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李文俊：打场福克纳的“一个人的战争”

李文俊

李文俊翻译的作品(部分)。

　　凡喜欢外国文学的人，大都知道李文俊。他是福克纳、塞林格、麦卡勒斯、卡夫卡等人作品的译者，他的译作影响过不少当代作家，余华、莫言、苏童都满怀眷恋地回忆过当初读到这些中译本时的震动。

　　李文俊，1930年出生在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文学》原主编，曾任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兼文学翻译艺术委员会主任。译作多样，尤以翻译福克纳作品见长。上海译文社出版的《福克纳文集》7部作品中，李文俊一人独译了4部。除此，他还参与撰写了《美国文学简史》《大百科全书英美卷》《外国文学插图精鉴》等。2011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李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是我的老学长，两年前我们在采访中相识并成了朋友。近日他从北京来电告诉我，《李文俊译文自选集》上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此书以较大篇幅展现了其翻译的福克纳的长篇名著《喧哗与骚动》选段和中篇小说《熊》及散文名篇，同时选入奥斯丁、凯瑟、欧·亨利、厄普戴克、奥登、卡夫卡、戈迪默、阿特伍德等欧美名家作品。他戏称人生就像一场球赛，自称“玩得还算漂亮，作为一个运动员，还踢出过几个好球。但人总不能永远出风头，早晚谁都得要退场。”但我依然赞他“临门一脚”踢得漂亮。我们“连线”交谈甚欢，不时还用“上海闲话”，随意而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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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想当范长江、萧乾那样的记者

　　作者：据说，你年轻时就喜欢外国文学。

　　李文俊：是，我在参加工作前，一直在上海。所以，我“上海闲话”讲得还可以吧。讲到对外国文学的爱好，这与我家庭有关系。我父亲在洋行工作，母亲也学过英文，所以，我小时候就有英文基础。我对外国文学的爱好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我还译过好莱坞明星的消息，投给了当时的《大晚报》，结果真的登出来了。我记得那天乘上49路公共汽车，到四马路(今福州路)报馆去领稿费。当我从那位烫着一头乱发的出纳小姐手中接过第一笔稿费时，开心极了。

　　作者：你早就喜欢翻译，当初怎么会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

　　李文俊：这主要是受范长江、萧乾等著名记者的影响。1948年，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当时我想，如果能像萧乾那样到英国去访问，做战地采访记者，多好啊。复旦大学新闻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是最有名的，因为我在上海，就报考了复旦。不过虽然在读新闻系，选修的却是文学和外语。业余时间我和同学一起练习翻译，并成功地一起翻译了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著作：《最后的边疆》和《没有被征服的》。这是我翻译生涯的开端。

　　作者：你学新闻，后来为什么又“转行”搞翻译呢？

　　李文俊：一是原来就爱好。二是我发现新闻这条路似乎不太好走。我看到不少从事新闻职业的同学，在发展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写的全是干巴巴的文稿，根本没有个人发挥的余地。而我个性很强，怕受不了，于是选择了搞翻译，搞文学。庆幸的是，大学毕业后，我如愿被分配到了作家协会，在干训班里又学习了8个月后被安排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1953年，作协决定恢复《译文》杂志(鲁迅1930年代创办，《世界文学》前身)。从此，我的编辑生涯开始了，且绵延长达40年。

　　把“卡夫卡”引入中国

　　作者：1979年，“文革”后复刊的第一期《世界文学》刊登了你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本书影响了一代读者的阅读趣味，你是怎么想到推介它的？

　　李文俊：在《世界文学》杂志社，我做了20多年的助理编辑、编辑。1966年，“文革”开始后，外国文学几乎被禁，只能出一些没有味道的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书。后来慢慢“解冻”，可以出一些内部书了，说是给领导和有关方面参考用。当时上海译文社准备出一些书，他们来听意见。因为我经常看国外的报刊，已知道作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表现主义文学先驱的卡夫卡在外国已很受重视，而我们国家甚至搞德语的翻译家还没听说过他，所以我提出：“要译就译卡夫卡。”译文社真的听了我的意见，出了六本卡夫卡的小说，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其中一本就是我翻译的《变形记》。

　　作者：卡夫卡的影响遍及全球。“想不到小说还可以这么写”，中国不少新时期的青年作家都受过影响，他们不仅被小说所震动，而且直接付之于他们的作品中。

　　李文俊：是，因为当时翻译较匆忙，有不足之处。到了《世界文学》复刊的时候，该杂志也想发表。于是，我请出了我那位精通德语的太太张佩芬，让她根据德文版重新校译了一遍《变形记》。当在复刊的第一期上甫一亮相时，即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据说当时还在浙江海盐做牙医的余华看到“卡夫卡”后，就被深深震动。他后来写道：“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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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翻译“海明威”

　　作者：李先生，你以翻译福克纳为人熟知，福克纳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你的标签。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你还翻译过海明威。

　　李文俊：说真的，我还差点搞海明威。我最初读到《The Old Man and the Sea》(《老人与海》)是在1952年，原文发表在那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LIFE)画报上。1956年，当前苏联刮起的“解冻”风扫到编辑部时，懂俄文的编辑见到苏联《外国文学》杂志也译载了这篇作品，便萌生了在自己刊物上介绍海明威的念头。领导研究后决定由资深编辑朱海观翻译，我则被指定担任责任编辑。这部海明威的作品不久发表在1956年12期的《译文》上。

　　作者：那你是什么时候翻译海明威的？

　　李文俊：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译文社找到我，请我翻译海明威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在经过试译、复查，并签订合同后，我开始动笔。当已翻译了相当的篇章时，却来了一个造化弄人。原来，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领导有个学生，此人被打成右派期间翻译了《丧钟为谁而鸣》，而他以后也再没有进入翻译圈子。此时听说出版社要出此书，就写信恳求老领导出面，希望出他的译本。这位领导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并又转给了上海译文社，上海方面觉得不好驳他的面子，于是把信转给了我。

　　作者：你当时已翻译了好几万字，又签了合同，后来你怎么处理？

　　李文俊：当时我知道了这情况，就跟上海译文取消了合同，不再继续翻译。我当然知道，如果继续下去，几个月后就能成书，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也可能就此铺开，会成为一个海明威的翻译、研究专家，以我的能力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当我知道“那位学生”的遭遇，想想他一生的机会也许没有了，就让给了他。因为我还有机会。

　　作者：于是你放弃了海明威，自己另起炉灶，走上了翻译福克纳——这条历来被译界看成是“最艰难的小路”的路。

　　李文俊：人生道路就是这么曲折，也许这是上苍的安排，要我打“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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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福克纳“移山万里”搬进中国

　　作者：海明威与福克纳，可以说得上是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但福克纳的作品以艰深著称，你却甘心啃这块“硬骨头”，翻译了其中最艰深的作品：《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这出于何种考虑。

　　李文俊：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福克纳是英美重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我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的孤独礁石般地不理会潮流。在我看来，福克纳的作品深刻、有嚼头，让人回味，如写大家庭没落的悲哀也比表现成功者的发迹或情场得意且更具美学价值。另外，在我翻译福克纳作品前，我编过一本《福克纳评论集》。我想，光说人家好，却不把他的作品给人看，这有点说不过去。

　　作者：福克纳真的是座大山。听说，你在翻译《喧哗与骚动》中，曾经写信向钱锺书请教几个问题，钱先生说：“福克纳的东西很ennui(烦闷，难缠，指很难译)，不过ennui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李文俊：钱先生说得没错，翻译福克纳作品的最大难题是，将纠结、繁缛、含混不清的原文文体，以崇尚简洁、清晰的汉语形态表达时，如何保持原文本的美学价值。

　　从1980年2月开译《喧哗与骚动》，我一直到1982年6月才将全书译出。在这两年中，这本书日日夜夜纠缠着我，像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噩梦。而最难译的是《押沙龙，押沙龙！》，那个时期，那剪不断理还乱的长句便让人掷笔兴叹。我往往一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将之改定。

　　作者：我记得，你翻译完这部作品，却因此累垮，心肌梗塞发作而住进医院，还几次病危。

　　李文俊：是。我从鬼门关回来，家人都劝我不要再做翻译，可我自叹“尘缘未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写了福克纳评传和画传，编译了《福克纳评论集》、《福克纳随笔全编》。我还编撰了《外国文学插图精鉴》，这是我用15年的时间集成的，相当于一部外国文学翻译史。这么说吧，数十年来我孤军作战，打了这场“一个人的战争”。但不管怎样，我对得起原作家，也对得起读者。

　　作者手记

　　在李文俊看来，一个真正的译者必须要有“手段”，把散见各处、或埋伏较深的“脉络”、“微血管”、各种“神经”一一理清，掌握好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所以要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艺术企图，然后照它们的原样放好，并以另一种文字加以复制，而且要做得足以乱真。李文俊把翻译搞得像外科大夫手术那样精细，这在译界确属少见。

　　回顾自己的翻译之路，李文俊曾说，当年“如果我当年顺顺当当译完海明威的《丧钟》，译本顺顺当当出版，情况又会如何？当然我不会掐指算命，不过反正那条路总会好走一些吧。”然而李文俊选择的是另一条路，自称是走着一条“行人寥落的小径”，它不仅要求译者远离尘嚣，沉下心来，面对青灯黄卷，孜孜矻矻，辛苦经年。而且要面对翻译福克纳独有的三难：一个是超长句型的断句、理解之难；一个是众多美国南方俚语的词汇之难；第三是内容沉郁思想艰深之难。李文俊“孤军作战”，一意“孤行”走来。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石上坐三年，石头也坐暖”，李文俊在福克纳这块石头上坐的，岂止是三年，是十个三年。凭自己的心力，将福克纳这座大山“移山万里”，搬进中国，而成为福克纳文学介绍的开山者和集大成者。李文俊中年埋头走上的这条“行人寥落的小径”，使他在自己的暮年终于攀上了“无限风光”的险峰，同时却让广大读者轻松地进入了福克纳的世界。所以，每个愿意在福克纳的世界中徜徉的中国读者都应该感谢他。(马信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