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我写的金庸不仅仅是个武侠小说家

　　十年后再推《金庸传》修订版

　　傅国涌 我写的金庸不仅仅是个武侠小说家

《金庸传(修订版)》 傅国涌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定价：48.00元

　　◎人物名片：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最近十几年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企业史、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等。著有《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另一种读法�

　　◎核心提示

　　倒转十二年，傅国涌没想过会写《金庸传》，更没想过会在今年推出《金庸传》的修订版。

　　武侠小说的长盛不衰让金庸这一人物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市面上关于金庸的传记以十个指头数不完，如何才能出新，平视还是仰视，这是个问题。

　　“我没有采取仰视的视角，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相关传记都仰视传主。一般而言，如果平视传主，不回避他人生中的负面内容，传主诚然会不高兴，至少心里不高兴。真正的困难在这里。”傅国涌说。事实上，2003年，傅国涌的《金庸传》初版出炉时，就曾经让传主“不高兴”了。

　　“我不推荐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认识我。”彼时，金庸对媒体的这句表态，让此书甫一问世便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最大的争议是，传主还活着，作者没有采访过传主。傅国涌说，他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传主。在他看来，只要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下笔是客观、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不是要为金庸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这一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

　　诚然，金庸会不高兴，但傅国涌还是在写。

　　谈金庸印象

　　金庸人生的缺憾

　　就是没上完大学

　　南方日报：《金庸传》初版面世已10年。期间您对金庸的认识有没有变化？

　　傅国涌：对他的认识大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但随着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对他的认识确实越来越深。他称自己“这一生经历极复杂”，他也的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无论涉及情感还是政治，都有很多外人无法知道的秘密。但是作为公众人物，他一生的遭遇和选择，大体上都有线索可循。特别是他办的《明报》、《明报月刊》和他的文章。

　　南方日报：金庸被封上了很多头衔和绰号，有人称他为“文坛侠圣”，也有人称他为香港“良知的灯塔”，在您心中他的形象是怎样的？

　　傅国涌：我认为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深受儒家传统影响，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同时长期办副刊、写电影剧本、写武侠小说、办报，都要考虑到香港市民的口味，带有很多商业社会的特质。他是中国文化和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商业环境融合的产物，他的大陆情结和香港身份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成就了他的报纸和武侠梦。他精明、世故，有洞察力，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该做怎么样的选择，他成为世俗社会万人羡慕的对象不是偶然的。

　　南方日报：最近“金庸在北大读博”一事备受关注，很多人评价他“活到老学到老”。您怎么理解金庸的读博情结？

　　傅国涌：这个消息再次惹起舆论关注，其实也很悲哀。每个人总有自己的缺憾，哪怕金庸这样的人也不例外，他人生的缺憾之一就是没有上完大学。1943年，他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读了一年就“被”退学，后来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一年不到，也没有拿到文凭。无论多少名牌大学请他做名誉教授，给他授名誉博士，他内心深处都并不满足。他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时，执意要做隋唐史、中西交通史专业的博导，遭到一些学院派教授的质疑。在这个领域他没有相关著作和论文。此事伤及他的自尊，也正好触及他人生的缺憾，他去剑桥读博，再悄悄到北大读博，大概都与此有关。

　　南方日报：前几年的教科书“金庸与鲁迅之争”也曾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您说过，这个世界需要鲁迅，同样需要金庸。您怎么评价两者作品的价值？

　　傅国涌：两者的小说不在一个层面上，很难有可比性。鲁迅为现代中国人构建了一个精神家园，一个可以一再回望的“故乡”；金庸不仅延续而且发扬光大了中国人传统深远的“武侠梦”，赋予了一些新的内涵。鲁迅的小说寄托遥深，对民族的解剖犀利如刀；金庸只是在提供娱乐品的同时，引入了人性的思考和一些文化的因素，这是武侠小说这个载体决定的。

　　金庸的才华、香港市民社会的需要、当时的特定时代环境，以及他的职业使他走上这条路。通俗文化到达这个高度其实已经难能可贵了。

　　我倒觉得鲁迅的杂文与金庸的社评更具可比性。鲁迅开创的杂文讽刺传统用一种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方式针砭时弊，曾赢得许多读者，但是这一文体的限度也是明显的。与鲁迅同时代的是张季鸾在《大公报》的社评。相比之下，金庸社评有老《大公报》的流风余韵，更直接地批评时政，对于时代的问题作出正面回应，阳光、明朗、直接。鲁迅属于文学史的，当然也将是思想史长久关注的对象，他的一些杂文对中国问题有过很深入的思考。金庸属于言论史、报业史，他的社评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历史研究的价值，但这不影响它们的价值。未来的新闻教材、评论课写作，其实可以拿来作为范文使用。

　　谈传记写作

　　修订版对金庸的“黄金时代”多有增补

　　南方日报：您说当年如果不是因编辑之约，不可能去写《金庸传》，何种动因促使您后来又对此书进行修订？

　　傅国涌：此书初版时留下了不少遗憾，没有看过《明报》、《明报月刊》是我一直耿耿于心的。有机会，这个遗憾当然要补上。我一直在研究百年中国言论史，熟悉《大公报》代表的文人论政传统。金庸早年的《明报》社评，他对“文革”的分析和预测，都是值得关注的。我从心理上接受写金庸的原因，是把他看作一个文人论政、文人办报的类型，而不仅仅是个武侠小说作家。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耗费时间去修订此书的内在动力。

　　南方日报：您认为成为一个好的传记作者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哪些？

　　傅国涌：一个好的传记作者要具备的条件很多，其中不可少的是对事实的尊重，搜集材料、甄别材料和使用材料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能真实地理解传主所在时代，有清醒的判断力和洞察力。

　　南方日报：为在世的人与为已故的人写传记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傅国涌：其实，重要的不是为在世的人或是已故的人，而是采取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传主。一般而言，如果仰视传主，传主是不大有意见的，而且乐意提供帮助。如果是平视传主，对传主人生中负面的内容也不回避，传主诚然会不高兴，至少心里不高兴。真正的困难在这里。对我来说，我只想客观地呈现传主真实的人生，拿材料说话，而不加添主观的想象。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能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地收集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我的发言权越大。当然，因为缺乏传主的帮助，一些细节上还是会留下遗憾。

　　南方日报：据出版方称，修订版的《金庸传》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具体增加了多少内容，能不能举些例子？

　　傅国涌：增加了约10万字以上的新材料，大致解决了几个大的具体问题。第一，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金庸为什么和香港主流舆论发生冲突？我找到了可靠材料，可以比较好地回答。他在《明报月刊》1993年1月发表的《功能选举的突变》毫不回避，作为“既得利益的建制派”，他“满意现状”，不希望变动太大、太快、太多。他对香港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他对香港的感情，他把香港当作了家园，没有客居感。

　　第二，他为什么认同北京。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我去年才找到，这是1972年3月1日他在《明报》社评上写的：“我们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有重大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大人民之福。

　　第三，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几次与党化教育发生冲突，中学时两度面临失学，都因为校长保护才过关。他在大学时代被迫退学，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满，却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左翼青年，成为一个革命者，而是始终保持了对读书的兴趣，以不左不右的姿态到了香港。我大致上也找到了答案。

　　南方日报：在搜集资料和实地探访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经历？

　　傅国涌：也谈不上有意思的经历，做历史研究常常是平平淡淡的。我只是到金庸早年生活、求学的一些地方看了看。在衢州石梁的下静岩村，一些老房子还在，依稀还有当年的影子，学生写的字还残留在房子的梁上。我们在石梁镇走访时遇到一位80岁的老人，向他打听抗战时衢州中学的情况，他执意换上干净衣服，陪我们走了一大圈。烂柯山也是金庸的旧游之地，到现在只有那山、那石头变化不大。我以前误以为石梁镇这个地名与烂柯山的石梁有关，其实毫无关系，还隔了一个衢州城。在香港的英皇道651号明报大厦旧址，我徘徊良久，叮叮当当的电车恍然就是80年代以前的样子，那是《明报》呆得时间最久的地方，他大量的社评是这里写出来的。

　　南方日报：您在修订版丰富了对金庸报人身份和办报情怀的叙述，删减的章节则主要是他卖掉《明报》以后的晚年岁月，这样处理出于哪些考量？

　　傅国涌：其实我真正要写的不仅是金庸这个人，更是这个跌宕不定、大起大落的时代。初版虽然以他的报人生涯为重心，但当时因掌握材料的限制，对他的“黄金时代”即1959年到1989年的叙述还不够，这次在这方面有很多集中的增补。在他晚年，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卖掉《明报》以后的20年，他跟时代之间已没有多少互动，或者说他已不构成对时代的多少影响。这20年是他享受盛名、鲜花和掌声的晚年，在他整个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并不重要，而且有关他的消息媒体都报道过，网络时代很容易搜索到，我在修订版只用了不到2章的篇幅，只讲了几个比较有争议的事情，比如涉及他的新闻观的变化、他从做博导到读博等。

　　谈研究心得

　　我所做的谈不上“对偶像的颠覆”

　　南方日报：有人评价，您在对金庸、李敖和王朔等偶像人物的“颠覆”，与在对张元济、向继东等一批淹没无闻的人物的树立之间，贯穿的其实是一个相同的逻辑，即现代价值的建构与坚守。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傅国涌：其实我所做的也谈不上“对偶像的颠覆”，我只是对他们有过一些批评而已。我发掘的也不是淹没无闻的，比如张元济在出版史上就是影响巨大的。现代价值的建构与坚守，是我认同的。

　　南方日报：您长期关注知识分子命运史，那么是从何时开始从“私人记录”的角度解读1949年这个时代转折点上的知识分子心路的。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您又如何看待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命运？

　　傅国涌：2003年春天，我在西湖边的苏堤漫步时突然明确想到的，虽然此前就已经重视并这样做了。由此我决定写一本《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其实，比这本书更早的《叶公超传》写了一个文人从政的类型，叶公超本人不写日记，我就是通过他的很多师友(包括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季羡林等)的日记、加上回忆写的。

　　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情况各不相同，很难一概而论。如果一定要说，我觉得他们多数人对未来是抱着善意的期待的，他们对自己将要面临的不测命运并无确切的估计。当代知识分子就更不可一概而论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知识分子就像一地散落的珠子，滚到各自不同的角落去了，或者屁股决定脑袋，或者出于更复杂的人性，不同的人做出或将要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很难整体地说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命运。就个体而言，人们会有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同的命运。当然，谁也免不了处在整个中国的命运当中，没有人能在时空上得以幸免。我们在生活，生活不在别处，这就是命运。

　　南方日报：进行了这么多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您觉得这给您带来的最大乐趣是什么？据说您曾表示，学者在本专业之内必须有点“刺猬”气质，在非专业领域则当一只“狐狸”，您认为您是哪种类型？

　　傅国涌：我说过，回望过去不是怀旧，而是寻找，找到一个通向更美好的自由、开放社会的起点。我始终相信，历史中埋藏着新的种子，过去可以孕育出未来真实的生命，将复杂的历史事实复杂化，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不断努力可以逼近的，历史研究不仅有探寻真相的乐趣，同样充满未知的乐趣。

　　我一直记不起我曾说过这句话，“刺猬”和“狐狸”的说法好像是西方某个知识分子说的，我印象中也没有引用过。此前也有人写文章引用这番道理，说是来源于我。我其实从未想过自己属于哪种类型，我只想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并尽我所能地将手头的事做得更好。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刘长欣 实习生 栾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