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女作家罗洪：见证世纪文学沉浮

罗洪近照

罗洪(中)与巴金(左)朱雯(右)

罗洪发表于《上海文学》2009年6月号上的小说《磨砺》。

　　上世纪90年代，文学大家柯灵主编的《虹影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被誉为民国十大女作家的冰心、丁玲、萧红、凌叔华、罗洪等人的代表作品被收于其中而成为经典。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唯一健在的罗洪成为硕果仅存的作家。

　　更令人称奇的是，2009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罗洪近二万字新作《磨砺》赫然登场，据了解，小说完成于当年2月。啊，100岁！罗洪还在写小说。我不由肃然起敬。为此，近两年我曾两次登门造访，有幸拜见这位“人瑞”。我心仪于这样的拜访，倾听文化老人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我也迷恋于旧闻中获得新闻。

　　然而，日前我欲再去看望这位前辈时，电话那头传来了她家阿姨的声音：“罗老师的身体近来不是太好，行动也不大方便。”我理解阿姨的意思，遂送上了深深的祝福。采访虽不能成行，但两次见面情形历历在目。罗洪老师听力不是很好，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但思路完全清晰，一口松江乡音听来亲切。当你坐在她的面前，与一位曾蜚声文坛的世纪文化老人交谈，我真的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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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夫妻

　　相濡以沫六十年

　　罗洪，原名姚自珍，1910年11月出生于上海松江。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起开始发表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离沪，直至胜利后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后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后，在《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杂志担任编辑直至退休。先后出版《儿童节》《腐鼠集》《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短篇小说、特写集12本，《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长篇小说3部，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3卷。

　　罗洪老师告诉我，她登上文坛，跟两个人大有关系，一是她的爱人、翻译家朱雯，罗洪称“伲(我)先生”；另一位就是当代文学大师巴金。

　　1929年，罗洪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家乡在松江第一高级小学任教师。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于同一杂志的10月号。

　　这时，罗洪认识了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的朱雯。朱雯1928年就开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并创立了文学刊物《白华》。当罗洪看到杂志上刊有郑伯奇和苏雪林作品时，很感兴趣，于是写信到编辑部想邮购，就此知道了编者朱雯。当她发现这个志趣相投的编者竟也是松江人时，趁朱雯春节回家乡，便相约在醉白池见面。从此，鸿雁传书不断，两人畅谈各自创作的情况，交流对新作品的感受。

　　老练的朱雯不仅谈论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还用自己创作的体会，去印证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罗洪深受启发。那时，朱雯爱读沈从文的小说，且经常得到这位来自湘西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指点青年的长信。每每读了沈从文的信，罗洪更是受益匪浅。不久，两人将他们的交流合作出了书信集《从文学到恋爱》。

　　一年后，罗洪和朱雯喜结连理。那日，真是高朋满座，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等纷纷到场祝贺。当时在青岛的沈从文，也写来了幽默、风趣，有着沈氏特有风格的贺信，信的最后，是散文一样的祝福：“天保佑你们，此后尽是两张笑脸过日子。”

　　可两人结婚没几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家不得不背井离乡，先后辗转于桐庐、长沙和桂林等地。“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郭沫若在长沙时写给夫妇俩的这副对联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尽管生活颠簸，却没能阻挡两人创作的热情。这个时期，罗洪文思泉涌，写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及汉口、长沙等地的报刊上发表。

　　朱雯是国内全面译介德国作家雷马克的第一人。《西线无战事》《凯旋门》《流亡曲》《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斯本之夜》《三个战友》，雷马克一生所著11部小说，朱雯翻译了6部。文革后，翻译作品纷纷重印，但朱雯说不经过修改绝不能出版。过去迫于条件限制，他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所以对老译本不甚满意，于是决定重译《凯旋门》。

　　可朱雯当时的心脏病情最让家人担心，先是心律不齐，后是阵发性房颤。罗洪回忆说，病情稍微稳定一点，他向我们保证每天只动笔两小时，事实上两小时刚好在“劲头”上，他哪会甘心停笔，一天总要工作三个多小时。稿子未改完，病情加重。朱雯拿出一个小本，上面写着所有人名地名的新旧对照表，交代完罗洪一切才放心地去了医院。就这样，余下的通读和修改任务落到了罗洪身上。40万字的重译稿在罗洪的帮助下终于完成，《凯旋门》首印20万册，受到欢迎。遗憾的是，1994年，朱雯未及看到新书面世就长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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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出了我的第一本书”

　　提起往事，罗洪难忘文学大师巴金对自己和朱雯的关爱。

　　朱雯与巴金相识是从普通读者开始的。朱雯钦佩巴金的才华，以读者的名义写信向作家谈心请教，没想到，巴金很快就回了信。从此两人书信不断，虽素昧平生，却像是熟识的朋友。朱雯把每次通信的内容告诉正在热恋中的罗洪，让其分享自己的愉悦。他们觉得巴金不仅讲诚信，对社会也有很强的责任心，商量后决定到上海去见他。他们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见到了正在写长篇的巴金，相谈甚欢。不久，巴金到苏州回访了他们。后来，还受邀来到松江，赏玩佘山，品茗聊天至深夜。

　　罗洪告诉我，巴金当时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有一天，巴金主动对她说：“我看你发表了不少作品了，够出一本集子了吗？有五六万字就够了。”接着又说：“有空把它编起来。”就这样，罗洪的第一本小说集《儿童节》在巴金的关心下诞生了。罗洪说，除她外，还有刘白羽、萧乾、陈荒煤等人的第一本书都是经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解放后，巴金当选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协下属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创办时，罗洪是小说组组长。罗洪没忘记，她有问题即向巴金请教，从编辑思想到稿子审定，巴金毫无架子，都给予她直接的帮助。

　　还有一件事最令罗洪难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雯翻译雷马克的长篇小说《凯旋门》、《流亡曲》两部译作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解放后，朱雯潜心翻译苏联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当时，他手头只有一种英译本，很想找一本俄文版的，但走遍各大图书馆都没找着。一天，无意间与巴金谈起此事。想不到的是，没多久，巴金竟把一本装帧精美的俄文版《苦难的历程》交到了朱雯手中，激动得朱雯无言以对。更令人感动的是，罗洪后来从巴金夫人萧珊口中得知，他们家搬到武康路后，书还没来得及整理，为找朱雯那本书，那次巴金翻遍了藏书堆。

　　3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解放前后出版短篇小说、散文、特写集和长篇小说达十余本。1980年后，又为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书”自选了一本集子，取名《践踏的喜悦》；还有新编短篇小说集《倪胡子》、“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群像》、短篇小说集《浮蚁集》、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民国小说经典《薄暮的哀愁》等。

　　读罗洪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时间的隧道回顾到历史的昨天，而且又能强烈领略到她那独特的笼罩全书的一种哀愁伤感的氛围。 罗洪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她摄取生活的能力与把握题材的技巧。在她的作品里并无复杂错综的故事，而以侧重人物性格刻画见长，特别是细微精致的心理描写，竭尽当时的人情世态，在她那几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别的作品里，依然浮现出她作为女性那种特有的丝丝情状。

　　著名学者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这样说道：“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曾经为她出过书的出版家赵家壁在谈到罗洪旧作《春王正月》时也说，罗洪与上世纪30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

　　但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文革”中，她被迫退休。直到1977年来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百花竞放，她那颗“死”了的心，重又跳动。

　　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她相继在《上海文学》《人民日报·大地》等全国各地著名报刊上发表作品。她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及反映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为研究新文学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作为一个世纪的文学沉浮见证人，她的作品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等重要选集中。

　　作者手记

　　一个与文学结缘的人，他(她)的写作可能就是一辈子。罗洪老师堪称代表。我记得那天，她从书柜里取出那本玫瑰色封面的《上海文学》，说：“这里有我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完成于2009年2月。没想到，6月份就刊登出来了。”

　　我接过杂志，罗洪老师说：“编辑部送了我一些，我又买了不少，但不知道要的人那么多，全送了，只此留下这一本。你可带回去看看，但要还我。”老人笑了，依然那么随和，依然那么认真。

　　翻开这篇封笔之作，我仿佛看到老人在灯下孜孜写作的身影。小说跨越时空半个多世纪，叙述了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反右”运动中遭遇冲击，最终获得平反的故事。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人物的赤子之心与爱国情怀。

　　太难得了！作为世纪文学作家，健在的已寥如晨星，而百岁罗洪坚持创作并推出小说新篇，这在中国文坛实属罕见。

　　太阳从东升到西落，每日都给人类留下光和热。罗洪“凭着一种对人类社会广博的爱，以及深厚的热诚”，为20世纪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自己的无限赤诚。她曾说：“天下每一条成功的路，都崎岖不平，每一件成功的事，都无可幸致，各种艺术品的创制，都漫无止境。这需要不断的努力，一种默默的坚毅的努力。”她的这种真诚和努力，将是留给文学史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