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古代的活动画

　　活动画面始于电影，发展到今天，戴上特制眼镜看三维电影，已有逼真的立体效果了。在早则有一种满布凹凸密纹的塑料片，下衬图画；观者变换角度，画中人物或动物便呈动态。虽简陋得多，却也是包含了若干科学原理的。但在素乏科学观念的中国古人，竟也有关于活动图画的记载，就令人诧异了。

　　宋人释文莹的《湘山野录》中说，南唐后主李煜有一幅奇异的牛图，是江南一位喜蓄奇玩的徐知谔献给他的；等到他愁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后，又拿出来献给宋太宗赵光义。这幅画中的牛，白天在栏外吃草，夜间则归卧栏中。群臣观看称奇，谁也不明白其中奥妙。只有僧官赞宁说，在南倭，海水减退露出滩碛时，倭人拣拾蚌类，有一种贝壳中还余留着几点珠，取出来调合颜料，画出的东西白天看不见，夜里才显现出来。另外，沃焦山在大风呼啸时，偶尔会有石头落在海岸上，得到这种石头滴水磨色，其色白天显现而夜晚隐没。画上的牛，就是用这两种东西分别画在栏内和栏外的。知识渊博的翰林学士们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赞宁说，有出处可考，见汉代张骞的《海外异物记》。杜镐检阅三馆书目，果然从六朝旧本查到。于是众人信服。

　　画中的牛，昼啮草于栏外，夜归卧于栏内，比港澳那种画片，动态更大得多，称之为古代活动画，当之无愧。似乎可作为“古已有之”又一例了。宋人刘辉的《清波杂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但想上一想，就会失笑。本来应当追踪的问题是世间到底有没有这么两种调色的异物，而杜镐的调查研究却是查书；忘了另一半即实验，找这两种东西来试试。他只证明了赞宁的话确有出处，而不能证明张骞的记载确有其事。而真正重要的当然是后者。

　　这个小故事的教益，不在于其事的真伪，而在于它生动地反映了我们民族传统心理的一个侧面。

　　“诸臣皆以为无稽”，并不是要追究事实本身存不存在，只是问有无出处可以稽考，发现果然有书可据，便都心安理得。这就是今世所谓“本本主义”，一出现新事物就翻本本找理论依据(而不是找事实依据)。本本主义使我们吃过许多苦头，记忆犹新，毋庸赘言。

　　其次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不求甚解的不仅是书，而是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果当时真有这样一幅奇异的画，如果大臣中能有人以“欲究其源”的态度，研究到底，说不定会给后世留传下一项科学技术成就。或者相反，确凿地证实张骞的记载不足为凭。总之不会糊里糊涂。我怀疑这故事是富于想象力的好事之徒，读到张骞那个道听途说的记载后，虚构出来，又在故事中反过来转引张骞的记载作为依据。而文莹和刘辉却把它当作事实，俨乎其然地记下来了。

　　这又引出了第三种态度：大而化之地把诗和科学搅成一锅浆糊。汗牛充栋的古人笔记，记下许多奇闻“异”事，有不少可以从中窥见古代科学技术的信息。然而却被作者单纯当作谈助，以一个“异”字朦胧掉，甚而着意渲染其中的神异色彩，弄得面目全非。而有的分明是诗，是诗人的想象、哲人的寓言、大言家的牛皮，却又当作了事实，煞有介事地考证、争论，吵得不可开交。科学是不可少的，诗也是不可少的，问题是要分别清楚。混杂不分，危害了我们几千年。

　　但赞宁和尚(公元919-1001)却是个出色人物。他是佛学和佛教史研究专家和著作家。撰有《内典集》152卷、《外学集》49卷、《大宋高僧传》30卷，还有《僧史略》3卷，记述佛教诞生、流变以及三宝住持等的起源，系统表述了宋代以前佛教制度事物的概括，很有学术价值。他不仅博闻强记，并且言辩敏捷。宋太祖赵匡胤到相国寺烧香，问需不需要拜佛，其实是不太想向人下跪，哪怕是佛菩萨，但又有些忌惮。别人都不敢出主意，赞宁却坦然说不用拜。问他原因，他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皇帝既理直气壮免掉屈尊下跪，又得了个“现在佛”的尊号，与“过去佛”平起平坐，当然龙颜大悦，从此成为定例。赞宁的知识也不限于背书，往往能结合实际。柳仲涂请教他，维扬郡堂后菜圃，阴雨天见青色火焰闪烁竟夜，走近就消失，是什么缘故。赞宁说，这是磷火，是战死的将士和牛马的血肉在土里凝成的。柳大惊下拜，说果然那菜园常掘出断枪折镞，证明那是古战场。于是做诗赠赞宁，称他是空门中的博学家张华。(戴明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