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市记忆的诗性评弹

第一节 地域文化与市民精神的怀古情怀

　　相传，很久很久的远古时代，在茫茫的大海中，有一天突然涌出一个小小的岛屿，人们把它叫做海涌山，海涌山便是现在的苏州名胜虎丘，也便是苏州地区最早的陆地。历史走过了几万年，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吴泰伯将中原文化带到江南，在苏州附近建立了一个弹丸小国，若干年后，泰伯之二十世孙诸樊迁都苏州，筑起名为“吴子城”的小城，又过若干年，阖闾授命伍子胥扩大“吴子城”，建立了

　　相当规模的阖闾城，于是便有了苏州，有了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古老而美丽的姑苏，人杰地灵，历来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闻名，无数文人雅客留下的文章典籍，大都以他们为主体。然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只能是苏州极小的一部分，苏州的绝对量是芸芸众生、市井小民，是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是范小青二十多年前写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①(下称《风流记》)对苏州小城及其市民的基本认知。

　　范小青在创作之初，因为知青生活及更早期全家下放乡村的经历，她曾经写过一段有关知青题材的作品。但在那个过程中，无论是从产生创作冲动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认识，还是从描写表现的方式上说，她都似乎没能真正找到文学上的自我，当她把自己的阅历、气质、个性、审美情趣和艺术机制上的种种长短，放在其时整个文学创作态势上，严肃慎思之后，逐渐找到了自己独擅的胜场所在。我们知道，苏州的著名作家，有的早已离开那里，如苏童，但范小青却固执地生活在苏州(直到不久前，她才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得不到南京履职)，体察、沉思于小巷里弄之间。当她不断与养育她的那方土地和人们契合、拥抱并不断超越着自身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而予以反思、升华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艺术上的自我，写出了一批苏州味极浓的短篇小说，在得心应手之中飞扬着灵气，显露着才华。

　　范小青本意地书写生活，自然素朴地表达对民生百态的理解，对社会和人生哲学全无刻意的凝眉思索之迹，本然地传表作家对生存境遇的亲近关切的体察、对生命本体的多趣而善意的观照，所有的图景都是人间味、烟火气的氤氲，在她的创作对社会发生影响的二十多年来，她怀着欣赏的态度去把捉平民生活的脾性和体温，耐心专注地呈现生活着的身心的游走和安居。

　　《风流记》是范小青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世情小说。它是呈现市井小民生活流的作品，故有人名之为“生活世情小说”。1987年是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一个特殊的年份，该年度出现了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评论界沿袭的说法是这两部中篇乃“新写实”的奠基之作。如此说来，《风流记》就无疑应该是“新写实”小说潮流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于80年代中期特殊的背景而论，它的文学史意义是肯定的。在《风流记》“后记”中作者写道：“当我睁开眼睛，学着看世界的时候，我认识了苏州，认识了苏州人。

　　小时候，苏州很大，怎么也走不到边，八个城门，就像八个遥远的童话。

　　长大了，苏州很小，早已不复存在的城墙封闭了一个精致美丽的古城。

　　大家说苏州是个过小日子的地方，不是个干大事业的地方，大家说在苏州的小巷里日子住久了，浑身自会散发出一股小家子气。

　　而我，恰恰正是在苏州过小日子，又在苏州写作，又住在苏州的小巷子里，便有一股也许令人讨厌的小家子气。

　　物以类聚，于是，我开始写苏州，写苏州人。

　　我不想夸耀或者诋毁苏州，可我喜欢苏州，喜欢苏州的小巷，也许因为我身临其境。我的窗前，一片低矮的年代久远的苏州民房，青砖黛瓦龙脊，开着豆腐干天窗，或老虎窗；我的屋后，被污染了的水巷小河，古老而破陋的石桥，残缺不齐的石阶……

　　我无意吹捧或贬低苏州人，可我喜欢他们，尤其是苏州低层人民。他们很俗，他们很土，他们卑贱，却从来不掩饰自己。

　　所以，我写他们，也总是实实在在地写，写的是真实的他们。

　　……

　　苏州人没有梁山好汉的气魄，可苏州人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苏州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奋斗。”

　　范小青满含深情地珍视着养育她的苏州城市和可爱的市民百姓，她走进小巷人家的日常生活，经由一个深广的入口，以谐趣盎然的苏白语式书写故事，苏州百姓性格与生态跃然纸上。在文化稳定与变迁的不易识别和时代的风情与风化的难以辨认之中，市民生活的风俗史有如细雨檐滴一样地挥洒下来。《风流记》依托江南文化的背景，努力开掘苏州的城市内涵，对江南古城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内心世界进行了丰富而细致的刻画，温婉、细腻，颇具人情味道，绵韧、悠长，体现浓郁诗意。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特别是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风流记》对苏州历史的介绍，对裤裆巷里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描绘，让读者感受到了苏州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承。

　　在新世纪前，范小青的作品几乎不写宏大题材，在她的小说里，故事常常发生在苏州的街头巷尾，平常的小巷人家的悲欢离合经常出现在她的笔下。她喜欢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感悟生活，她认为生活中到处充斥着琐碎与嘈杂，这就需要作家要比平常人多出一点对生活的敏感，从那些纷繁复杂的生活琐事中抽离出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那种很明朗的东西，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却能够留在心里，让人思考的东西。范小青在平凡的生活中挖掘，提炼写作所需的素材，所以当她在看到了苏州小巷人家艰辛拥挤的平凡生活后，就为之深深触动。芥末之地，渺乎小哉，芸芸众生，关乎大体。不说滴水映现世界、细微见精神之类的可能性，仅就经验性作家创造特质的实现而言，这种刻骨铭心的衣胞之地、血肉相连的生命之旅，才真正浸淫着作家梦魂萦缠的依恋和摇人心旌的意绪，仿佛正是在这里，平凡的人生才有生气与活力的流淌，最富于风致和情韵的展开。作为一个以全部热忱拥抱人生、在文学创作的陶醉中不愿也不能自拔的作家，这里不啻恩泽无限的海洋和得其所哉的用武之地。这种烂熟于心的情愫在范小青的作品中一次次卷土重来，早已构成当代文学创作的高标塔座，也就在情理之中。《风流记》中的苏州显然是在某种历史哲学视野中的苏州，这种历史哲学不是苏州生活之外的某种理念的参照系，而是其中的蕴藉。范小青对美国作家契佛创作路数的认同是我们探察《风流记》文学意义的一个角度。契佛“没有致力于提出新的思想，没有对人生、社会和宇宙发表过抽象的独创见解。他的人生观与人们在美国市郊能碰上的随便哪一位白领人士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凭借了一种力量。”②范小青由此意识到寻找深刻，追求深刻这是一条路，放弃深刻，走出深刻这也是一条路。这里的放弃与走出绝非有意淡化或解构什么意义，而是顺其自然。《风流记》正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显示其民间化的指向。还俗的写实和现实的民间化是范小青90年代前后十来年创作的重要特征，当然，所谓民间化并不意味她对主流意识的完全疏离，也不代表她就一味认同民间，她关注的是在边缘化的文化状态下的最真实的历史与人生。建立新民间的叙事努力中为历史保留了文化转型期苏州的集体记忆。

　　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历来是构建小说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最重要的元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降，我国的小说创作在美学蕴藉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其中最醒目的标志之一，就是产生了一大批包容历史和现实的、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文化寻根小说，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作家群，如“楚文化”之于“湘军”、“吴越文化”之于“浙军”、“中原文化”之于“豫军”、“黄土高原文化”之于“陕军”……姑苏文化——苏州文化——沧浪文化同样有自己特色鲜明、风格突出、成就卓著的作家队伍。苏州与徽州、绍兴是江南三大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苏州文化就是特征明显的江南文化。苏州文化自然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部，但却是其中的精华之一。作为中国文化阴柔的一翼，苏州文化同样具有王者风范，刻在沧浪亭上“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③的诗句，可以被视为其艺术格言。于无声处听有声，形成了苏州文化的魂魄，它处处展现着东方文化的清雅之美。苏州地域文化传承着春秋战国后的吴越文化，具有古老型、水乡型、雅致化等主要特点，文化积淀深厚，文化内涵丰富，小桥流水，古镇小城，如诗如画，古典园林，曲径回廊，变化无穷；精致、婉约、细腻、优雅，风格特异独标一格。范小青的小说多为曲径通幽的瀚墨铺染而成，没有金戈铁马、电闪雷鸣，那种撩人情思的温婉文字和淡雅的情愫，正得益于苏州地域文化的养育和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才在创作中长期秉承自己反哺苏州的心理承诺。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多，女作家则更少，许多人都是一枪一个地方，没有目标，缺乏特色。

　　我们说，范小青在《风流记》中是第一次在长篇小说中真正把普通百姓作为精心刻画的主人公，将他们细琐杂乱的生存境遇视为特定的文化土层加以深入开掘，具有非常突出的写实特征。众所周知，当年的“先锋文学”就其“先锋”意向而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必然带来某种刺激作用，虽然它在80年代后期越来越将文学的价值重心移向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极端，将文学引入纯粹个人的狭隘意义，但它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叛逆，对原有艺术模式的拆除，对客观世界的变形夸张，对主观世界潜意识与梦幻感觉的宣泄辅陈、时空叠化、文体实验等等都对现实主义的“现代化”带来某种刺激和启发，现实主义必然要吸收新的艺术因素，扩大较之传统写实手法更大的思维自由度与艺术表现力。80年代《苦寒行》、《新兵连》、《天桥》、《伏羲伏羲》、《风景》、《烦恼人生》、《风流记》等作品的出现，许多评论家以“新写实主义”“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有着某些共同特征的文学现象，这是到80年代末期现实主义的新变愈加明显时才引起评论家的充分注意。这种文学现象虽没有“先锋文学”出现时那么彰目，也许因为它不具有“先锋文学”那样激烈的叛逆姿态，但它体现出文学在此时期既不胶着于传统固有模式，又不超越绝大多数受众能力的可能性，体现出文学既要更深切入现实与反映现实又要使人的主体精神与时代精神在文学中得以表现的可能性，体现出内容与形式的一种新的融合。20世纪80年代。面对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受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传统文化心理的稳态结构急遽地发生着蜕变，范小青敏锐地捕捉了这方面的信息，以强烈的现代意识对若干新的城市现象进行了艺术的观照，从而细致准确地摹写了市民们曲折前行的艰难步履和新旧观念频频对撞的复杂心态。同时，作家选择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苏州作为故事生成的背景态，契合了作品的文化品位。因为我们知道，《风流记》的地域色调，不只是(主要也不是)指其所写的苏州的风光色彩或外在的一般性的人物言行特征和生活习俗，而是一种更加内在和深层的东西。它是由苏州的地域和历史等诸多因素所造成、渗透于人的心理心态结构中的某种精神气质特征。这种精神气质特征，当然要外化于人的言行之中。在外化过程中，当其与不同类型的性格相汇时，又会呈现出面貌各异的形态。作家只有把握在外化过程中人物的精神气质特征，才能在作品中真正挥散出浓郁的地域风味。我们之所以认为《风流记》是一部非常写实的小说，其实，这里的“实”就在于小说对裤裆巷市民的精神气质特征的准确描写上，外在形态上所表现出来的门洞里厢各色人等的种种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情景，仅仅是范小青对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加以传神写照的载体而已。

　　范小青创作《风流记》，是对她自己创作上的一种突破和超越，她一方面可以继续发挥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优势，在自己熟悉的创作领域，用自己朴素的语言进行文学言说，报答苏州的养育之恩；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她试图把握蕴藏在姑苏古城背后的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借助叙事努力将其发掘出来，从而在小说中建构一个特色鲜明的苏州文化世界。从绝对程度上讲，范小青实现了自己的创作预期，我们从小说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传说、一个个绘声绘色的关于吴家大宅的幸运与灾难的故事，而是整个苏州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民俗世象和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的思想、情感与心理。读者对这一切既熟悉，又感到陌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风流记》填补了当代文学上表现苏州文化的一个空白。从小说叙事美学来看，《风流记》的苏州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将人物置于故事的中心，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塑造，来揭示和表现特定的地域文化在人物思想

　　、情感、性格、心理的折射。英国作家福斯特说：“故事是小说这种复杂的机体中最高要素”④。在今天，一部没有耐看的曲折扣人的故事情节的小说是很难拥有广泛读者的。《风流记》构置的吴世恩的历史存在本身，为小说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可延伸的故事题材，有了厚重而可信的历史信息平台，范小青充分发挥了文学想象力，将纵横开阖惊涛狂卷的城市历史变化写得波澜不惊，丝丝如扣、温文尔雅。俗云：一方水土一方人，《风流记》的苏州文化特色不仅仅体现在自然、风习等显在方面，更重要的体现在受特定的风俗人情、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制约人的思想、情感、心理和行为方面。范小青很精道地掌控了这一点，既生动地塑造了各色人等不同的思想、情感、心理、性格、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而这一切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风俗人情特征，又突出了礼仪之邦的姑苏人在漫长生活现实中养成的坚毅、勇敢、温顺、善良、包容、勤劳、吃苦、敏感、细腻、仁慈、相濡以沫、以德报怨等共同的文化性格心理，从面凸现了苏州文化独特而鲜明的核心价值。正是范小青挖掘、提炼的这种核心价值，提升了《风流记》中“裤裆巷”这一特定区位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使小说有一种浓郁的历史的厚沉与沧桑感。读者可以发现《风流记》在人物关系设计、情节结构的安排、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的描写等方面，都可说是可圈可点，显示了范小青立体形象地再现苏州人文化生态和心态的匠心，《风流记》不动声色、平实平淡的叙事策略选择，使范小青以冷静沉思的独特视角关注苏州的历史人文与现实的关系，予以形象的展示，从小处着笔，表述恢弘博大的时代气象。小说完全摒弃了线性叙事和对价值观、道德观、生存观的简单判断，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最下层平面(即使是她笔下的贵族生活也被泛化为普通社会生活)，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审视，从而实现了形而上的超越本体的审美判断。

　　范小青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具有一些特殊的爱好，或绘画、或音乐、或垂钓、或农事、或戏曲，等等，在他们身上散发着随时可以付诸实施的传统文化精髓的气息，其中不乏精神境界高尚的人，也不乏精通某种技艺的高人，更不乏生活情调、艺术情趣高尚的雅士。《风流记》继续着范小青的那份儒雅与精巧，但更多地是她以小说形式鲜明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现实、人生意义的思考，对于世俗人生与隐秘人性的真切关怀。今天，我们或许都会说，范小青作品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对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持久而深入的关怀与表达，在我看来，范小青最可贵最可敬的一点便是始终没有游离于最广大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外。她总是与笔下的表现对象同呼吸，总以自己的心灵去真诚地体味他们的万千情感。范小青沉静中的默然写作也就具有了别一种耐人寻味之处，在其中，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乃是范小青一种超乎寻常的文学自信的存在。这种文学实际对范小青而言，是从《风流记》真正肇端的，这种令人感佩的文学自觉一直坚持至今，实在不易。今天，只有将《风流记》中那种难能可贵的底层关怀放置到当下时代整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才能精确地衡量界定其价值的重要性。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创作越来越呈现了一种十分突出的个人化、贵族化特征，那些挣扎于生存线下的下层民众艰难的生活境遇正在逐渐淡出许多作家的表现视野。作家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自我的私人世界，而忽略了对自身以外的更广大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对作为弱小群体存在的下层民众的艰难的日常生活状态与苦难的生存境况的关注与表达。所以，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一种基本文学背景下，才能更深刻领会并认识范小青《风流记》的底层关怀倾向的真正价值所在。或许，有些作家偶尔也会有类似倾向的作品面世，但如范小青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终将自己的小说写作定位于底层关怀的小说家确实太少。仅此一端，我们便足以见出范小青《风流记》的非同异常的意义和价值来。《风流记》中的生存个体，无一例外遭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小说尽情书写着那里的人们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及心里情绪。“裤裆巷这个名字实在不大文雅，叫起来也好拗口，似乎总给人一种下作的感觉。小伙子出来追大姑娘，丫头外面谈男朋友，人家问起来，家住什么地方？裤裆巷。说出来面孔上总有点难堪兮兮，其实，苏州城里稀奇古怪的地方名字多得很，狗屎弄堂猫屎街，照样出状元，住大老爷。裤裆巷原本不叫裤裆巷，叫天库巷，响当当的名字。传说很早以前，这地方地势低湿，阳气不足，老百姓里多有患风湿病的，唐朝周真人为民禳灾，在此地建坛，一时间香火兴盛。城里城外不少人家贪图这里风水好、有仙气，都来建房落户头，开店肆办作坊，才有了这条街，取名天库……据说天库巷被叫做裤裆巷之后，风水败了，名声臭了，街巷里茶坊酒楼，馒头浑堂自然不少，可是堂子、赌场愈加多，后来人称裤裆巷十家店肆三堂子。说是那辰光，浪荡公子卖X货，满弄堂晃”。从裤裆巷历史沿革入手，读者看到的是《风流记》设置下的非常独特的民间故事场景，活泼的口头化的语风可谓引人入胜，叙述者和小说人物是话语同构的关系。多数作家很容易弄得干瘪乏味的交代性叙事，在这里却充盈生活的鲜亮气息。市井讲古说书的语言里有着起伏的动感和悄然的骄傲，无论是巡抚大人跌出轿子摔着了裤裆使原本响当当的天库巷变成了不甚雅观的裤裆巷，还是状元吴世恩买下后重振裤裆巷威风，正史与口耳相传的野史趣话就这样掺和着不分彼此。这是《风流记》的故事入口，随口把历史上的人情世故活活地拉到今天。裤裆巷三号门洞内，既是小说背景地，也是苏州城的一个小截面，从吴家老宅大院的状貎可见曾经历了一段荣枯代谢之变的显赫一时的状元府第，如今已成为市井小民的居住场所。小说从远景上大体勾勒了苏州人所处的地理与人文背景后，旋即将笔触移到近景上来，把大多数人物的活动安置在裤裆巷三号的吴家大院，人物的复杂情绪与各种冲突、物事，都在那个院落中生成、发展、平息。以此构设结撰，不单是范小青体察生活的范围和创作上的个性所致，也主要是她想从生活背景上写出人物所承受的历史与现代气息的交叉冲击，以揭示其特定的精神气质的由来。《风流记》所写的人与事，具备了启人反思历史与瞻望未来的意义。

　　裤裆巷的故事是鲜活的，多样的，它掀起了人们无限的人生感慨。曾经无限风光的吴家，到了第六代吴老太时早已荣光不再：大女儿吴方圆“文革”中因家庭成份不好吃尽苦头而与娘家划清界线；大儿子吴方远走台湾，母子分别；小儿子吴圆当年去东北伐木被狗熊吓的神精兮兮落下病根；吴老太外孙姚克柔当年下乡因偷吃山芋被大队胡书记抓住逼其和自己女儿胡美英成婚，使吴克柔悔青了肚肠，精疲力尽与妻离婚带着女儿娟娟过日子，冷漠的吴克柔在事业上有进取心，为人基本直率，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处处奉行的是“不做赔本买卖”的人生哲学。年轻时日头不错的张师母面对女儿阿惠多年没有工作的窘境，除了无休止地等待街道安排(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安排)，就是整天埋怨斥骂阿惠白吃饭没有出息，除此而外，她还得对付刁钻蛮横的媳妇桂珍，忧虑性格暴躁的儿子卫民的婚事。乔老先生精明世故，儿子乔岩是个闷葫芦，后来当上了城建委副主任，媳妇杨老师工作出色，当上了全国模范教师，但为了不使儿女乔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边彊去工作，竟然会与平时不搭理的张师母进行一场双方儿女假作鸳鸯的交易(难怪乔杨评价她母亲：“算盘珠珠拨得清清爽爽，门槛精得笃溜滑”)。一度出没于这个院落中的王珊，属于大胆新潮的一代人，思想与行为都很开放，除了吴克柔，她对大院里的人与事都不屑一顾。作品中曾有一段王珊与姐姐的对话，面对姐姐王琳苍白乏力的批评责怪，王珊笑了几声，笑得很干，很涩：“不道德，什么叫道德，什么叫不道德……你知道，我是怎么把主角抢到的么？”王珊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走了一条最简捷却又是最沉重的路。她领了结婚证书，被法律承认的丈夫，是个干部子弟(尽管她内心实际是欣赏吴克柔的)，后来她就上戏了，成功了，出名了，并且前途无量。妹妹的卑鄙和堕落使王琳惊呆了，王珊满不在乎：“你以为我牺牲得太多，是不是？我却以为我牺牲的和失去的都是空虚的东西，得到的则是非常实在的东西。”与其说王珊看重吴克柔的直率，不如说她欣赏的是吴克柔的那套人生哲学，而且身体力行，她当了名演员，成为影视新星，她住上高档住宅(还为王琳弄了一套)，不正是实现吴克柔人生哲学的结果吗？身为高校副教授的王琳在批评妹妹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同时却也享受着妹妹带给她的好处，同样享受着舒适纵情的生活，她过着领百分之七十工资并自由撰稿的全职女人日子，自由而滋润。

　　言慎行端的正派姑娘阿惠是作品中写得令人落泪的人物，她娴静、温顺、谦恭、忍让、善良、宽厚，但很长时间里她都是裤裆巷三号吴家大院众人的陪衬，从小在家受气，因为照顾嫂子桂珍之母和校方、警方对一宗案件侦破的侮辱性判断使她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从此待业在家，受尽白眼和嘲谑，我们看到，她在作品几乎就没有舒眉展眼过，背后冷不丁就会遭到要么姆妈要么哥嫂的训斥，声色俱厉，言语往往不堪入耳，甚至连当保姆的权利也被姆妈剥夺。命运似乎老与她作对：为走出家门自食其力加入民工行列去工地敲砖只干了两三天就停工了；到阿侃工厂上班却因为一把大火把阿侃烧进监狱而被工厂除名；与方京生、三子合作，华声公司却垮了，断了生活来源；到旧友潘明珍咖啡店刚上班却又莫名卷入一桩卖淫案中，被那些无聊之人可耻之徒大肆编造恶语中伤随意糟蹋；为使心爱的阿侃早日出狱她曾不断努力挣钱(只存了一千多)，天真地希望帮阿侃还款减轻刑罚；最后一个人到招聘手绣师傅的乡下去谋事。

　　应该说，吴家大院的几十户人家多数人只是关心着自己鼻尖下的那些小事，但这些小事却又是市民的头等要事，因此他们常常会斤斤计较，目的既简单又实在，不过是力求自己过得稍为适意一点罢了。除此而外，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言不及义、飞短流长，甚至幸灾乐祸，欣赏他人的痛苦和不幸，夸大或变形事实真相与迅速规避责任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大内容与获取心态平衡的一种途径。如，当潘明珍的黑窝咖啡店被公安查获，所有夜班女服务员包括明珍自己，都在做那个行当，上白班的几个姑娘到底有没有牵进去还不清楚，于是阿惠也到公安局接受询问。她虽然只去上了三天班，整个大院却一下子砸开了锅，许多人都兴奋起来，添油加醋，议论纷纷，那种情形实在叫人哀伤，令人痛恨，无中生有的猜测与恶意想象狼狈茍合，瞬间形成了一股可怕而无奈的风语狂潮，直击当事人要害：

　　“喂喂，晓得了吧，喏，他们家的女儿喏，啧啧……”

　　“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体，你晓得了？讲讲么，讲讲么！”

　　“就是呀，就是呀，讲讲么，讲讲么，不要保守么……”

　　“唉唉，你们不要讲我传的，等歇他们屋里来寻我，我吃不消的……”

　　“晓得了晓得了，你讲，我们听，到我们为上……其实么，真实的，怕他们屋里做啥，他们敢来敲耳光？”

　　“他们不敢敲耳光的，自己做出这种下作事体，哎，听说二十块一夜……”

　　“二十块一夜？我听说是二十块一个，一夜啥人晓得弄几个呢？”

　　……

　　“那是要发煞了，走这条路是顶合算了，无本万利的……”

　　……

　　“我说呢，原来小姑娘老实煞的，本分煞的，装倒装得蛮像的，我说在做什么事体呢，不晓得在卖X……”

　　当阿惠突然又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所有人都惊呆了，个个面孔尴尬至极，像吃了别人耳光一样。

　　作品借阿惠高中时那段旧事与潘明珍黑店出事被牵连这两次事情，一方面展示普通市民的日常心态，另一方面却是要对社会民生状态与道德层次之种种不合理予以观照披示，希望有所点化。这些确实是当下中国下层民众生活中一种社会真实，范小青对这些生活现象的表现还可视为她一种强烈的思想批判立场的存在，其中，我们自然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如阿惠这样芸芸众生的一种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却也不妨把它视为作家对下层生活真相的一种抗议。三子参与方京生的皮包公司铤而走险大赚其钱并毅然搬出裤裆巷造楼结婚请酒，十分鲜明地烙上了时代的特别印记，暗示了某种传统的悄然解构。小说透过市民们嘈杂无聊的生活乐章窥见他们悸动不已的灵魂，艺术地揭示出市场经济浪潮波及到整个中国寻常百姓家的大趋势，《风流记》与时代步伐由此连轨并行。

　　《风流记》从地域文化传统的沉积对人们心理心态的渗透和默化上，深一层地剖析了所谓“小家子”情愫的由来，这是作品非常有趣的重要内容，也是作家强烈的自省意识的重大表现。“我不大信命，可我却知道，我写小说，很难让人‘冷不防’，不大可能使天下震惊，也许是命中注定。苏州人从来都是小家子气的，我也是小家子气的。应该培养自己的大气，却不能伪装自己。当我还没有练就三昧真气，还缺乏大家风范的时候，我就是我，小家子气的，不时露出些小市民的本相，乡下人兮兮的，并且不以为羞耻，不知道这是不是苏州人的特点。”古老、美丽、富饶而人文华彩四散的苏州已有二千五百余年历史，裤裆巷、纱帽厅也是垂垂老矣，小说中的人物就生活于这古老的环境中，文化越古老，人的心理就越是封闭。精致巧妙的苏州园林艺术，是当时的建造者为了获得自然山林逸情，从个人游赏需要出发，通过长期延续流传、发展提高而形成的修建宅旁花园的综合艺术，它在占地有限的小空间内，借助自然山水景观中的典型规律，精炼概括为园林山水园，因而苏州园林注重在掇山、理水上深下功夫；同时苏州园林中的建筑物种类繁多、大小不一，它的建设者首先考虑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在满足人们正常活动的尺度比例之后，着重通过曲折迂回的手法来划分和组织空间，通常在主体建筑确定之后，对其周围的叠山理水就似描绘一幅三维空间的山水画一样，因地制宜地缩小山体的高大和水体的深远，用变化的手法达到小中见大、曲中见远的意境情趣，做到“多方景胜容于咫尺山林之中”，同时还需将观赏植物、家具摆设等其他要素融为一体。这些殊异的人文景观自然给人们无穷的审美享受，但它毕竟太过娇小，无宏伟高拔之气，地域状貌的逼仄压抑人们的心理情绪，致使畅想与想象难以施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又使苏州人有一种天生的自豪感骄于世人而自喜不禁。《风流记》对吴家大院重点部位纱帽厅的历史以及被当作灾异预兆的墙龙和佛珠反复抒写，其实深含用意。小说中提到的纱帽厅的一砖一瓦概不能乱动，否则定有不测降临。吴老太和乔老先生更是此说的极力鼓吹者，深信不疑。张师母虽然嘴上说不信，但心中还是打鼓，不敢多有质疑。小说设此传闻的目的主要伏笔于人们关于裤裆巷拆除的反应上，这与人们许多生活哲学念想特别是苏州特定的地域人居环境密切相关，彰显着人们的生存眼界与现实气魄。吴家老太是三号的宅主，当然不赞成大院的拆迁，此属情理之中。但乔老先生有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字辈，一家三代住房紧张那是不争的事实，他居然也不希望裤裆巷拆迁，为什么？他的心态也是很奇特的：“他想想这片世界越变越滑稽，颠来倒去，混天糊涂，中医院里挂盐水，西医院里吃中药，药得中不中，西不西，真是变世。现今外头样样事体变化，没有一样称心的。”这显然是一种守旧的不愿变革的文化凝固心理。《风流记》无论是在递进紧缩中设置的人物的生存空间或是反复提出的纱帽厅、墙龙、佛珠等物事，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生存空间常常是窄小而难以自由选择的，范小青对长期生活在窄小的吴家大院而不能得到改善的人们充满了同情。这些都是普通人，他们的生存环境及生存质量使他们身上不得不沾有“小家子”风习。人们对同类的认识往往有一种心理定势，要么头戴光轮、脚踩祥云，要么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许多作家也染此陋习，眼睛紧盯英雄和小丑，并作人为的美化或丑化。其实美丑都无绝对纯粹，两者之间更是内涵庞杂，丰裕至极。究其底，英雄、小丑都为凡人，正如黑格尔《美学》所谓：“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⑤普通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才是造就时代的英雄，才是值得书写的色彩斑澜的典型。普通人的艺术形象最贴近普通人本身，所以，它是真实可信的。范小青深谙此道，她关注诸如卫国、卫民、阿惠、乔乔、三子等普通平民，尤其关注他们的成长史、生活史。难怪，有读者说，《风流记》初看不起眼，书名也似乎挺俗，却越看越耐看。非但如此，它还会长留在广大读者的心中，沉淀、发酵。作品就像在写你我他，人们感同身受。《红楼梦》咏白海棠诗中有一句“淡极始知花更艳”，正是范小青追求的一种至高的艺术境界，美在普通，胜在普通。《风流记》中我们不见政要权贵，都是凡夫俗子，有的甚至比较愚钝(如吴圆)。他们看似平平淡淡，缺少惊人之举，但正是他们构成了人间万象，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时代。主人公大多具有善良、朴实、厚道的品性。诚然，他们身上有小农意识、小市民习气，有的甚至很严重，但读者不会纯粹用崇高或庸俗去评判他们。这些人都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本真地生活着，特别是阿惠，她是懂得努力、懂得知足的人，她从不向社会乞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相反更多的是感谢生活所赋予她的。社会也正是由像阿惠这样普普通通的人组成的，正因为他们并不十全十美，所以小说才格外真实，才有了生活中个性鲜明的各种不同的人，才有了五彩缤纷的生活。范小青从最普通中挖掘出了最不普通的东西，我们可以体味范小青的坚韧、细腻以及良苦的用心。出于描写最常见的社会习俗、人情世态的需要，范小青笔下那种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的“花娇月媚”的诗化天地便倏然消逝了。当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七情六欲等等极为细微琐屑的东西成为作家倾力表现的客体对象时，我们倒不并希翼在时空腾挪倒错、意识波动闪回的结构技巧中，寻找形式审美的愉悦，恰恰相反，类乎纪实的生活记录，方足以唤起读者或许体验过的感情，引发他们心理上的共鸣。这些共同构成了的《风流记》的结构特色：将诸多散漫的生活场景，按照时间顺序，再经过节奏变化的演进首尾圆合。以这种有些老套的结构法表现生活原生态的逼真状态，真是天衣无缝，再合适不过。《风流记》构筑的是人生的网络，人物纷至沓来，命运交互扭结，争相涌进画面的人物，牵扯勾连的琐屑事件，莫不参与一种人生的缠绕和比照，莫不以人生的内情连结为存在前提。于是读者从《风流记》发现的并不是什么孤立的线条和单纯的意味，而是人生的奇妙交织和杂沓生活的生命交响，人生有时显得疾速变幻，如阿惠、阿侃、王珊、吴克柔等，他们往往在宠儿与弃婴、座上客与阶下囚、诸方敬羡与社会冷眼之间几度遭逢，命运的起落相继、更迭频仍，应该说是生活无限展示和快速变异的真实折光，是人的生活角色频繁更替与急剧波动的真实展示；《风流记》也写了人生的压抑，作品没有喜剧色彩，作品的人生之歌常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沉郁旋律，如，阿惠人生历程上几度柳暗花明复又几度山穷水尽，吴克柔不合时宜、不循常规的狂放执着等。小说给我们出示了很多情感标牌：劳燕纷飞、乱蜂酿蜜、祸福相倚、甘苦相生、风云流散、枯木生春，可谓人生百种、滋味千般。范小青将市民阶层原生态生活奉献给读者的时候，自然显示了《风流记》整体意义上的全部丰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风流记》直接质疑和挑战了人们对市民底层生活描写的相关阅读。

　　范小青对苏州的小巷河湖市民世情带有血肉情感，她热爱苏州风光及那里的百姓，因此，《风流记》的一切描写流露出了她对那块土地热切而诚挚的情意。她以对苏州市民阶层特殊的审美发现为创作契机与美感，从审美精神意识的生产力以至于对市民灵性的体察中，选择小说的艺术视角，与其说，《风流记》是一种情绪在流动，不如说，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写实精神意识在涌动，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源于生命本体的温馨而亲切的情感，机智而又幽默地赋予人性以美，《风流记》进入了超越意念的美妙境界。

　　注：

　　①作家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②《不会出现在我下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93页；

　　③上联出自欧阳修《沧浪亭》诗“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下联出自苏舜钦《过苏州》诗“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

　　④《可以远眺的房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87页；

　　⑤ 商务印书馆，1996年11月第1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