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时代的大学文学教育——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文国访谈

　　周志雄：在中国，传统文学教育是由私塾、庭训等方式完成的，近代社会以来，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兴办大学。近百年来，大学文学教育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和艺术评判体系。请您谈谈对现代大学文学教育的看法。

　　张文国：19世纪中叶，中国遭到帝国列强侵略，中国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谋求救国之道，其中重要的举措就是兴办大学。中国大学的兴起为中国文学教育的转型起了重要作用，改变了文学教育由私塾承担的局面，在文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有了全新的变革，学生学习的文学教材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带有现代西方体系的文学课程。接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文学教育广泛宣传文学为人生、为社会的思想，文学承担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重任。学生们接受文学教育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是致力于社会的变革，文学的社会作用被提到空前的地步。这种文学的启蒙情怀与传统的儒家社会理想相承，核心内容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又有新的时代内涵。

　　现代的大学文学教育兼有多重功能。一是传承文化理想和人文精神，二是培养文学写作人才和文学研究人才，三是文学知识的传授和文学素养的培养。落实到根本是对文学人才的培养，大学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具有现代人文情怀的人。英国学者舒马赫说：“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标就应该是传播价值观念，让我们知道活着要做什么。”“文学是人学”，文学中蕴含着人类文化精神，文学作品以其形象魅力和情感感染力在培养人、教化人的活动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学文学教育肩负着传承世界优秀文化的责任，在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研究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一片丹心图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修己安人”、“学礼以立”的个人精神操守，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的现代普世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时代创新、创业精神等等。

　　晚清时代兴起的中国大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大学开设了国文系，开始新式文学教育，传播现代思想，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道路。“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起点，其核心的精神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是贯穿在现代文学中的一条主要思想脉络，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大学为现代作家提供了新的职业，在现代文学史上，国内知名大学聘请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学者出任文学教授教职。鲁迅、梁实秋、胡适、叶公超、闻一多、徐志摩、沈从文、穆旦、冰心、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朱自清、叶圣陶、老舍、钱锺书等现代著名作家在大学里从事文学教育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文学人才，以他们为中心的创作培育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教授”文学传统。在大学或著名作家周围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创作团体，如 “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等，这些社团的成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林庚、季羡林、王佐良、臧克家等一批学生作家在大学中脱颖而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现代文学的青春气息，有现代的内容和现代的形式，与古代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区分开来。

　　受西方文学教育的影响，我国大学文学教育普遍采用以文学史、文学理论、语言学、翻译等科目为主体的现代文学教育体系，这种体系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大学教育是我国文艺政策推行的重要渠道。大学文学教育培养了一批文学评论家队伍，他们的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志雄：上世纪末以来，文学渐渐边缘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学文学教育也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请您谈谈当前国内大学文学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张文国：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的思想、工作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文学在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作用渐渐边缘化，文学作品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纯文学期刊发行量达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的盛况成为历史，大学生诗派的诗人群体纷纷下海经商，诗人伊沙写出了“饿死诗人”的诗句。大学文学教育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从1999年大学扩招开始，大学文学教育的问题愈加突出。

　　首先是中文系生源质量下滑，文学热过去了，优秀学生高考志愿首选中文系的渐少。80年代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有很多来自各地的高考状元，如知名作家刘震云是河南的文科状元，知名文学批评家李敬泽是河北的高考状元，但现在的中文系少有高考状元。

　　人文生态恶化，不利于文学教育。高校扩招，贷款建校，高校通过并校、升级，学院成大学，一般大学向综合大学迈进，已经是国家重点大学的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数字化量化考核成为国家考察大学的重要参数，大学教师每年要填报各种表格，要不断地出成果，不断地拿项目，以增强“竞争力”。在这种考核机制的导向下，大学教育重科研，轻教学。课堂教学缺乏大的投入，讲授者缺乏激情，缺乏生命质感，将丰富的文学课变成了了无生气的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和文学概念的肢解。本科生多在新校区上课，授课者一般上完课就急着赶班车走人，难以和学生建立生活化的沟通，出现一个辅导员管理数百个学生的局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所好的大学必须有一批师德高尚、学术出众的教授。文学研究是一门“软功夫”，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广泛的涉猎，难以速成。现存的考核机制让大学教师难以将多年的时间投入在一个课题领域的研究中，为按时结项，需要尽快地出成果，完成数量堆积，应对相应的考核、验收，难以从整体上提升文化艺术修养。

　　文学教材僵化。表面上看，文学教材不断地升级、改版，内容不断地扩充，但各大学为了应对教改项目验收及各级评审，以集体作战的方式赶工期更新教材，致使教材缺乏个性，缺乏创新，同质化倾向突出。拿文学史教材来说，如勃兰兑斯所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要写作这样的教材，除了对主体素质的高要求以外，还要求写作者有全身心的投入和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功夫，而在现行体制下，少有编撰者能做到这一点。

　　技术至上、实用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冲击文学教育。文学是一种软性学科，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中文系学生有很多的无奈，很多学生一进大学就开始进行职业规划，热衷于考各种证书，参加各种考级培训，忽视对专业基本功的学习。前些年，大学生不读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的讨论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中文系的学生很多不读文学作品，只是被动地去参加课堂的学习，考试前背背文学史教材。在研究生面试中，出现了很多考分很高，阅读面却很窄的学生。近年来，师范院校中文系研究生整体素质下滑，有学术志向的学生越来越少，报考公务员的比例越来越高。

　　大学文学教育离文学本体越来越远。大学文学教育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轻实际能力的培养等问题。在大学中文系，在校学生将大量的时间用于英语过级及各种“非文学”活动，平常动笔少，除了一点有限的写作课训练，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平时不写文章，课程的考核也不注重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考查，大学中文系也不把培养写作人才作为培养的目标。

　　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把人的生命感、价值感唤醒。”文学教育更应如此，过于实用的现实目标压抑了“闲情逸致”，压抑了学生的自由思想空间。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现行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基本功不明确，文学研究和历史学、哲学、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分得过细，学生的视野过窄，影响了学术发展的潜力。

　　周志雄：中国大学是借鉴国外大学的建制发展起来的，在您看来国外大学的文学教育有何特点，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张文国：国外大学的文学教育对历史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外最早的大学是欧洲的行会在中世纪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如被称为中世纪“母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被称为“欧洲大学之母”的法国巴黎大学，等等。早期的大学以培养专业人才出名，如博洛尼亚大学以培养法律人才著名，巴黎大学以培养牧师著名。大学不仅促进了欧洲的科技进步，在推动人类文化进步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路德、加尔文、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伊拉斯莫、哥白尼、伽利略、培根和牛顿等学者和科学家就是在大学中成长起来的，正是这一批学者推动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开启了现代文明之路。1810年著名德国教育家威廉·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使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围绕大学的教育定位，各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容否认，大学在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弘扬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西方的大学文学教育在这方面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1959年，英国著名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说，他说，要重新考量大学教育，要改变大学过分倚重科学文化而导致的专门化倾向，必须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要实现这样的融合，大学文学教育责无旁贷。

　　国外大学的文学教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国外文学研究的领域相对宽泛，不像国内分得这么细。在国外，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可能需要学习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知识。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十分繁荣，处于人文科学的前沿，这与广泛吸收哲学、语言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最新成果分不开，20世纪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几乎都是哲学家，如德里达、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在国外，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一个外国教授往往对最新的电影、电视剧极为熟悉，而国内的中文系教授往往认为这些都是流行文化，不值得研究。国外中文系学生跨专业学习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这种文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国外的文学教育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前面谈到大学教授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大多是与世界各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化影响分不开的，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是日本留学生，胡适、梁实秋、林雨堂、徐志摩留学欧美，巴金、艾青、李健吾留学法国，朱光潜及“战国策派”作家留学德国，翟秋白、周扬留学苏俄。他们的域外大学教育丰富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志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面对新的时代要求，在实施文学教育方面有何新举措？

　　张文国：山东师范大学是一所师范院校，文学院在文学教育方面也一直在积极进行改革和探索。尤其是近期，山东省正式实施“名校建设工程”。山师被评选为第一批山东省应用基础型特色名校重点建设，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建设专业。因此，学院希望以此为契机，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期在文学教育的改革创新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人文素养元素。最近几年，我们在充分认识文学教育的内涵、功能和意义的基础上，在“强化专业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深化实施并完善以“大类招生，二次选拔、分段培养”的立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按专业大类招生，入学一年后，通过专业考核、综合测评和专业面试等环节，选拔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优秀学生进入师范类专业学习。在这种“1+3”教学模式下，第一学年专业大类设置的均为通识课程，本来的用意是打好学生的专业基础，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但现在看来，目前的课程设置还是过于偏重专业课程，如“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汉语”、“文学概论”等，而真正注重人文素养教育的课程还是偏少一点儿。虽然如此，这种改革的指向是明确的，理念是先进的，从而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突显教师教育特色，加强教师素质培养。60余年的教师教育已积淀成山东师范大学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我校的立校之本和发展之基。作为建校伊始即设置的系科之一，文学院一直下大气力在教师教育方面做文章。我们一直注重完善教师教育培养方案，现已逐渐构建起“通识教育+学科教育+教师教育”有机结合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为此，我们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比如我院一直坚持举办“四月剧风”小剧场话剧节。话剧节涌现出很多优秀剧目，在省市和学校屡获大奖，也成为我校第一批“校园文化活动品牌创建”工作立项项目之一。类似活动不仅巩固了学生的文学专业知识，更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策划能力和组织能力，一句话，提高了学生的整体文学素质。另外，借助山东省名校工程建设的契机，我们拟实施“10个百工程”，主要包括：进100次中小学课堂，写100个语文教案，做100次读书笔记，读100部专业著作，读100部优秀作品，写100篇小论文，练100张规范汉字书法，等等。从多种角度、以多种方式，全面而系统地提升学生的师德水平和专业技能。

　　(3)规范课堂教学过程，提高教师职业精神。再好的教学方案也只有落实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去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一直关注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从课前教学设计、到课堂教学展开、再到课后评价反思，每一环节都形成了一套成熟且严密的监督、评价、考核、奖惩机制。比如课堂教学的展开这一环节，我们每个学期都要定期举行两次教学检查，检查一般在下面五个层面上展开：教务处、学院教学督导组、学院领导班子、教研室、任课教师。前四者均要进课堂听课，写出听课记录，作出评价，打出分数。任课教师也要对自己的教学情况作出客观的自评。每个学期末还要举行班级学生评教的活动。教学检查和学生评教的成绩直接与年终考核、职称评定等挂钩。这些措施大大调动了学院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其教师职业精神。

　　(4)大力开展学风建设，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多年来，学院一直坚持举办“文苑之声”系列学术讲座，并使之成为我院的一个常态化教学工作。我们还一直推进我院的“学子讲坛”活动，举办各种专业技能大赛，营造良好的学术学习氛围。其中汉语言文学、汉语言专业的教学名师谈说课活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开展的知名记者进班级活动、新闻专业的新闻评论大赛活动，都分别从本专业的实际需求出发，突出专业特色，锤炼专业技能，在学习专业、营造学风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结合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和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有利契机，在学生中广泛宣传，以激发同学参与创新活动，提高学术科技能力。

　　以上几点，有些是我们比较成熟的做法，有些还只是一些设想而已。在此拉拉杂杂地说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与大家交流，以便共同促进大学文学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