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想象创造价值

　　1866年，人们在海上发现了一只被称为“独角鲸”的大怪物，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应邀参加了捕捉这只“怪物”的行动，经历重重艰险，最后发现这只怪物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名为“鹦鹉螺号”的潜水船……

　　这是“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在1869年发表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所构想的潜水艇。而人类社会中潜水艇成为现实，却是在几十年以后。1886年，英国才建造出第一艘使用蓄电池动力的潜水艇；1954年，美国才建造出第一艘核动力潜水艇，值得一提的是，这两艘潜艇也都被命名为“鹦鹉螺号”。

　　“美梦成真”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潜水艇上。凡尔纳笔下的直升机、留声机、太空旅行，威尔斯笔下的基因改造技术，克拉克笔下的同步通讯卫星……在今天都已成为现实，并且改变了世界。

　　“科幻”不是无风起浪，而是立足现实科技展开的想象。科幻文学不仅能反映一个时期科学发展的状况，更能启迪科学家的思考，激发科学创新的灵感。

　　科幻不仅赋予人们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赋予人们科学的思维、科学的世界观，它通过对科学以及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等问题的想象构造，让人们理性地思考未来。

　 　科幻作家在乐观地憧憬科技文明的同时，也在对科技泛滥带来的弊端进行反思。在《裂脑人》中，科学家采用脑电图扫描分析并预先给可能发生癫痫的大脑施以电 刺激，这项本用于预防癫痫病的技术，最终却发展成为通过转移癫痫发作点，控制人随时行凶的手段。在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中，网络独行侠凯斯奉命潜入跨国 企业的信息中心窃取情报，在信息大战中帮助神秘力量主宰世界。但他想得到的并不是世界，不是权力，而是希望超越肉体的束缚，逃避废墟般的现实世界。还有许 多科幻文学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科幻作家们的前瞻与忧思：人类在利用科技为自己造福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多一份理性与制衡？

　　而有意思的是， 正是这与人类文明进步息息相关的科幻文学，却面临难以确切划分入“科学”或“文学”的疆域的尴尬。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幻与创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科幻作家吴岩所定义的那样，科幻就像一个边缘的游离者，“边缘”是它得以安置的狭小空间，也是它得以创造出令人惊奇的价值的居所。

　　科幻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叶。

　　晚清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用科幻作为工具启迪民智、更新文化(300336,股吧)。 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强调了包括“哲理科学小说”在内的新小说对文化改良的巨大作用，并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十五小 豪杰》等西方科幻小说。鲁迅则认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还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新石头记》、《新纪元》、《新中国》……早期科幻文学的一个个“新”，表达了工业化基础上民族复兴的渴望，所有主题都绕不开对现代性的追求。

　 　吴岩曾经解读过晚清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故事中的主人公法螺先生多年来困扰于宗教和科学对世间万象的解释，从二者中都无法找到圆满的答案。这令法 螺先生精神崩溃，思维紊乱。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喜马拉雅山顶，一阵风将他的灵魂卷走，进入了科学引发的世界，观察了宇宙天体、社会历史演变。灵魂归来 后，法螺先生深受震动，认为中国应该发展科技、发展全民教育。这部科幻小说的立意是面向现代化的，但是仔细探究，就会发现作者的态度是迟疑与矛盾的他一方 面不相信科学，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皈依科学、学习科学。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面对西方科技与现代文明时的焦虑：既有的古典认知体系不能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 西方的认知体系也不能完全解决，这时候中国应该如何抉择、如何发展？这是中国科幻小说中独特的现代性体验。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科幻文学进一步与民族国家复兴的期盼联系起来。韩松在《2066之西行漫记》中将中国描绘成世界第一强国。在这里，科幻文学不仅被赋予了教育价值，还肩负起构筑民族国家精神、引导民族国家复兴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