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这位出生于清末的百岁老人，历经世纪沧桑，近些年反复提倡要有世界观，扩大世界观，强调“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他说，“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能活过百岁的人不多，而过了百岁还能保持思考和写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今年虚岁108岁的周有光先生是其中一位。

　　周有光传奇的学问探索之路，大体可分三个阶段。50岁之前，周有光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曾被中国一家银行派驻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1955年，他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转而成为语言文字学家，并取得卓越的成就：他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创建了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推动中国人加快跨入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85岁，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开始了他称之为“随便看书”的时光，读世界历史、世界文化史方面的资料，“一看呢，我就发现有一个知识的海洋，我是文盲，要赶紧扫盲”。他开始研究文化问题，耄耋之年成为一个文化学者，百岁之后还笔耕不辍。

　　近日，15卷本的《周有光文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收入这位世纪老人除经济学著述以外其他全部已经发表的著述。

　　“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    

　　文化学者周有光提出的论断之一，是“双文化论”。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一度主张，“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一说法曾引起很大反响。周有光不赞同，他99岁时写的《四种传统文化略述》一文认为，把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西欧或欧美文化，这种流行的“东西两分法”不符合客观事实。

　　他研究得出，从地区分布来看，欧亚大陆上的众多文化摇篮渐渐聚合成4种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西欧文化扩大到美洲，称西方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西亚文化合称东方文化。东亚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部分，不能代表全部东方文化。东亚文化以华夏文化为基础，南亚文化以印度吠陀文化为基础，西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基础，西方文化以希腊和罗马文化为基础。

　　4种地区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人群活动范围的扩大，聚合成覆盖全球的国际现代文化，同时保留各地的传统文化。凡是能为全人类造福并受到全人类欢迎的事物和意识，聚合成“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凡是没有被全人类认同的，仍旧保留在传统文化之中，进行自我完善化。现代是地区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相辅相成的“双文化”时代。如今通观全球，到处都是“双文化”现象。

　　周有光指出，“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便是东风压倒西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些说法都只看到人类文化的平面分布和水平移动，没有看到还有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平面分布和水平移动，就是4种地区传统文化及其往来流动；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是地区文化之外还有不分地区的共同文化，即国际现代文化。

　　那么国际现代文化是否就是西方文化呢？周有光认为不是，而是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流。只不过西方科学发展较早，国际现代文化中含有西方成分较多，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也都有不可低估的贡献。

　　周有光形象地描述说，“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他还说，文化像水，从高向低流动，不能筑坝拦截，否则堤坝一坍，势必溃决。

　　儒学要跟“德先生”“赛先生”握手

　　国际现代文化的兴盛和覆盖全球，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衰亡，但传统文化需要作适合于现代的改进。

　　周有光主张儒学的现代化，他认为，儒学的历史任务是维护帝王政权，建设稳定而繁荣的封建社会，在两千年中作出了伟大的成绩。儒学不仅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儒学中有跨越时代的至理，例如，反对迷信，重视现世；反对愚民，重视知识；反对暴力，重视和平。

　　“孔子、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许多高明的说法，非常了不起。”他说。而让儒学为“后”封建时代服务，责任不在孔夫子，在今天的一代，即如何使儒学现代化。

　　他指出，儒学现代化的原则应当包括：除去封建性，建立现代性：例如，“君为臣纲”要改为“官为民仆”；除去保守性，建立创造性：例如，“述而不作”要改为“述而又作”；除去玄虚性，建立实用性。

　　“概而言之，‘民本理论’要跟德先生握手，‘格物致知’要跟赛先生握手。今后应当充分发挥‘孔子圣之时者也’的精神，把原来为封建服务的古代儒学，变成现代儒学。”

　　相较而言，他并不推崇道家学说，“它有最重要的两点是不对的：一是提倡愚民政策，比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一是无为政策，退回原始状态。我不是完全否定道家，但有这两点我就不能相信它。”

　　2009年他104岁时撰文指出，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这位出生于清末的百岁老人，历经世纪沧桑，近些年反复提倡要有世界观，扩大世界观，强调“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他说，“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这可算周有光的一条治学心得。他认为，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即便是研究中国历史，不看世界都不行。他本人精通英文、法文和日文，“我没有什么旁的本事，稍微有点小小创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世界，拿国际的知识来补充中国的知识，就很容易得到成果”。

　　这也是周有光观察世界的重要方法。他始终有一个无形的坐标，纵轴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发展历程，横轴是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他以此定位、观察国家的发展和走向。

　　他探寻人类历史的发展轨道、发展规律。他研究判断，人类文化的发展步骤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从专制到民主。三、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神学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而科学讲“实证”。

　　他相信，“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采访中，记者问这位世纪老人最近在关注什么，他答，关注全球化。此前他曾撰文称，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城邦聚合成国家，国家聚合成多国联盟，多国联盟聚合成世界组织“联合国”(UN)。城乡贸易聚合成全国贸易，一国贸易聚合成地区多国贸易，地区多国贸易聚合成“世界贸易组织”(WTO)。一国文化聚合成多国文化圈，多国文化圈聚合成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而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

　　他将2001年中国“入世”成功看作一件大事，认为标志着21世纪的中国准备走进世界，中国将从“天下中心”变为“世界一员”。但周有光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只是产品进入世界，不是人民进入世界。只有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为此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扩大视野就是要从世界看本国，而不是从本国看本国；要从世界看世界，而不是从本国看世界。常识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是“五四运动”所要求的科学和民主。

　　“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在周有光看来，他一再提倡的这个观点可以用在每个方面，既可以是国家大事，也可以是个人生活。

　　老先生的听力几近丧失，但借助助听器或笔谈，可以顺畅地交流。他健谈，思路清晰，谈到酣畅处就哈哈大笑，有时还用指关节敲击桌子。结束采访时，他呵呵笑着说，“你们对我的话要有独立思考。”　　

　　“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怎么理解“知识分子”？

　　周有光(以下简称周)：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几个特点：第一，认识文字，不是文盲；第二，知识分子有大有小，小学毕业不能算知识分子，中学毕业勉强算，大学毕业可以算，但一定不能满足，不一定要留学，但要不断地补充自己的知识。大学毕业就有了补充知识的能力。要不断地看书，看世界的东西，当然也要看中国的东西；第三，要有独立思考，这最重要，没有的话你这知识分子搞不好。没有独立思考实际上不能算知识分子。

　　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要看到古代，要看到世界，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这样子才是知识分子。

　　记：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需要独立思考？

　　周：读中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这样讲。我读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章程中就讲清楚，不是要培养专家，而是要培养有独立思考的完备的人格。孔夫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提倡独立思考啊。如果把教育当作引导，叫你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这对吗？这不是科学态度。

　　记：那您在有生之年有没有失去过独立思考能力？

　　周：没有。可是我有错误的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不一定都是对的。比如，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包括我在内，许多人都有“左倾幼稚病”。

　　国民党里许多重要人物都是我同学，共产党里面我跟周恩来抗战时期就熟悉了，可是我都不参加，我要有独立的人格。

　　记：为什么不喜欢做官？

　　周：因为我喜欢做学问。一做官就没有工夫做学问了。我们单位的领导多少次要让我兼一点行政工作，他说你不兼一点行政工作，工资都不好涨，但我宁可工资少一点。

　　(人生的选择)有一种是搞权力，就是做官；有一种是搞财产，就是做生意。你要了这个，就不能要那个，要学问就不能要权力，要了学问就不能要财产。

　　记：那您告别以前的“左倾幼稚病”了吗？

　　周：“左倾幼稚病”现在是不搞了(笑)，也不单是我，许多人都不搞了。人啊，是会糊涂的，我的青年时候也是很糊涂的。老实讲吧，人家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清醒过来的？我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清醒过来的。要清醒不是容易的，要重新思考。

　　记：那为什么你们这些受了独立思考教育的知识分子会集体犯错误？

　　周：历史上有“时代思潮”这个名字，一个波浪来，大家就跟着波浪走，波浪的力量很大，你会受到影响。青年经历不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差了。

　　记：您一生中有没有不得不说的假话、违心话？

　　周：没有什么。我是搞学术的，假话不是学术嘛。什么假话、真话，我晚年才听到这种说法，从前没有人这么讲。话么一定都是真的嘛，还有假的吗？

　　记：那在一个曾经谎话漫天的时代，怎样保持说真话？

　　周：谎话漫天的时代就是“文革”。那我就不讲话。我也不会讲假话，我做学术研究，当然是真话，假的就不是科学嘛。因为我不搞政治，所以受的压力比较小。

　　记：古代的知识分子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您讲“历史进退，匹夫有责”，为什么？

　　周：古代的“天下”是中国啊，不是世界。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嘛，所以我把它改了几个字。

　　记：那“责”是指什么呢？

　　周：就是责任。什么责任呢？希望国家往进步方面走。怎么走呢，我相信人类进步有一条轨道，像运动场里的跑道，世界各个民族在同一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偏离跑道重又回归，有在道外徘徊终于上轨。这条道是大家走的，掉队的还是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