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政治生活的文学视照

第一节 基层政治脉象的典范书写

　　范小青“干部”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是1997年出版的《百日阳光》①，由它修订而成的长篇小说《干部》②于2002年出版。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百日阳光》为标志，范小青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题材，还是作品的现实性与时代感都更强烈了，她开始关注和描写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关注和描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修订版的《干部》就是通过一场场紧张的、富于戏剧性的冲突，将经济改革，特别是江南乡镇经济建设中的种种矛盾纠葛展示在读者面前。小说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写起，上至省部领导，将身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最前沿的领导干部的整体状貌叙写出来。因为作品主人公是大大小小的干部，所以，我们将其名之为“官场小说”或政治小说，也可更为近切地称它为政治文化小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有关章节中将进行详细讨论)。但不论是哪种冠名形式，都足以让读书界对这部小说引起高度重视。

　　在当前大量的官场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分享艰难”式的教化和启蒙，救世主的嘴脸昭然无遗，很少对官场日常生态做细致的描摹，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可喜的是，《干部》却从一个别开生面的切入点——乡镇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官场另一类世态人情，其开拓意义非同一般。

　　长期以来，干部题材小说关注的几乎都是城市机关坐在大班台背后的“大人物”，而对乡镇政治的基本陌生，使中国当代政治小说对乡镇干部的日常生活观照缺席，已经产生的一些描写基层干部的作品，实际上也与乡镇基层官场文化格格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早已被近三十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面貌，对于绝大多数“70后”的人而言，乡镇成了一个仿若天方夜谭的神话世界，而对《干部》中项达民、柏森林、常金鹏等乡镇领导的日常生活，只能从推理和作者的逻辑上去度量。所以《干部》丰富了当代干部题材小说创作的新域地，使读者对当今的中国乡镇领导有一个全面的重新认识。

　　传统的政治文化认为，官员只有具有神秘感才可能产生威严，对高官来说，有它可能的一面，但对无数最基层的乡镇干部而论，则绝对地没有普遍性，同时，在许多的官场小说中，作为社会角色之一的官员，其整体形象是相当灰暗的，甚至有很多小说把官场写成阴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不可否认，当代官场存在奇异的实用性，现代政治文化的发育还远未到乐观的时候，但当代官场整体的有序性的现实也使我们完全可以质疑，那些官场小说所设计的人物、情节已和现实严重脱节。官场小说热实在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官场小说在文学界的“独树一帜”、“奇特繁荣”，让人油然而生的，也就不仅仅是一种欣喜的心情了。很长时间里，乡镇干部在文学作品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与重视，读了这部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后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喜悦，我不得不承认，范小青的《干部》的确逸出了我的视野与想象的界限。由于写作本书的原因，使我能够如此集中的阅读范小青的小说，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我都可以读得饶有兴趣，并有所心得。毫不饰伪地说，这对于我是一种不多的记忆。《干部》显示了当代官场小说一种崭新书写样式的产生可能，能够给官场做出独到的理解与阐释，给官场人物以全新的发现，这样的作家无疑是优秀而难得的。从范小青的经历来看，她占据了绝大多数作家没有的优势，这种优势就在于她丰富的从政经历，而她又恰恰地处改革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沿，生活在传统历史文化积淀异常深厚的姑苏古城，苏南经济模式曾在全国轰动一时，在国际上也是一片喝彩。当然，这里也涉及一个常人不具备的优异素质，那就是能既入其内又能出其外的能力。很多人要么不会做官，更多的人是要么一做官就回不来，而范小青则兼而反之，既把官做得好，也把普通人做得好，更把小说写得漂亮。这种才能绝非与生俱来，得益于她对“做官”的清醒认知与超凡发现。这是一种少见的大智慧，这种智慧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那正是一种局外人的智慧，用局外人的眼光打量自己和这个世界，以超脱的地位解读人物的处境和遭遇，从而处变不惊，稳如磐石。

　　《干部》的叙述状态很明显，它是演绎乡镇企业改革与建设发展的“苏南现象”典型的故事。范小青把侧重点做了移位，作品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被她还原于“人”，普通百姓在“人”的层面和官员身份上得到了同样的观照。这和一般的官场小说有本质不同，常见的官场改革小说把官员角色分成廉洁的、堕落的、堕落中被挽救的三种符号化形象，编造戏剧冲突，以正义战胜邪恶收场。这种创作模式其实是对世道人心的敷衍和模糊化。《干部》穿透官场世相的肤表进入人心的里层，它使我们看到了范小青对社会发展主型问题的敏锐和通透认知，乡镇企业的兴盛和颓落，荣于人也衰于人，盛极而衰的必然就在其发展的关键时刻人的发展的滞后或者说未被同步提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发展观上的这种超前的冷静透辟的价值认识，是值得称道的。小说给我们说了很多事，写了很多人，但这些人与事都是在平和沉毅的创作心境下完成的。平江市新任市委书记闻舒走马上任之际，正是乡镇企业面临重大危机的关键时刻。平江电视台野心勃勃的年轻新闻记者卢狄对平江市的旗帜、全国先进、平泽县桃花镇拖欠集资款一事作了曝光，在全市甚至全省引起轩然大波，桃花镇表面辉煌下掩盖的种种弊端逐一暴露出来，镇党委书记项达民被纷至沓来的麻烦缠得焦头烂额——将近年关，企业拖欠外地民工的工资发不出来，矛盾一触即发；镇属名牌企业王桃食品厂由于出售霉变食品而在全国声名狼藉；弟弟项小龙任厂长的明星化工厂被银行抵押而神经错乱；全镇支柱企业月亮集团因总经理情变出走面临瘫痪；研究生毕业的镇长柏森林心存高远，对一把手位置颇为关注……与此同时，平泽县委书记吕正一时心血来潮，怀着复杂的心理向桃花镇派出了县纪委副书记尤敬华为首的调研组(调查组)，使本来就纷繁复杂的局面更加波澜起伏。项达民征战于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无路可退的绝境使生性倔强的他斗志弥坚，一时间桃花镇真是暗流涌动，前途未卜。桃花镇何处去！项达民何处去！成了上下关注的焦点。项达民以及桃花镇背水一战的最终结果谁也无法预料。

　　我们说，《干部》非常重要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全新的官场人物，而且这些人物与我们既往阅读认识完全不同。我们从无数的关于官场、官员、反腐小说中得到的只有太多灰色的感受，他们中个别人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宵小嘴脸，那种把马扎当沙发、把小板凳想象成主席台、对上峰极端低俗献媚的令人恶心的奴才样，那种花样繁多、巧立名目的腐败手段，那种穷凶极恶、迫不及待的权欲和贪婪，那种独霸天下、阅尽人间美景的野心，都给读者以极其深切的负面印象。从那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被权力扭曲异化过后的人性的状态，作品透视的普通民众并不熟悉的官场非常态因为极其生动，使其赢得了行世的理由。但是，这类小说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新的经济运行模态与新的阅读取向面前早已缺彩，同时，小说创作模式化使此类作品千书一面，故事的雷同翻版更是惊人，给人以极其弱智的感觉，作家的艺术感觉、题材处理能力显得极端低下，缺乏创新自省，没有跟踪社会新足音的水准，刻画苍白、空洞，作家过多地依赖与使用他们的想象与夸大道听途说的花边故事，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生活没有细节，读者明显感到一种被调戏被愚弄的尴尬。作家高估了自己的想象力，矮看了读者的经验与智力，殊不知，读者中有不少人本身就处在官场，久经历练，深得其中三昧，不谙官场套路的普通读者也完全不需要这类小说为自己“发蒙”，它们离自己的真实生活差得太远乃至毫不搭界。说得不客气点，这种苍白无味的小说其实是对读者智力的一种嘲讽。范小青在这个问题上是极其清醒冷静的，她的几部“干部”题材的长篇和为数不少的相关题材的中短篇，都完全摒绝了上述现象的产生，她的小说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她对官场人物的熟悉使她游刃有余。中国社会的官文化过于发达，哪里的官场都大同小异，而县级官场是最具代表性的，甚至比更高一级官场都具有代表性，中国官场应该具备的所有特色，在县级都具备了。县级中政府机构恰恰是最能体现当代官场全貌的地方，所有上、下级机关的职能特性在这一级机关都完整地得以体现。在近三年“纯官场”时间里，范小青不仅每天熟悉着单位的同僚，对他们的生活、工作、言行举止进行全方位的近距离考察，并记录在心，同时，由于苏南经济的带动性价值和示范性意义，使范小青对乡镇经济发展有独特的感受，对引领中国乡镇经济前行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乡镇干部多有了解，并对他们深怀敬意。《干部》中有一大群全新的乡镇干部，他们是中国最基层的吃皇粮的领导者，这些人曾经就活跃在作者身边，他们有血有肉，有抱负有理想，有成就大事业的渴望，同时他们亦有常人的苦恼与挫折，有悲伤与失望，这些乡镇干部没有神秘感，而是和常人一样工作，一样为小事操劳，一样为前途担惊受怕，他们有坦荡若水的时候，也有坦诚相待的为人，同样有为某些利益争夺而斤斤算计的时候，因为烦恼同样会大发雷霆。这些干部有着正常人丰富的人性内涵，绝非某些官场小说模式中刻板的“官僚”。

　　《干部》中的人物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体，他们不一味地好，也不一味地坏。项达民、柏森林、常金鹏这桃花镇的三巨头，他们都不是贪官污吏，也不是只为个人前途着想的庸官，他们能守原则，敢冒风险，不仅精明强干，在政绩上卓有成就，而且能为人着想，富于同情心。官场小说优秀与否，不在于把官场腐败写得是不是触目惊心，而是这些表层化东西背后所表现的人生选择，人格、心灵的挣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人性的丰富性；官场小说也不是越紧张、越冲突、越夸张就越好，而应该写出人物的合理性，有细节的支撑，尤其要关注官场人物在体制下的生存境遇，关注人物的自觉和自省，把当代社会官场生活的复杂性带进文学。因此，范小青的《干部》是“非模式化”的好小说，因为它没有官场小说通常的“元素”，写得相对平静和从容，具有艺术创新的开拓精神，而不简单地以传统习惯思维思考生活、处理生活，人物不是好加坏或坏加好的模式，使小说具有极大真实性，而真实性就是复杂性、多样性，做到了通俗性兼顾艺术性和文学性。范小青以独特视角描绘和剖析当今官场百态，借此反映官员的执政能力，反映大众生活，在当今官场与普通读者之间架立一座桥梁，小说贴近社会生活，贯穿一种社会正义感和良好的道德法治意识，表达了普通大众的内心诉求。

　　闻舒当年曾因为两篇通讯受上级重视，改写了人生。他的政治生涯应该说是从宣传乡镇企业开始的，从一个农村语文教师随后到省委书记谢老身边工作，并随之到中央部委工作。这些年，平江既快速发展又困难重重，平江面临的最突出最严峻的问题正是当年曾经为平江描绘现代化蓝图的乡镇企业，平江乃至全国的乡镇企业，确实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闻舒此时走马上任，按省委张克峰书记的说法是中央、省里都看着他，说白了，就是临危受命。平江的典型就在桃花镇这个闻舒曾经工作了十年并从未忘记的地方。桃花镇是一个名闻中外的江南名镇，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直是平泽县最差的乡镇之一，大吃大喝、赌博、鸡鸣狗盗等等风行一时，1983年底项达民担任该镇党委书记，项达民一班人把贫穷的桃花镇带成金银镇，成为远近闻名的富镇。当地曾有两句话：没有桃花镇，就没有平江市；没有项达民，就没有桃花镇。桃花镇成了全国先进典型，项达民成了全国劳模。著名作家陶李写成以项达民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热土》上卷。《干部》借陶李对项达民的认识帮助读者完成对主人公的解读。陶李对项达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同样也有一个相当大的起伏，当初她萌发要为项达民写书的时候，她确实认为项达民具有一般人身上所不具备的良好素质，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随着自己思想认识的提高，她非常担心、非常害怕的一个事实正在越来越逼近她，她在思考：他的周围是什么？他每跨出一步要受到多大的阻力，他每干一件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她在与杨东辩论时说：“为什么难？说到底，话又回到我开头的意思，素质，民族劣根性，许许多多的项达民，他们是在一个大烂泥坑里搞他们的事业，他们浸在大染缸里，他们被网在网里，他们拼命挣扎，身心交瘁……”他们的明天会怎样？这是她写出《热土》上卷后突然产生的巨大而沉重的疑问，既是对项达民的疑问，也是对自己的疑问。官场的现实生活无疑是丰富的，而它显露的也恰恰是时代与社会的敏感区域，经济生活中的症结在其身上是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干部》通过对乡镇官场生活的描绘与揭示，读者可以触摸到隐藏在其背后的现实真实。《干部》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重点描写官员们的紧张关系与个人私利的勾心斗角，而把更多的笔墨落在写他们的抱负和事业，写他们的性格与工作中表现出的优点与缺陷。这种书写姿态由于有了活生生的人而变得不再那么透明，但恰恰如此，现实在小说中才显得丰富而有弹性，隐晦而不失尖锐，作品因此进入了一个更深层的意义空间。

　　平江电视台记者卢狄从桃花镇教师魏丰城的“群众来信”中捕捉到桃花镇集资款拖欠的重要信息，其中涉及到当年集中上马的那么多大规模的企业，那么大摊子的房地产，而这些是厂长们的失误，是公司经理们的失误，说到底是项达民的失误。做成节目后趁马台长外出，在电视台爆光，激烈的言辞、真实的画面、百姓关注的敏感话题，一下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桃花镇是全国典型，属于老虎屁股，但他摸了，项达民也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极其被动。项达民作为主人公，其人生轨迹极富代表性，他个性鲜明，刀子嘴豆腐心，既有独霸蛮气的一面，又有柔情若水的一面，极具才能，精明强干，为了认定的目标而百折不回，他凭自己的耐心、韧劲、诚心打动拉拢台湾“舅舅”孙福，赢得他充分的信任，吸引他到桃花镇注资办厂，孙福先后在此开办八家合资、一家独资企业，还介绍其他台商来投资，但对他的电力供应产生极大意见，因此萌生建立电厂的念头；项达民以超前的眼光与澳洲刘先生合资，投入两千万美元在桃花镇建起大型多功能综合游乐场，在游乐场工程启动的同时，桃花镇的合资企业从原来的六十七家，一下子增加到九十五家，可惜好景不长，铺天盖地的广告也唤不来游乐场的热闹，他却不识时务要继续投资建二期工程，被镇长柏森林认为是桃花镇在经济发展中由于决策错误所产生的最严重也是最典型的代表；为了搞好桃花镇房地产公司房屋(别墅)的促销，回收资金，他通过著名主持人徐晶的关系在上海电视台黄金强档节目花90万元做广告，并搞大型的宣传活动，效果并不理想，连平泽县委书记吕正都认为他太狂妄、太张扬；月亮集团作为桃花镇的龙头企业，总裁韩六舟由于陷入与桃花源宾馆客房部经理艾红的婚外情，妻子王菊香又不愿离婚，于是他不要他的月亮集团、他的事业，为了艾红，辞职离开阳光为香港朱先生在平江的办事处做事，从此，月亮集团步入绝境，这种悲苦局面也得由项达民扛着，甚至连韩六舟的情变也使项达民备受众人指责，用人不察；王桃食品厂的合作伙伴上海厂家采购员赌博兴奋意外死亡，到后来该厂买通食品公司和商店，出售过期的食品，造成严重的食品中毒事件，在全省甚至全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一个曾经有相当好的市场信誉并早已被消费者认同的产品，走向末路，它不仅使一位曾经经历千辛万苦，使王桃产品占领市场的优秀企业家王桂花最终跌落，也使项达民受到猛烈攻击；平泽县纪委副书记尤敬华受吕正指派，带领调研组(调查组)进驻桃花镇，更是给项达民的工作形成巨大压力，特别是省纪委原书记杜老在尤敬华调查基础上总结出桃花镇工作的七大问题更是泰山样压在项达民头上——一一、房地产过热导致的拖欠巨额集资款；二、盲目决策导致失误：游乐场、桃花源宾馆、正在筹建中的电厂等；三、企业高投入低产出，同行业过于集中，产品质量下降，缺乏竞争力；四、环境污染；五、乡镇领导独断专行，好大喜功，作风不正；六、乡镇干部及乡镇企业干部素质下降，违法乱纪；七、吃喝风形成无底的黑洞。尤敬华特别强调了项达民的独断专行。一时间，桃花镇的问题成堆，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一把手项达民这个农民出身的乡镇企业家身上，似乎正是项达民的一手遮天，桃花镇的问题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问题才会焐得这么久。小说对桃花镇改革开放的历史既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又有精微的细节佐助，揭示的矛盾之尖锐、思考的问题之深邃、塑造的个性人物之众多，都是同类长篇所未有的。《干部》凭足以令不少经济学家都感到惭愧的经济知识活灵活现异彩纷呈地展现了令人心驰神往心惊肉跳的乡镇商战。

　　《干部》在惊心动魄的乡镇经济发展中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灵魂，抒发人物情感。其真实、其生动、其典型，令人惊叹。在众多人物中，项达民有头脑、有思想，认准了的，即使逆潮流也要执行。这个人物总是给人以一种神秘莫测的复杂性，让人看完无法释怀。这其中的原因我想恰恰就来自于生活，他正是生活中极为真实的存在，他的存在正是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紧密相联的。项达民对读者的吸引，正是他身上那无限的充满活力的复杂因素的相互争辉。项达民从一个农民到厂长，再到桃花镇党委书记，表面上看他对权力的执着类似一个人对尼古丁的依赖，但正如闻舒在严厉批评记者卢狄时所说的“说项达民柏森林两人，窝里斗、抢权，都是为了自己的位子。他们是在抢，但是他们抢的是为人民做事情的权力，而不是个人的私利……我生气的是一个自以为一天到晚为人民说话的记者，却根本不知道人民需要什么！！”项达民在经济活动中形形色色的举措揭开了某个时代官场的一种客观存在。非常可贵的是，《干部》没有流俗地再现少数官员不择手段争夺政绩的事实，范小青对官场生活细节的熟稔与丰富的创作经验取代了同类小说过多的想象与空白，从而充实了我们对官场真实的理解。对于官场，由于各种原因，许多读者显然有着过多的臆测，形成了许多偏激的看法，而项达民身上许多东西恰恰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如此真实丰富而又细微的官场生活，不仅为一般人所忽视，而且也为众多作家所忽略，这里自然有其特殊原因，这就是太多人常常想当然地把官场险恶化，把官员生活黑暗化、腐败化。它固然存在部分的真实，却失去了一种更为全面的客观存在。《干部》不在反腐败的层面停留，而是发一般人所未发，将探讨的重点指向隐在官场深处的权力走向的终极意识上。范小青在这里显示了她的别一种品质，即批判精神和胆识，小说也由此获得了它的思想深度，给我们留下的思考和启示无疑是深刻而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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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中，杨东教授在与闻舒交流时曾激动地说“只要项达民在桃花镇一天，桃花镇就永远不可能有别人的世界，桃花镇的一切，都是项达民的……项达民的做法，也许看起来确实把经济搞上去了，但是离我们的目标只会越来越远，他的做法，与更民主、更合理的阶段是背道而驰的……项达民的成功，是他懂得抓时机，懂得钻空子，也正是利用了社会改革还没有完善时的机制上的矛盾和漏洞。”按照平江市委副书记楚平的说法，项达民曾经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是个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的人：“桃花镇离了项达民就是不行”。他在放达刚强、神通广大、万事不愁的外表下内心却有太多的痛楚：“眼睛一睁，就是项目，就是钱，就是追债躲债，就是三陪五陪，一直忙到闭眼”。为了工作，他长期奔劳，不顾自己的家，连儿子一年也难见一面，儿子项力居然也把桃花镇的困境归咎于他身上，于是一气之下狠狠扇了儿子一个嘴巴，这一巴掌差点把儿子扇到西藏，他内心又是多么痛苦；为报答蒋月仙在桃花镇宣传节上唱倒嗓子，项达民凑八万元资助他租王桃厂多余的门面开起服装店，却遭到慕小麟四处告状，污蔑中伤，背后承受了莫大压力；明星化工厂由于受高校掮客、科技倒爷的坑害，项目实施错误，被银行抵押，厂长项小龙精神抑郁，导致神智错乱，好端端的生龙活虎精力旺盛的弟弟转眼变成了祥林嫂，想起当年把周立介绍给弟弟，曾有人写信告到县委，说他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他感到无比的辛酸，当他在医院看到已认不得自己的三十刚过就已半头白发的弟弟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而真实；项达民面对那些衣衫单薄、皮肤黝黑、离乡背井来到桃花镇帮助桃花镇建设发展的外地民工在临近年关却无法领到工钱，他眼眶湿润，喉头哽咽，宁肯吃亏赔本也让常金鹏兑换掉美元支付工程款；当他看到被自己派出去讨债因喝酒胃穿孔死在外地的钱炳根的可怜的老婆并被她骂着害人精时，他又是何等揪心，他在除夕之夜去钱家探望……一系列的问题，巨大的阴影困扰着一向自信的项达民：自己哪里错了？应该怎么办？一双脚，踏遍了千山万水，一双眼看遍了种种人物，一张嘴，说尽了天下好话，两只耳，听够了世间信息，结果呢？小说中，吕正安排尤敬华对桃花镇的调查，既对这种阴郁的氛围增添了墨色，同时，事件的推演对认识项达民的人格精神，意义重大。

　　项达民工作方法曾经相对简单，容不得不同意见，且头上光环四射，很自以为是，心气太盛，居然连吕正也不大放在眼里，使吕正老觉得在平泽项达民比他还大。于是想煞煞他的威风，让尤敬华调查项达民的工作。项达民敢当着杜老的面，对尤敬华的不实指责拍桌子，同时，在人事关系极其敏感的时刻，面对闻舒安排的别人求之不得的市委副秘书长位置毫不心动，扎根桃花镇，否则宁愿丢掉乌纱当普通农民，这种气概，何等高扬。不断的压力使项达民更加成熟，组织的培养使他与时俱进，这绝非空话。在项达民是留在桃花镇还是上调市委就任的关键时刻，摆在项达民面前的难题，是桃花镇企业大面积严重亏损，濒临深重危机，以及眼看着已无力回天的大家已对它失去信心的月亮集团，项达民毅然选择了艰难，闻舒为平江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他们敢于挑重担，敢于顶风浪，碰到困难不是退缩而是进攻，和一些一心考虑个人利益、出了问题赶紧溜之大吉的干部比起来，项达民实在太难能可贵了。吕正也不得不承认：“就一个平泽县，多少干部碰到困难扬长而去，丢下一屁股债，像项达民这样，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的，不多呀”。范小青不是为展现时代风云而出示时代矛盾，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刻画人物，解剖其灵魂，展示其命运。这些矛盾不是外在的人物矛盾，而是人物自身的内在矛盾，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气息；小说也不是从人的观念关系出发把握社会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出发切入社会冲突。范小青超越了改革与保守之间的观念冲突模式，真实地把握了这些复杂尖锐的矛盾背景，尽现斑斓的社会生活图景。

　　《干部》中，乡镇官场不在于权力的争夺与运作的险恶，也不只是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与相互防范，而是普通正常人的真实生活反映，恍如眼前，这种对当代官场的理解与描述无疑具有深层的温暖，而不象有些小说中写的一味的敌视与冷漠，充满血腥气息。平江的乡镇企业面临困境，主要原因有两个：人的素质和企业体制。所以，要冲破困境，走向再度辉煌，必须得有两个前提：第一，不断完成人的素质的改变和提高，第二，完成改制建设。确实，镇长柏森林和书记项达民，是一对矛盾，但更是矛盾的统一。恰恰在上述问题上他们达成了惊人的一致。项达民在月亮集团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坚决地拒绝了莱特集团的收购，请回韩六舟重新主政月亮集团并完成改制，王桃厂在前厂长兰桂花努力下重振雄风，也完成体制改革，选出了年轻的大学生厂长，兰桂花仅仅做了副厂长。项达民与柏森林协商，请他重点抓教育是作者意味深长的一笔，这绝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要对柏森林削权，小说借柏森林之口深刻地指出：“从事物发展的规律讲，也许有一天，乡镇企业确实会衰落，甚至会彻底消亡，但是我相信它只是一种名称上的消失或消亡，也就是，我们也许不再称它们为乡镇企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生存能力，更不得不承认它是有远大前途的。乡镇企业早已经纳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大轨道，它和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一样参与竞争”。项达民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柏森林等人的帮敲下，在新的经济形势面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他逐渐明白，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明白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一个人的头脑是绝对不行的，靠一个三流二流的头脑更不行。同时他更明白，中国乡镇企业的立足之本是中国特色：“我们无论如何，离不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土地，几千年历史是什么，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包袱，我们接受了骄傲，同时也就接受了沉重的包袱，我们不可能摆脱了历史文化的包袱进行现在的建设”。陶李把项达民写成个悲剧人物，但在《干部》中，项达民却是一个真正具有浓厚历史社会责任感的成功可敬的基层干部。诚然，项达民及他身边的许多人，他们确实有许多缺点毛病，他们身上，确实有很浓厚的劣根性痕迹，但是有一个更主要更精粹的东西，被很多人忽视了，那就是人的精神，不是靠他一个人，是靠他周围的所有人，包括反对他的人，包括到处告他想要他下台的人！这些人身上，正是有一种可贵的独特的乡镇气。没有这个乡镇气，就没有他们的今天，说得大一点，这个乡镇气，甚至可以代表中国精神，至少代表中国农民的精神。

　　项达民认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不否认，乡镇干部中，有贪的，有蠢的，有坏的，但是我们都看到，更多的乡镇干部，他们有一股干劲，可以不计较得失，一根筋，就是要把事情干好。到了今天，我们确实无法再用精神两个字替代一切，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完成一个过程，也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必须完成，那就是，将不服输的精神转换成具体的现代化的高素质，我们必须完成这个蜕变过程……我们一大批的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干部，缺少的东西，就是柏森林身上所具有的极其可贵的东西！他仍然想做书记，但是我相信，他更想做的事情，是给桃花镇输入进步的观念和高层次的素质，所以，我相信，我和柏森林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正在共同考虑，怎么样把桃花镇带入二十一世纪”。《干部》不仅昭示了历史的进步必须和素质的提高结伴而行这一真理，更彰显了人性的气息，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对立面，而是有复杂性格的丰富的个体，他们有常人的情感与生活，有优秀干部的事业心与抱负，他们代表的官场是现实中合理的存在。项达民正直、仗义的形象，并非作者的刻意拔高与美化。要说，项达民的形象其实并不高大完美，相反，范小青在小说中常常毫不留情对他进行审视，或者说让他不时拷问自己的灵魂，他也经常检讨自己。项达民的自审完全可以视为作家的自审，而作家的自审意识是难能可贵的，许多作家不具备这种意识。其实，自审是作家认识和表现人与社会必不可少的途径与方法，其重要性与有效性是观察他人这种常用的方法和途径所无法替代甚至不可比拟的。小说中，始终有一股浩然正气在流淌，使整个小说基调明朗向上，因而，《干部》比一般官场小说高出一筹，它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一个新鲜独特而又丰富复杂的乡镇官员形象——项达民。他的出现自然合理，给人以颠覆般的阅读体验。透过《干部》，我们看到了一个世事练达的叙述者，为她精彩而睿智的发现叹为观止，这不能不说是作品的独特魅力，它理智而智性，叙述老到沉着，不动声色，摇曳生姿，充满变化，最大限度地满足着读者的审美欲求。

　　注：

　　①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12月第1版；

　　②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