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塔萨尔亦步亦趋

　　有些作家的出现是让后来者认识到自己的平庸，有些文字的问世是为证明另一些文字的实质是一堆垃圾。阅读阿根廷的科塔萨尔，会觉得他的“实证主义”足可让那些“高论频频”的家伙们自取其辱。读完《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我坦诚读不透科塔萨尔。但是！那些片段的阅读印象，已经拓开了我的认知世界以及我的极限。原本，科塔萨尔的文字多数指向他的感性知觉，却在阅读里变成了一种理性的认知——必须随着他的意识流尽可能多地分泌自己的感觉。我想说的是，随着这样的大(指及他想象力的容量)作家，我只能“亦步亦趋”。

　　《〈手表上发条指南〉之前言》中的那块手表，不是时间，不是礼物，更非一块常物。“手表”是一块手表、一只LV包、一件阿玛尼衬衫、一根爱马仕皮带，甚至是我去的某高级购物中心看中却总买不起的一套内衣。可是这其中的任一种东西都被另一个人冠为“礼物”，交入我的囊中。我因此而骄横、睥睨那些没有得过这种厚礼的朋友。我因这件礼物，跳出了俗气和平庸(如果奢侈品有如此功用的话)。我在人潮退去后小心地捋起袖口，仔细欣赏镶在“手表”表盘上的猩红水钻。真是美丽绝伦，当然我更觉得奢华无比。这时候，我忘了此前一直嘲笑的“物质至上”，竟觉得贵的东西真可以添进性格里一些“贵气”。

　　可惜，这些想法只停留于一种表象的幻觉。我的思想沦入一种黑暗的深渊——“礼物”所带给我的恐惧。它是一块手工制作的机械表，我需要按时上发条。它是用一块柔弱易损的兽皮做成的包或腰带，我需要按时去养护。它是一件让体型更挺的内衣，需要另外同等品牌的内衣互为替换，因为它柔弱地经不起时常的洗涤。

　　我得面对恐惧衍生的种种麻烦。当然，它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我的气质以及人群中的尊贵感。我因此不得不改变从前的生活方式和关注视野，不大愿意却不得不承认走进了“礼物”的囚禁。真害怕它会褪色、损坏甚至丢失，因此变得小心谨慎，非得一个非常正式而奢华的场合，才将它佩戴——以此证明精致和高端。

　　科塔萨尔对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的延伸，使我通向了隐秘仓库里的那一件最高昂的东西——也许也是一件“生日礼物”。它来自一个愿意将我等量为一件“奢侈品”的女人或男人。可我，在不舍得过度使用、却时常想象它的价格的时候，才恍然发现自己既赔不起也配不起。

　　我想，科塔萨尔无非在说物质对人性的伤害。递送礼物的那个自以为是动了心思的人永远看不出送出礼物的同时也送出了多重的创伤。“手表”之于我是礼物，我之于手表却在本质上更是一种礼物，这种互文式的推来搡去，正是通向了科塔萨尔深深的感性世界，或者也可以说是他的理性世界。

　　《守灵行止录》的意义应该部分重合辛波斯卡的《葬礼》或是陶渊明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以歌”，让人想到科塔萨尔在《跳房子》中的某个细节：男主角得闻女友的儿子(不是自己的，即便是自己的，我相信结果一样)死了，不置一词起身离开(他意识到只有离开，因为谁都改变不了事实)。

　　在这样的一篇文字中，科塔萨尔展示了严峻而冷漠的形象。“守灵”是通行于东西方的仪式，科塔萨尔所要抨击的是我们原以为“怜悯的认同”或“悲痛的传染”的虚伪形状，他揪出的无非是“死者与我无关”的本质。所以，他站在一群悲痛的亲属的旁边，冷静地像记录档案一样记录了她们的哀号和矫枉过正的悲痛。

　　像一个冷眼者，科塔萨尔只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独自观赏“葬礼”这一闹剧的观众。他的姿态不是参与性的，虽然他暧昧地把我嵌入了这场盛大而悲戚的仪式里。我曾试图连缀起自己参加亲人葬礼(包括守灵在类)的经验，却仍然无法抵达科塔萨尔的那种境界。也就是说，我的形象更贴近他笔下的那帮正在号啕的亲眷们。当然，不可回避的是我也同时缠夹了他冷漠近残酷的情绪，内心认同——葬礼(也可是婚礼)本身就是一出闹剧。

　　在《守灵行止录》中，哭泣成为了一种直接表达内心的方式，科塔萨尔所要做的是进入“哭泣”，解决作为“哭泣”本身的复杂度。他并未坚决地否定死者至亲泪水的真诚，却也呈现了一种“伪装”的哭泣形式。就是，当死者的朋友(或别的亲属)前来吊唁时，那些离棺材最近的人感到了一种“竞争”，于是不顾孱弱的体质或别的一切加倍放声大哭起来。这种“大哭”本身距离死者有多远？而死者的朋友(或别的亲属)在悲伤境地下的抽泣，究竟是一种应景式的哭泣还是一种虚伪行为呢？

　　辛波斯卡在《葬礼》——诗中，写出了吊唁者与死者的真实距离，他们关心的不是冥界和死者的生平轶事，而是天气等等一系列的清淡话题。作为人，谁都超越不了作为人的局限，于是我们就很能容忍葬礼上的笑声。就我的个人经验，我听过父母在为外婆守灵时的那些闲话，我想棺椁中的外婆也许比欢迎笑声更欢迎这样的闲话。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守灵行止录》只是透过“守灵”讲出了人的复杂性。首先来到葬礼的人都无一例外地笼罩在悲伤的情绪下，仪式本身所需具备的秩序每个人都得遵守，而每个人都会在哭泣和交谈中溢出——脱下“戏装”回到真实的日常中——去竞争、去按秩序和指令行事、去完美地完成这个时间点的“角色”任务。

　　《日报一日》译成中文才200字出头，这是一个让人妒忌的长度——它讲清楚了一种“变形艺术”。一份日报的一日旅行，它游历了一位男士、一个小伙子和一位老妇人。它不断从“日报”变成“一沓印着字的纸”，变回“日报”又变成“一沓印着字的纸”，继而再次变回“日报”，最终变成一包甜菜的“外衣”。

　　这个极短篇的主题是“日报”，却可被我们任意替换为一个花边新闻、一个重大事件、一种感情或是一个男人和女人。以此类推，科塔萨尔的魔力正是以日报这一小小“支点”，就轻易地撬动了地球。

　　跟许多文学大家一样，科塔萨尔也偏重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借助想象通往事物内质的哲理。因此，《日报一日》并不靠科塔萨尔的“迷人”标签，反而让人对他的“重思”更在意。对事物的“本相”，他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这就出现了“日报”在一日里的几度变身，而究竟日报的本相是日报，是废纸，还是一张包装纸呢？几种身份都被锁在“日报”里，对其中任一身份的认同必须要看离它最近的那个人所持的观点。

　　当然，他还在讲“偏差感”和“差异性”，观照到每个人所具备的独立的眼光。比如撇开日报，看一种感情时，因为隔着时间或境地的不同，我们对之的态度也随时产生偏差。对于曾发生过的一段感情，连亲历者都无法见清本相，不断随时间和时空的牵制而更换其中的内核。但究竟什么是真的本相，似乎谁也拿捏不准，包括亲历者自己。

　　从《日报一日》宕伸开来，读者似乎可以拟一篇《日报一生》来，甚至可仿制出一种不比科塔萨尔文笔低级多少的《某人一生》来。可是，谁又让科塔萨尔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