙事呈现出一定的多元性和层次感，又体现出更强的当代性和现场感，显示出在民族儿童文学领域中重续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和必要。因为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如今大都仍居住在山寨、乡屯、草原，这些作品对农耕、放牧生活的书写，仍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

　　这些民族作家不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写出了民族少年儿童的生活变化、情感取向，更在于他们将一种地域书写变成了一种文化审视，巧妙地从民族少儿的体察、体验切入，以一种旁敲侧击或隐喻暗示的方式，呈现自己对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的思考。也因此，这些作品不仅仅体现出全球语境中地域书写的独特性，还体现出在这种独特性中再现儿童小视野和历史大背景共存的民族儿童文学的独特的文化价值。

　　这些民族作家真实生动地描述了时代发展中新的民族少年儿童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难得的是，民族作家们并不只是满足于对民族少儿人物人情人性美的描写和赞扬，而是致力于写出进入现代社会，工业文明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入侵”民族地区时，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少儿，该怎样承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与时代一起前行。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中的民族少儿人物都生活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却都是独特的“这一个”。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赢得广大的各民族读者，关键还在于民族作家们在书写作品时所运用的基于民族文化心理、浸渍了民族情感汁液、饱含着民族生活气息的鲜活、鲜灵、鲜亮的文字。那才是作品民族性、地域性、当代性与儿童性的完整、完美的表达。回族马金莲、仡佬族肖勤、藏族班丹，都写了本民族的一个女孩，他们的思维、思想，语汇、语言迥然相异，各有民族特色和特征、民族风格和风韵，显得微妙而奥妙。

　　另有一种创作现象也值得关注。那就是民族作家们常常采取儿童视角，以儿童的口吻来讲述一个人物、一段历史、一种生活、一份情感、一段传奇。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还数回族马金莲，她的短篇小说《蝴蝶瓦片》《山歌儿》《瓦罐里的星斗》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又如藏族严英秀的中篇小说《苦水玫瑰》、瑶族安欣的短篇小说《二胡》、蒙古族任青春的短篇小说《少布的草原》等。因儿童的天真和单纯，使这些作品中的人和事都显得真实可信和格外亲切。有的作品也因此吸引了少儿读者，成为民族儿童文学的外围。

　　显然，在中国儿童文学百花园里，近两年来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花。动物文学怒放争艳，探险文学明丽夺目，校园文学别有洞天，从各个角度书写的多元化作品更是繁杂丰厚，构成了一种硬朗明快、素朴美雅的风格。它的姿态虽不显华贵，却有着独特的气质；它的香味虽不很浓烈，却飘逸着淡淡的馨香。民族作家们用真心感悟和拥抱自然万物，用真情感触和昭示体现在少儿身上的民族精神，因此，他们创作的民族儿童文学保持着独有的魅力，富有长远的生命力。(张锦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