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叙述或回忆

　　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海明威在文本中实验的“零度叙述”是否可能？一个写作者在语言中能否放平自己，从而在进入事物或事件时冷静到极点？比如现在我要叙述的对象是胖姨，一个又矮又胖、壮壮实实的乡村妇女，她的眼睛陷在肉里，走起路来脚板很重。她是家中10多年前请的保姆。母亲总是说，听脚步声就晓得是哪个，有的像猫走路，有的猴急急的，有的像鹅掌“啪啪”的响。

　　记述一个人，也许传统的叙述方式更“零度”一点，似乎是这样。胖姨做起事来起早摸黑，任劳任怨。拉拉杂杂的家务活儿全包下，从凌晨上街买菜做起，中午不睡觉，直到晚饭后一切收拾停当。谁也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些什么。上世纪80年代初那会儿，家中厨房是斜搭在扇墙的一间，像鲫鱼背一样狭长，窗子通向另一家院子，密不透风，夏天里如同蒸笼。而胖姨下午常常蒸馒头，热得自己也像馒头出笼，背心湿透，却从不吱一声。有时拿着钢精锅来量米，经过风扇呼呼的房间，她只是斜斜地站一会儿，沾一些风的气息。胖姨吃饭一人能顶两人，不管有菜无菜都能吃上几碗。她怕浪费，只要桌上有剩菜，总见她的筷子去夹。

　　这种叙述方式的短处是单向性或表面性，比如难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倘胖姨读到这文字也会心怀不满(当然她一字不识)，因为她忌讳吃得多，她做梦都想减肥(这一点如今看来，她堪称那个时代的时尚先锋)。如果连当事人也批评这些文字，“零度”怕有些危机。不妨听听母亲背后怎么说：胖姨做事没话讲，早上买菜从不虚报。对外场从不乱说家里的事，像家里人一样。不过，母亲对她烧菜下油太重略有微词。自她来家以后，猪油罐、香油桶频频告急。时间一长，我发现胖姨在洗衣烧菜上自尊心特强。比如，午饭时几个人都说韭菜太老，像草一样。母亲便对胖姨说，韭菜要大火炒，翻两下就行了。胖姨口气有点冲地说，这韭菜本来就不嫩。母亲似未听见，仍在絮叨大火炒韭菜的必要性。胖姨涨红了脸说，俺连这个都烧不来，还活这么多年呢！

　　这样的概括显然是我对她的初步印象。如果问问别人，也许说的与我不太一样。口述如同定影液，让过去的人和事立刻显现出来。问题是，不同的人所记住的生活细节是不一样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真实性的差异。我记得，夏天傍晚洗过澡后，胖姨就赶紧把衣服洗好，说，不洗不烂吗。结果澡也等于白洗了。她的短裤特别宽绰肥大，并用十字型衣架撑开，每每挂在门檐下的晾杆上，像个瓦蓝色的大灯笼。父亲看不顺眼，从“灯笼”下出出进进，觉得有伤大雅，于是就用挑竿把它晾到门外的晾绳上去。胖姨过一会儿看见“灯笼”不在，就又用挑竿把它挑回老地方。胖姨认为，晾在高处通风易干又不会被人顺手牵羊。

　　胖姨的耳朵有些背，距离远一点，声音小一点，她就听不见。但她不高兴别人说她聋，因为聋就意味着老，而她才49岁；更重要的是她尚未找到答应养她老的人家，对“老之将至”充满忧惧。母亲说泥鳅不用捶，骨刺都捶碎了，吃不出来，叫她以后别再捶了。她没听见，依然捶。晚上母亲又说一遍，她仍没有反应。父亲说，别再说了，她听不见。这句话胖姨听见了，一脸不高兴，说，俺的耳朵就这么聋吗？为了防老，胖姨有个装着“养老基金”的小箱子。这个箱子跟她的命根子差不多，总是放在最保险的地方，一般她睡在哪箱子就在哪儿。她睡觉很死但又不死，如有几个人说话她照样呼呼大睡，倘若半夜有人起来开门出去小解，关上门后，她还会爬起来，摸摸门锁是否关好。

　　这里的叙述显然与追忆相关，而叙述与追忆本来就有点缠裹不清。在散文写作中，是叙述引发了追忆呢，还是追忆带出了叙述？如果追忆能直接呈现为叙述，那么这种叙述也只能接近追忆中的那个对象，而非对象本身。写作者能置身其外，成为一个冷静的局外者吗？

　　胖姨一向做事把稳，我几乎没见过她有什么闪失。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我从外面回来，听见胖姨在卧室发出痛苦的呻吟。母亲正在里面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见胖姨睡在床上翻身打滚的，喊着：“痛死喽，俺要死喽！”脸上大汗淋漓。我也吓坏了，便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她吃了一瓶云南白药，不知怎么搞的反应这么大。我想起胖姨曾对我说过，她好不容易托人搞了3瓶云南白药，准备给她哥哥吃，那时这药奇缺，而治内伤又有特效。没想到胖姨一声不响地先吞了一瓶。我说赶紧送医院吧。母亲看着胖姨痛不欲生的样子说，还是送去好。这时胖姨忽然不呻吟了，开口说：“药吃坏喽。赶快给俺写……”这时，又一阵疼痛袭来，她呻吟着。我觉得她好像在说临终遗言，赶紧找纸准备一字不漏地笔录。一会儿她又开口说，“赶快写信给俺哥……俺给他两瓶白药……叫他无伤不要乱吃……吃了要坏事……俺要死喽。”我心想你对你哥真没话讲，连吃药都要先拿自己当试验品。我正展纸摇笔之时，胖姨突然停止了呻吟，仿佛从噩梦中醒转过来，叫道：“一点不疼了，好了！”我真不敢相信。她坐起来扭一扭，然后下床走了几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又好像主演了一幕轻喜剧。我和母亲都笑了。母亲说，药哪能瞎吃，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向你哥交待？

　　上述场景我是第一目击者，用的类似于新闻笔法。但如果这些话传入胖姨耳朵，她说不定会骂我：净瞎写，黑芝麻变成西瓜了。其实我不觉得夸张，当时她就是那样子。但我还得承认，一丝不差地将过程描摹下来是不可能的。比如，她疼痛时的呻吟状态，以及她究竟喊了几次“俺要死喽”，我已记得不大清晰了。

　　忙闲下来时，胖姨与母亲拉家常，渐渐谈到自己的身世。她结过两次婚，头一次嫁给一个农民，离婚原因很简单，她不能生育。第二次是“文革”前，她远嫁给西安交大的一个年轻教师。第二个丈夫脾气坏，离异后带着一儿一女生活。胖姨挑起了家务重担，担当起抚育、照料孩子的重任。谁知不久后爆发的“文革”再次改变了她的命运。校园处在停课和武斗的状态中，丈夫被造反派和混乱的秩序弄得腻烦，有时连基本生活也发生困难，于是毅然决定抛弃西安交大，带着胖姨回到安徽老家——枞阳，在一所乡镇中学教数学。可没过多久他就后悔，乡村条件实在太差了。可他又无法回去。于是便一味怪罪胖姨，将怨气年甚一年地撒在她身上，但生活上又离不开她。10年后胖姨为什么断然决定跟他离婚呢？原来，她发现他身为父亲却是个畜生——他跟亲生女儿关系暧昧，还不让女儿嫁人。第二次离婚后，胖姨就进城当保姆。她说她好歹不会再结婚了，只想找个养她老的好人家，这样她一分工钱不要。

　　我想补充的是，人性的深渊是令写作也颤抖的昏幽之处，是生活最隐秘最激烈的部分。而生活远比一切可能的定义要复杂得多。它是所有这一切，并且还要远远超出。转述则是写作中语言的秘密之一。转述常常会漏掉许多东西，或者说最容易掺水，甚至会改写一些东西，但我相信上述转述是真实可靠的，转述的内容是胖姨亲口告诉我的。只是我省却了当时谈话的场景以及气氛渲染，因为这些对文学性是必要的，但对于呈现她的命运迹线似并无多少帮助。惟一缺憾的是，我无法在这种叙述方式中探入人性深渊，呈现人性和兽性撕咬、搏斗的淋漓痛楚，从而追究幸福和厄运的堂奥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

　　胖姨经常上街买菜，同一个住在菜市场小街上的朱老头相识。朱老头比她大十几岁，瘦精精的，精神抖抖的，退休后闲着，四处转悠，好像在找一个什么人。久而久之，母亲也认识朱老头。胖姨回来总说到他，心里拿不准便同母亲商量。朱老头毫无疑问在打胖姨的主意，像她这样年龄相差不大又无子女牵挂的人实在不好找。胖姨有点嫌他岁数大了，一脸皱纹，怕老头靠不住。尽管如此，胖姨一说到朱老头嘴巴甜、热乎人就笑。朱老头性子急，兜圈子不行，干脆直接摸上门来。那天我正好在家，朱老头在客厅大谈他的革命史。原来他与父亲同乡，早年在家乡无为县参加新四军，后来娶了地主的独生女，一时舍不得娇妻，就脱离了队伍。言谈间朱老头还说漏了嘴，无意中暴露了他的秘密情史：老伴死后，他接济过一个年轻寡妇，后来被她缠住甩不掉，每月只得给她救济金若干，直到最近为她找到卖冰棒的活儿，才算脱了箍。“唉，如今的官可坏呀，贪得无厌，想当年老子干革命时，他们还叼着娘的奶头哩！”朱老头赶紧岔开话题，连声叹气，但仍不忘炫耀老本。胖姨坐在那儿，一边剥豆一边听着。后来胖姨侄媳妇从汤沟来接她，表示保证养她老，她的心就动了。再加上算命瞎子说，与朱老头的事今年不吉利，有灾星。胖姨拿定主意去汤沟。

　　老实说，我比较倾向于文学性叙述，那种具有语言质感和文学美感的叙述。但老实巴交的叙述也自有它的可爱处，娓娓道来，好像拉家常，一点不拐弯抹角。这也许就是口语诗人喋喋不休地唠叨口语妙处的缘由了。但他们那种确定无疑的口吻，在我看来恰恰是可疑的。散文写作者从来不标榜这一点，可他们比口语诗人更有理由活用口语。

　　七八个月后，胖姨又回到我家，她说她在侄媳家待不下去。她托母亲与朱老头接上头。我心想，她与朱老头还是有缘。接上头的朱老头吸取了上回的教训，对胖姨紧追不放。那天晚上我散步经过十字路口，看见银灰色的路灯下，朱老头正和胖姨靠在栏杆上，在人声嚷嚷中谈话，其实只是朱老头一人在说。他时而望着街心，时而又望一眼胖姨。胖姨个儿矮，仰着脸呆呆地听着，那样子真像教徒在听神父宣讲圣经。朱老头常来约胖姨看电影。那时中国人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每逢有约，胖姨就早早地通知母亲，意思是晚饭要吃得早些。她一放筷子就去洗澡，平时很磨，这回利索得很。不一会儿，门外响起了朱老头精神抖抖的大嗓门儿。胖姨赶紧穿戴整齐，头发梳得像乌鸦毛一样亮，出门还丢下一句话：碗放在那里，俺回来洗。母亲说，你放心看电影，碗我来洗。这时朱老头已先行一步，似乎是避免门口人看见，显然胖姨事先打过招呼。深秋时节，每逢胖姨有“外事”活动，必穿一套崭新挺括的西装。父亲有时见她回来便开玩笑说，出国回来吧？胖姨一边笑，一边唬下脸说，老笑俺干啥！她曾私下里对母亲说，真想去医院开刀，把肚子里的油扒掉，穿起衣服才像样。不过我们背后都评论说，胖姨肚子大，穿西装才有风度，像个东洋佬。

　　面对新潮的老派恋爱以及个人隐私，以文字直述实属不可为而为之，其捉襟见肘可想而知。如果换一个视角，比如由朱老头出面重述此事，肯定会像当年闹革命那样大放异彩。问题是，这种叙述方案虽有出奇不意之妙，但现实中的朱老头不会赏脸给我这个机会，而我又认为自己是新写实派，对散文虚构抱有水火不容的拒斥。

　　据胖姨透露，朱老头虽然进展顺利，但也有难以启齿的担忧。一则怕胖姨血压高，以后弄不好还要他来服侍。有一天，他不知怎么把胖姨哄到医院，又量血压又胸透，结果血压指数跟年轻人差不多。二则他还怕家中儿女们反对。其中大女儿就坚决反对他再婚，于是他趁大女儿生病，便带胖姨去她家烧锅煮饭。这一招果然奏效。大女儿见胖姨忠厚老实就不反对了。胖姨那一阵子也有小小的紧张。她吃饭前抽拿筷子经常少一只，最后端碗的都得嘟哝一句：“怎么搞的，就一只。”于是胖姨又去厨房再拿一只，一边无奈地笑着说，俺拿的，这回俺还数过呢，怪事。大家便闷头吃饭，胖姨接着又冒一句：老抽一只不好啰，下次俺不抽了。我只听说多拿一双筷子，家中必有客人来。至于少抽一只筷子如何如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母亲说，瞎扯什么呢。胖姨又问我属什么，我说属猪，碰巧她也属猪。胖姨说，猪最好的，不害人，俺又是晚上生的，心最慈的了。我说，属猪的身体棒，属猴的便瘦骨伶仃。她说，朱老头是属猴的，精瘦瘦的，活蹦蹦的，晚上非要俺陪他逛马路。说到这儿，胖姨的眉眼就掩不住一种开心的笑意。

　　果子熟了就会落地，事实上它的重量早就将它往下拽了。但千万不要忘记汉语叙述的功劳。虽然这瓜熟蒂落已恍若前朝旧事，但时空围筑的坚冰还是被汉语捂暖了，融化了，以至于我能这么近这么清澈地凝视整个过程。胖姨离开我家是她第三次出嫁。事前结婚手续都办妥，按她的话说，正正规规的。她过去总絮叨没有个窝，说到伤心处还直掉泪。现在好了，窝有了，再也不用寄人篱下了。那天她走时，也只一个小箱子和一个拉链包。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车子来接。她自然要说一些告别话，而更多说不出来的话，都写在她脸上了。母亲送了些东西给她，说：离得又不远，常来玩玩。后来我家搬离池州，两家联系渐渐少了。不过，前不久还见过他俩的合影，胖姨还是那么胖，还穿着那件深蓝色的西装。

　　总的来说，我说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女人的故事，一个我眼中的女人的故事，它带有全知全能的视角。真的老掉牙了。这跟海明威在小说中实验的“零度叙述”是不一样的。当我重读它时，连我都怀疑这种叙述是不是我所为。这种老实巴交的口述对叙述对象的依赖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它甚至不依赖语言，因为你感觉不到语言了。但这些文字，还是让我回到过去的那些平淡甚至黯淡的时刻，并且有许多无法言说的东西慢慢涌现出来。(苍 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