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诗歌”与云南精神

　　一些诗人和批评家根据云南高原大地的本色，并按照地域特征，将云南的诗歌命名为“红土诗歌”或“红土地诗歌”。这种命名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当我要整体地论述云南的诗歌时，不妨借用这个名称。

　　在云南，生活着近30个民族的人民，这使得云南文化具有多元、兼容以及和谐共生的特征。几千年来，云南人晨耕暮歇、煮酒欢歌，区域地理的相对封闭使笃定、坚韧、自在以及诗意生活的传统长期流淌于他们的血液。这种传统构成了云南诗歌写作的潜在背景。

　　云南当代诗歌出现过两次大的创作高潮，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一大批军人在历经淮海战役、辽沈战役之后来到云南边地。这些人中，有军旅作家彭荆风，也有公刘、白桦、周良沛等投笔从戎的诗人，还有文学批评家冯牧等。这使云南的诗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产生影响，并引起诗坛的关注。但是这些引领云南诗歌走向新中国诗坛的诗人群体中，当时并没有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云南本土诗人出现。这一时期的诗歌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对云南的奇异山川、民族风情以及一些作家的军旅生涯的关注较多，但云南人敬畏天地自然、睿智于大形之外、宁静于自我之心、奋发于梦想尊严的文化元素、精神本核表现得并不是特别充分。改革开放以后，云南诗歌掀起了又一次高潮。于坚、雷平阳等诗人的相继出现，丰富和拓展了云南诗歌的空间。他们中的一些诗人有站在云南高原、放眼芸芸众生的辽阔胸怀。他们是以一种象征云南高远、开放、自信精神的全新面貌崛起于中国诗坛的。他们的写作体现出了可贵的“云南精神”。

　　说到这里，有必要阐明什么是我所理解的云南精神。其实，云南在地理和文化上从来都不是绝对封闭的状态。云南人对外界的渴望和对创新的追求并不亚于其他地区的人民。云南虽然僻处一隅，有时也能得时代风气之先。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数十万滇西民夫用血肉之躯筑就了著名的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使得中国内地的抗战在捉襟见肘之时能够维持半壁江山。在后来的滇西反攻期间，同样是云南人依靠双脚和双手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运送了上百万吨物资，用汗水和生命支撑了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的各个战场。是这些云南民夫和中国军人的鲜血，使具有维护尊严和自由传统的云南红土之色更加鲜艳。然战死军人有氏有名，而死去的民夫无名无姓，但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民夫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云南人。这应该可以总结为云南人开阔、高远的高原胸怀和坚定、担当的大山品质，也是云南人维护尊严、崇尚自由、无偿奉献精神的根本体现。

　　就是这种海的胸怀、山的坚定，孕育了影响每个云南人的云南传统。或者说，是因为具有这种传统，造就了云南人坚毅、自由和淳朴的品质。我认为，在这样开阔和坚韧的文化土壤之上，才容易生长出真正的诗人，才容易出现撞击时代之门的诗歌。

　　在任何时代，诗歌应该是一个民族集体精神和生活状态的体现。在人们看来，于坚的重要性在于，他从对时代转型的敏感入手，丰富了中国当代口语诗歌的表达。但我觉得，于坚是一位一直在内心歌颂云南这块沉默的边地以及他所见证的雄奇壮美的神圣高原的诗人。他的确是“一个选择了承担责任、作为现场存在的诗人”。他努力回到位于中国这个宏大变革中的具体的云南环境和故乡，尝试着回到世界文化时空中的中华文明故乡。我认为是云南开放、包容、神性、担当的力量在不断推动诗人的前进和思考，他用坚持个性的决心和维护多元的精神，跋涉于回到故乡的内心迁徙之路。于坚这位云南人的开放和创新精神，重新使云南诗歌迸发出诗的高地的迷人声响。

　　可以说，于坚、雷平阳等诗人的相继出现，使“红土诗歌”确立了在中国诗坛的地位。我同意雷平阳“是以诚恳的地方性视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义的喧嚣”的观点。云南的质朴传统和诗人在云南长山大水的生存背景，使他对云南的艰难困苦体验至深，并时常被云南的坚强品质所感动。他对故乡的悲悯、观照和热爱比任何人都显得热烈、深沉和真挚。雷平阳诗歌中的云南大地，是一个神圣的祭坛，他的内心一直在朝拜这片土地，并基于土地之根，不断审视变化的时代。大地的圣坛就是人性的圣坛，在这个诗人重建的精神圣坛之下，他的诗歌姿态甚至可以放得比一棵青草更低。而就是这种一低再低的姿态，使他的诗歌彰显出可以撞击天地人心的爱的恢弘气势。他的爱，在我看来并不偏执。雷平阳对云南大地和红土高原上形色匆忙的普通人群惜爱和关注的指向，和云南人善良淳朴、与人为善、敬畏天地自然的传统精神更为贴近，诗人的写作和诉求的理想与“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更为贴近。

　　对于云南诗歌而言，于坚、雷平阳等诗人仿佛当年的远征军一样，在中国诗坛进行了一场远征。这种远征，也像当年的远征军战士一样，带着故乡泥土的味道，从自己的故乡出发，又力图回到自己的故乡。只是这种远征，并无腥风血雨，而是完成于自己的心路历程。由此我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诗歌所包含的爱和观照，已经超越了诗歌本身的意义，进而上升至一种可以核定的精神场域和可以感触的人性之光。

　　云南是中国多元文化并存的最为丰富和典型的地区之一。云南灿烂的区域文明，以及和谐栖居的族群，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处世之道。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族，既能固守从祖先那里传承千年留下来的文化之根，又能去除惟我独尊和独断专行的心态。这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包容。这种传统成就了云南开阔、包容的精神，使每个云南人本身也变得丰富和动人，这种和谐共处的理念，是我们应当推崇和维护的文化意义上的差异性自由，也是云南传统和智慧应当得到世人尊重的理由。

　　云南人对外来的一切总体倾向于谦卑、承认与接纳的态度。他们尊重并学习外界的一切，以此来丰富自身，在承认和接纳之中，又从不缺乏审视和批判精神。我曾经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的批判性接纳”。也许只有这种批判性接纳的文化传统，才可能孕育出既能坚持个性、又能维护多元的红土诗歌和文化滇军精神。而所有这些构成了云南诗歌的底色。

　　在红土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力量和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在公刘、白桦等军旅诗人掀起云南诗歌创作第一高潮时，也有云南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存在。饶阶巴桑创作的《金沙江边的战士》等诗集，与云南的文化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个时期还出现了白族诗人晓雪等少数民族诗人，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在于坚、雷平阳等诗人推动红土诗歌发展的第二次创作高潮期间，同样先后出现了阿布司南、鲁若迪基、哥布、人狼格、聂勒、柏桦、柏叶、密英文等云南少数民族诗人，他们的创作大多出于文化自发和意识自觉，为红土诗歌实现内涵丰富化和精神多元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进入21世纪以后，在云南建设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的号召推动下，又涌现了艾傈木诺、泉溪、扎西尼玛、老六、爱松、尘埃、唐果、阿卓务林、温酒的丫头、陈衍强、曹翔、胡正刚、王单单等一大批各族汉语诗人。

　　至此，组成红土诗歌的多位元素和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诗人群体“成型”，基本形成了既有在精神上关照故乡的总体指向、又有丰富多元的创作风格的云南诗坛格局，形成了既有领军掌旗之人、又能包容诗歌万象的云南红土诗歌特色。因为多元文化传统和生存背景的存在，红土诗歌又能有效突破“集体英雄主义”的圆周，文化尊重与包容传统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云南诗歌生态群落，这种良性的氛围将使云南汉语诗歌的创作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想，当生长在红土高原的诗人们具备了“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锤炼了“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当我们能够在高处放开胸怀、能够在低处看见红土高原的圣光，红土诗歌必将对引领、歌颂、丰富和勘正云南精神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我们重新翻开云南近代历史的泛黄书页时，所有的云南诗人，都有理由为云南精神骄傲和感动，并如同我们共同的历史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李贵明(傈僳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