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我越来越敬畏生活

　　壹

　　以文字描画浦东的“清明上河图”

　　羊城晚报：你最新的长篇小说《东岸纪事》是2005年开始动笔的，人们说这是你唯一一次做了写作提纲。

　　夏商：差不多是2005年动笔，但之前酝酿了很多年，材料和细节在脑海里储备，一直没想好用什么方式写。我过去写先锋小说，语言和结构的训练比较全面，也一贯注重细节，不是纯粹玩形式。但《东岸纪事》的故事发生地浦东是一个真实的地理存在，完全按之前的笔法还是撑不住，后来就决定还是用更接近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写。

　　我写作从不用提纲，用提纲写作本身很荒诞，不符合艺术规律。在创作中，很多细节都是灵动的、闪念的，提纲等于做了一个牢笼，会使文本限于僵化，所以说我准备了提纲是讹传。我确实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去查资料，去采风，去故事的发生地拍照片，做了大量笔记，但这些笔记不是故事提纲，而是小说的材料。

　　羊城晚报：《东岸纪事》去年在《收获》发表后引起读者广泛关注，今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又称你为“改写了上海文学版图的功臣”。

　　夏商：简单说，《东岸纪事》是一部以老浦东村镇变迁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浦东开发以前，同时间跨度约30年，用工笔的手法描绘了浦东的故人旧事，写了大量风土人情，我个人把它视作“浦东的清明上河图”。

　　郜老师所说的改写上海文学版图，是基于文学中的上海一直是小资的、摩登的，充斥着“国际大都市、东方巴黎、十里洋场、租界、咖啡馆、舞厅、弄堂”等符号，而在《东岸纪事》中，这些符号基本都消失了，我笔下的是粗砺的浦东平民世界，野性的、粗鄙的“乡村上海”，相比香艳的、脂粉气的“都市上海”，对文学界来说是陌生的。改写谈不上，算是补上了一块吧。

　　羊城晚报：《东岸纪事》的细节非常庞杂，甚至某些地方给人感觉有些絮叨，这部小说是试图给浦东立传吗？

　　夏商：摘一段《东岸纪事》后记中的话：“写这本书的一个收获是，我对世事细节的迷恋得以充分暴露。须知，小说家犹如说书先生，我是多么喜欢絮叨，喜欢多余的废话，喜欢庞杂的意味深长。小说的魅力正来自于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拉西扯，整个叙事如同密织的溪涧，最后归于瀑布的纵身一跃。”

　　试图给浦东立传的说法显得野心太大，我没那么大野心，浦东只是一个舞台。和过去一样，我更关心小人物在时代中的命运。当然，从实际效果看，我用文字留住了老浦东。刚才我说在写作之前曾去拍了很多照片，等六年后小说完稿，照片上的风貌已完全消失了，从这个角度说，《东岸纪事》以文字复活老浦东。

　　贰

　　写作用词如同患上“强迫症”

　　羊城晚报：听说你正在写一个同性恋题材的新长篇，采访了很多同性恋者。在写作《东岸纪事》之前，你也做了很多实地采访， 这是不是暗合了那句老话，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夏商：我的确在写一部同性恋题材的长篇，但我的意图不是猎奇。老实说，我对这个人群具体的性行为没什么兴趣，还是对人物的命运更感兴趣，会有很多灵魂拷问的东西。至于实地采访，我越来越在乎，因为小说家虽然有想象，但生活中的有些材料和细节，编是编不出来的，所以我越来越敬畏生活。当然，不是所有采访来的材料都可以用，要经过遴选、加工甚至变形。

　　羊城晚报：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你还做了一个普洱茶品牌？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小说家和做生意好像不太搭界？

　　夏商：差不多在开始写《东岸纪事》的同时，我创立了一个叫“普茶客”的普洱茶品牌，这耗去了我大量心血，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写了六年的原因之一。对小说家和企业经营者身份的混搭，大家一直有个误解。其实，绝大多数作家诗人也有一份用于谋生的工作，在中国大陆，比较常见的是编辑、记者或大学老师，对此大家都不会质疑，而对一个作家办公司，就觉得奇怪，甚至会降低对其作品的评价，我觉得特别荒唐。其实，我没觉得一个公司老总和记者、教授有什么区别，后者的工作也很繁忙琐碎，也要挤出时间从事创作。

　　羊城晚报：你在微博上说自己是“强迫症患者”，在写作时坚持用词的规范与准确。比如，不能将“1963年”、“2000年”写成“63年”、“00”年，不能将“20世纪80年代”写成“80年代”。政治定义更要保持客观，“中国大陆”不能写成“中国”等等。这是否因为你看到了太多不规范的用法而有感而发？

　　夏商：的确，现在的汉语不规范的地方太多了，有些是民间生成的，比如“童鞋”、“屌丝”、“感脚”等网络用语。有些是意识形态造成的，比如“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有关方面”等这样有歧义的说法。作为作家，有正本清源的义务，一方面是规范母语，一方面也是普及常识。

　　羊城晚报：现在人们常说“文学边缘化”，且和你同时代出道的不少作家都歇笔了，你一直还在坚持创作。

　　夏商：严肃文学式微，很多朋友渐渐不写了。我始终未辍笔，虽杂事干扰，进展很慢，依然在写。对我来说，写作早已不是功名之事，而是生命状态。尤其近年，对世事和时局失望，更觉得用文字进行表达和反思是多么重要。我心中真正的祖国，是母语。写作，是我灵魂的舞蹈。

　　羊城晚报：现代人很多已没耐心读书了，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夏商：读书这个习惯，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很多好习惯，都因为惰性而坚持不下来。其实有一个克服的方法，比方在一本很厚的书籍面前你退缩了。那么想想作者能把它写出来，难道作为阅读者，你比写作者更难？这样一想就释然了，阅读压力也减轻了。

　　叁

　　不是生硬植入政治

　　大尺度裸露就了不起

　　羊城晚报：你喜欢在微博上针砭时事，有不少异见者对你的观点表示不满，甚至用非常难听的语言进行人身攻击，但你似乎不怎么争论，还是继续发表看法。

　　夏商：中国大陆目前只有纳税人，纳税人批评政府是权利也是义务。至于那些人身攻击，是最下贱无能的行为，这些攻击者往往没有真实身份，甚至连头像都没有，对这些懦夫，你去搭理他们干嘛呢？

　　羊城晚报：说到时政，那你怎么看待政治和文学艺术的关系？

　　夏商：曾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写政治小说？说实在的，写政治是时政记者、史学家与政论家的事。当然，小说家难免在字里行间流露其政治判断及倾向。但文学艺术远高于政治，我不认为存在什么伟大的政治小说，即便如《1984》这样的名著，从艺术角度说，也是三流小说。小说是人类的秘史，政治只是秘史的一部分。前几天我还和人说到电影《颐和园》，时至今日，还有人给这样的烂片叫好，可见对艺术鉴赏力的普及和训练是多么重要。不是生硬植入政治大尺度裸露就有多了不起，相反，这正是败笔，也是很多文艺作品的硬伤。因为对体制不满，所以只要反体制就是好作品，这是对艺术多大的误解！好作品应该润物细无声，装蒜没用，葱就是葱。

　　羊城晚报：前段时间看到王安忆劝诫复旦学子，要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距离，别急于加入竞争，要在孤立中完善自己。你怎么看？

　　夏商：王安忆的话道理没错，但按她的说法去做，毕业生们在竞争惨烈的当下很可能命运悲催。她是好心，但一个成功者说什么都是对的，失败者却没有跟社会赌博的筹码。世道变了，脱离实际去追求精神的世外桃源，难免画饼充饥。

　　链接

　　夏商，原名夏文煜，祖籍江苏。1969年12月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东岸纪事》、《乞儿流浪记》、《裸露的亡灵》及四卷本文集《夏商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