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作家冯杰的散文集《捻字为香》近期在台湾出版，这是他最近三年里在台湾出版的第四本散文集。在大陆写作，在台湾获奖、出书、被人关注，这些年来，作家冯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生存状态。是冯杰的文学风格使然，还是大陆的文学生态出了问题？冯杰究竟是如何一路走来的？他为什么而写作？为了揭开这诸多的为什么，晶报记者近日对冯杰进行了采访。
条灵动的童话木刻”，把我的诗称之为“构思巧妙，意象丰饶，丰润天成”。这些评语基本上概括了我当时的诗风。痖弦先生是海外文坛推介我的文学老师之一。他夫人张桥桥女士对我说过：在文坛痖弦是一位“福将”，谁和他交往都“有福”的。
在这之前我已在台湾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三大报纸上发表过作品。
晶报：获奖，尤其是频频获得台湾文学奖对你的创作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从余光中、张晓风、李瑞腾、林清玄、陈芳明到应凤凰、罗青、张瑞芬、张辉诚等，台湾文坛老、中、青三代对你的散文可谓“好话说尽”，但你是一位大陆作家，大陆却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大陆文坛的某种缺失？
冯杰：获奖是一种外在的认可形式，除了“文运畅通”，未必证明你的文学质量。但它有一个最明显的现实是出版社可以在书腰打上“获台湾文学奖最多的大陆作家”一行字样。
我写了20多年大陆才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田园书》，照这个速度算，当我这样的作家靠版税谋生早晚要饿死。我的散文在台湾不断出版，为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的台湾九歌出版社陈素芳总编说我的散文是“识者都爱”，不读便罢，凡是读到冯杰散文者都会喜欢的。
我不想有更多人喜欢，世上能有十个人来一字一句来读我的作品就已满足了，我喜欢为一小撮人、一部分人来写。我的文字节奏缓慢，加上自己不上网，没有微博、博客，只是自写自画，自说自语，这种懒慢状态在一个与时俱进的年代形同落伍，加上自己写的多是乡土器物，这在一个追求市场化、畅销书为主的大陆出版界，就不会有怀揣文心的出版人冒赔钱之险来欣赏自己，我也理解，深知书缘未到或没有因果缘分。
我写的不是台湾文学，也不是大陆文学，我写的是中国文学。
文学创作宛如一场马拉松赛，但它不是人生里的全部和所有，其中的一场你得慢慢来走完它，还要一边欣赏两边的景致。我有蜗牛的耐性，会一直往前细行慢爬的，自己只要自信，迟早能接近或者爬到要去的那一块青砖或翠竹上面。
晶报：你在20多年前就创造了一个“北中原”符号，20年的创作时间里，你一直围绕其写作，可谓“固执”，文坛上曾称你为“北中原的圣手书生”？
冯杰：我笔下的“北中原”不是具体的地理名词，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名词，主要是受沈从文“湘西”和福克纳“邮票般故乡”这些文学符号的启发。我编制了一个四面透风的文学篓筐，把自己要表达的都装到里面。
纸上的“北中原”文学疆域狭隘地说只是豫北，后来写远了，也未尝不是以文字在辐射中原大地。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出发的文学原地，一个作家要在上面种植生长自己的植物，四周要弥漫自己的文字气息。
我从小跟随外祖父母在豫北乡下长大，他们教我感恩、悲悯、宽容，且与世为善。那里是我的文学之源，生命之根，让我通文脉，接地气。如今面对那块折腾过的土地和逝去的亲人，国在山河破，我做的事情是在捻字为香，以文还愿。
谈散文
写散文也是一件提心吊胆的事
晶报：就我的个人感觉而言，你的诗歌创作在大陆诗坛已经达到了颇高的境界，但是后来一直不见你新的诗作，而散文写得越来越多了，这种转向意味着什么？
冯杰：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未见到我写的诗未必就是我不写诗了。形式对一个诗人不是唯一，一时诗人也就是一世诗人。
小说是一种狗皮膏药，需要紧紧粘贴在现实的狗肚上，诗歌是要在天空飞翔的一种形式，散文则要紧紧匍匐在大地上，用来聆听大地上露水草木和万物之声。
晶报：从《丈量黑夜的方式》到最新出版的《捻字为香》，你在台湾接连出版了四本散文集，这几本散文集代表着你对散文的不同探索阶段吗？你认为怎样的散文是最好的散文？
冯杰：也许以后还会写出一些散文的。
我出的散文集和其他作家不同，我每一部散文集都有图有文，是“看图说话”，图是自己插图，与文可谓若离若合。台湾连续出版的这四本散文集里的作品并不代表我不同时期的散文，从时间上归类它们大都是同一时期创作的，甚至是十年前写就，只是有的文章遇到出头露面的机会，有的没有遇到。这些散文结集只能算是朝花夕拾。
一个作家的散文眼界在不同年龄里也会变换不同标准，20岁前，我认为一篇好散文必须要有20条以上的成语出现方可出手，要有“虽然”、“但是”；40岁之后我开始认为，好散文里不能出现一条成语，轻易不能“虽然”、“但是”了。
可见看似容易，写散文也是一件提心吊胆的事情。写散文不怕推磨转圈，今天你改十年前的旧作，会有一种脸红的微烫和有趣的经过。
现在，我认为好的散文是：形式上随意道来，散无定法。技巧上是欲说还休，戛然而止；内容上是悲天悯人，大地情怀。行文上不怀好意，骨子里却止于至善。
晶报：如你所说，这些作品是十年时间里写成的，在你写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它们会不会出版？你是为什么而写作？
冯杰：最早写作时没有想到能结集出版。但当初我自己早给它们编成不同的集子，整理好封面，题目。写完作罢，封存下来。我更多是为兴趣写作，因为其它安邦济世的大事我干不成，就雕虫小技，纸上飞翔。
晶报：你是一个勤勉的写作者吗，能否说说你的写作习惯？
冯杰：和当下许多日成万字的作家相比，我惭愧字少量穷。我不是一个勤勉的写作者，我喜欢虚度时光，喜欢看飞鸟上升，落花下坠。我也没有固定的写作习惯，有时在火车票的背面也写过诗句。但不催就一直拖到最后，答应人家的一定要写。
晶报：未来你希望进入怎样的写作境界？
冯杰：文字平易简单，内容清澈见底，思想避恶显善。说家常话的文风，真水无香的文风，一碗白开水不放糖的文风。我只是有这种想法，最后能否实现还要看腕底功夫。
写散文，你可以手低，但不能不眼高。这是需要首先拿捏出来的一种散文姿势，像豫剧舞台的亮相。
晶报：在你创作的过程中，你受哪些人的影响比较大？
冯杰：我写散文受到影响者很多，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已非单独某一个人了，有的是不喜欢一个人的全部却喜欢他的某一只耳朵某一枚虎牙某一颗痣记或某一缕须发。譬如在革命文艺里，有毛泽东、赵树理、孙犁，更多有明清小品，譬如张岱之类的一群作家。还有施耐庵、孟元老、冯梦龙、金圣叹、蒲松龄、周作人、梁实秋、沈从文、台静农、施蛰存、萧红、芥川龙之介、普里什文。我甚至文画通感误读，能从陈洪绶线条转折处得到一种文字在游走时必须斩决的感悟，把画感转化为文字。尽管一时不合乎文理，但能给人留下某种文字空间。从王冕的梅花骨朵上看到文字的密度和应该保持的距离。
散文的最妙之处是：写到字穷处，坐看文起时。就像苏东坡划船走了，《赤壁赋》仍在。
谈阅读
我一直坚持“有趣大于意义”
晶报：能说说你的阅读吗？
冯杰：我阅读范围很杂乱，是荤素皆吃的杂食动物。
开始创作时由于物质和环境的关系，我没有选择阅读的权利，杨朔要读，刘白羽要读，毛泽东、郭沫若也要读。我在偏僻的乡镇看不到更多的书，书店柜台里只有《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来知道，文坛上除了周树人，还可以看周作人；除了敬仰革命作家，还要欣赏“没落文人”。6年前晶报编辑在“世界读书日”约我写稿，我就写一篇《热爱那些无聊有趣的书》。
我是把“有趣”作为读书第一标准。这尽管犯了原则错误，可我就是这样保持自己的阅读味蕾的。世上的书一般都是没有多大的好处也没有多大的害处，书的存在就是“有趣”的一种形式，先愉悦然后再说文明传播。盒子不好我是不会买珠的。
我喜欢《诗经》、古诗十九首，这里多数是古代河南诗人的创作，李时珍《本草纲目》、段成式《酉阳杂俎》、蒲松龄《聊斋志异》、张岱《夜航船》、吴其濬《植物图谱长考》，亚里斯多德《动物志》、瓦罗《论农业》、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等等，以及《农用拖拉机的修理方法》、《河南古树图谱》、《滑县志》，甚至乡村的“相马经”、我姥爷自编自抄的《日常使用尺牍》之类都爱不释手，最爱看的算是《地图册》，打住，再举例就要掉书袋了。
我一直坚持“有趣大于意义”，我属于螺蛳壳里做道场的那一类玩物丧志、增闲得趣者。不要读那些正襟危坐的书，读书必须翘腿，必须仰卧，世上的精装书都是“装”的，你不要看，加豪华书腰封的你也不要看，这些除了多毁掉几棵树你看不到还有其它意义。
像“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在我看来都是颇有玩味意义的褒义词。
写字一笔带过易，胡说入木三分难。以上算是我的随谈和胡语，不一定知趣。感谢你和晶报多年对我关注支持，是长跑时不时递上水来。
晶报记者 庄向阳 刘忆斯
谈创作
我更看重诗人这一身份
晶报：你有着多重身份，诗人、散文作家，还写儿童小说，你的书画作品也有不少人喜欢，在这些身份里，你最看重的是哪个？
冯杰：小时候看戏，就羡慕古代文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胡吃海喝之后，一抹嘴，给人在墙上写画一通，就有了不付钱走人的道理。这些行为让我从小落下一种认识上的病根儿——笔墨能免费吃饭啊。
书画比写诗换钱的速度要快一些，现实里的好处是卖画让我能买米买书。从“扬州八怪”那些落魄文人到当下虚张声势的诗人，都卖画养文。远在美国的散文大家王鼎钧先生这样评价我的画：“一挥参化育，众卉出精神，无复池中物，惊为天上人”。王鼎钧先生的提携鼓励话弄得我一时当真。台湾美术评论家何怀硕先生一眼看穿，说得到位中肯：“冯氏文章有奇趣，画宗白石老人而更清简。他到底有中原文化的底蕴，他的画基本上是齐白石，不在乎粗细，有很趣的文字便可观了。”
我对画的热情大于文字。我最初学画有两个途径，小时候住在我姥爷村里，转到我家一本没头没尾的画谱，上面是临“芥子园”的，棉纸上有鹿，有鹌鹑，有荷花，这本画册转到我手里就不想再转下去了，我就压在苇席下面。后来上学，我父亲在一个小镇上当会计，柜台上每天收有许多托收信函，信皮上贴有小小的邮票，4分、8分、两毛、四毛的都有，画面是齐白石的画、徐悲鸿的马，我怕把邮票揭烂了，就一一剪下来泡在水里，第二天待泡开后再贴到白纸上，开始学画，我画水墨是从一张最小的邮票开始启程，恐怕画坛上没人用这种方式来学画水墨的。
面对多种艺术形式，我无师求教，多是浅尝辄止，因此哪种身份专业我都不配，尽管我都曾一一涉及。
我更看重诗人这一身份，但从具体表现上，面对文学盛大殿堂，我不过是一个游走于外面台阶下的小罗汉，我不觉悟，不解真经，只配挥帚扫叶。
晶报：回顾自己30多年的文学历程，你的创作分成几个阶段？
冯杰：从形式上分，有诗歌阶段、散文阶段，现在是书法阶段。
诗不能为，溢而为书。书法不全是简单的黑白线条，看看《寒食帖》、《韭花帖》、《祭侄稿》，看看金农齐白石潘天寿的落款文字，就使人不可小视，会知道书法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散文表达。
晶报：你是从写诗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你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开始学习写诗的？早年在中原的一间乡村储蓄所你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探索，有过孤独的感觉吗？
冯杰：小时候想当一名杀猪匠，后来羡慕打兔者。我少年的理想是诗情画意，高中没上完为谋生考到当地农行，当了一名乡村信贷员，整日在黄河滩区骑车奔走催收贷款。年轻时有梦做，一个人最初追求的未必能得到，总是在做着阴差阳错的答案。
于是，我就业余时间开始在账表后面写诗。多年里，我一直是一种“刨花式的写作”。
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我父亲会请来木匠做家具，我看到木匠用铁刨刮下一地刨花，木匠做成一件件家具，我在一边捡拾刨花，我看到刨花上面的木纹，像水纹流动，像飞鸟，像有声音的印痕和时光的印迹，好看得让我不忍烧掉，就泡在水里或夹在书本里面。
别的作家写作是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家具，这些家具整洁、豪华、典雅；而我的写作只是捡拾家具周围那些遗落的刨花，它们不是家具，是做家具剩下的边料碎屑，却能让我重温流走消失的时光。刨花虽薄，上面也有眼泪、叹息、孤独。
晶报：有人说，你身上有古代名士之风，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冯杰：来自乡下的人顶多带有一种草木气。
《世说新语》里有一个选录名士的标准，“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古人是这样规定名士标准的，两个条件我都不及格。
名士之风1949年之后在中国荡然无存了。我是1964年出生的，属龙，这种属相虚无荒唐，是十二生肖里最不真实的一个。我知识先天缺失，文化需要补钙。
两岸当代有名士之风的文人只有汪曾祺、周梦蝶、木心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其他人多少都是在装，形似神散，底气不足。名士不是谁想当就当的，你刮光头留长须不行，你光有钱猛刷卡不行，你没有钱买不起酒喝显穷相也不行，你喝高了不会读《离骚》也不行。
这是一个无名士之风的年代。
谈获奖
我是在捻字为香，以文还愿
晶报：“获奖达人”是台湾作家张曼娟送给你的头衔，我知道作家冯杰是20年前，记得在河南省文联办的一本内部通讯上看到一则百字消息，说长垣诗人冯杰凭借组诗《逐渐爬上童年的青苔》获得台湾《蓝星》诗刊社主办的“屈原诗奖”，这是你在台湾获得的“处女奖”，是你第一次投稿参赛台湾文学奖吗？
冯杰：1992年台湾著名的《蓝星》诗刊首届屈原诗奖，是两岸诗坛上一次值得纪念的诗歌事件，那些评委都是诗坛元老，有的早已仙逝。记得有商禽、余光中、痖弦、罗门、向明、张默、洛夫、梅新等。后来痖弦先生还为我写过一篇评语“线
□人物简介
冯杰，河南滑县人，1964年生于长垣，现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自1992年获得台湾《蓝星》诗社“屈原诗奖”以来，先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中华日报》文学奖等，四获梁实秋散文奖，至今已获奖二十余次，斩获了台湾多个重要文学奖项。出版有诗集《一窗晚雪》、《讨论美学的荷花》、《冯杰诗选》等，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田园书》、《一个人的私家菜》、《捻字为香》等。
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未见到我写的诗未必就是我不写诗了。形式对一个诗人不是唯一，一时诗人也就是一世诗人。
——冯杰
冯杰作品
《丈量黑夜的方式》
台湾九歌出版社2010年7月版
《泥花散帖》
台湾印刻文学出版公司2011年5月版
《一个人的私家菜》
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公司2012年5月版
《田园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
《捻字为香》
台湾九歌文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