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从《塘上行》说到《曹植传》

　　汉末魏初的甄氏(181-221)不仅是非凡的美人，还是一位诗人，下面是她的一首《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

　　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

　　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

　　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出亦复何苦，入亦复何愁。

　　这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诗的主题是弃妇的悲哀，丈夫另有所爱，抛弃了自己，这里除了哀怨之外，还有对他的规劝，希望他千万不要见异思迁，弃旧图新。

　　关于甄氏一生的经历，《三国志·魏书·后妃传》里只有一点简略的记载，可知甄氏出身名门，素养很高。她的前后两任丈夫都有很高的地位：第一任的袁熙，是冀州牧袁绍的次子，出任幽州刺史；第二任的曹丕(187-226)是曹操的次子，因为大哥曹昂早死，他就居长，先任朝廷里的五官中郎将，后为魏王曹操的太子，稍后更代汉自立当了皇帝(魏文帝)。而甄氏当皇后不足一年就被赐死(黄初二年，221年)，等到曹丕死后，他们的儿子曹叡(205-239)继位(明帝)，又过了几年，为其生母恢复名誉和地位，并追谥为“昭”——这前后的起伏变化实在太大了。

　　甄氏由袁熙夫人一变而为曹丕夫人，是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打败袁绍集团、攻入冀州首府邺城以后的事情，其过程颇为浪漫，《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魏略》云：(袁)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妇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

　　曹丕是有备而来。袁熙之妻乃是当时绝色，他早已久闻芳名，所以才在攻城得手后的第一时间赶到这里来，果然名不虚传，这样的战利品比什么都重要啊。

　　曹操也非常关注留在邺城里的甄氏，但他作为最高指挥官，总是有些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等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查问此人的下落，部下禀报说“五官中郎已将去”，曹操不禁有些愤怒而且惘然，失口道出一句名言：“今年破贼正为奴！”(《世说新语·惑溺》)但既已被儿子捷足先得了，不便自取，于是顺水推舟，为曹丕迎娶。

　　曹丕同他的父亲一样喜欢美人，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甄氏颇为得宠，“擅室数岁”(《世说新语·惑溺》注引《魏略》)。“数岁”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其原因可能有种种，一则到手的尤物，多年后就不新鲜了；二则后来曹丕身边又来了一位郭氏(184-235)，这个女人名叫“女王”，出身不高而多有权谋，非常能干，“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能够被正式确立为接班人是曹丕最最重视的头等大事，郭氏对此贡献很大，而甄氏在这一方面未闻有何作为；还有第三个原因，据说甄氏同年纪要小得多的小叔子曹植(192-232)很亲密，关系暧昧不明，虽然查无实据，大约总归事出有因，叫人心里大大地不舒服——这弟弟曹植正是同他争立为太子的家伙啊。

　　正因为不再得宠，曹丕上台做皇帝，甄氏并不怎么欢欣鼓舞，态度总有些冷冷的。郭氏此时的身份乃是第二方阵中的贵嫔，要想升格为皇后，非打倒甄氏不可，于是她继续施展谋略，终于让曹丕下令赐死甄后，胜利地取而代之，爬上了皇后的宝座。当时有大臣引经据典地反对“以妾为夫人”(《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引中郎栈潜上疏中语)，曹丕置之不理。郭氏更进一步运用其谋略，让甄氏的丧事办得非常之残酷，遗体“不获大敛，披发覆面”(《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魏略》)，“以糠塞口”(同上引《汉晋春秋》)——看你这个美女还能不能再臭美！

　　甄氏惨死的情形，曹叡到很晚的时候才听说，他立即着手来收拾郭氏(此时已是皇太后)，于是“太后以忧暴卒”——也是非正常死亡。曹叡“命殡葬太后，皆如甄氏故事”(《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魏略》)。这正是一报还一报。

　　离生母甄氏之死已是15年过去了，曹叡总算出了一口恶气。而当时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哀策文却这样写道：维青龙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宫启殡，将葬于首阳之西陵。哀子皇帝叡亲奉册祖载，遂亲遣奠，叩心擗踊，号啕仰诉，痛灵魂之迁幸，悲容车之向路，背三光以潜翳，就黄垆而安厝……哀哀慈妣，兴化闺房，龙飞紫极，作合圣皇。不虞中年，暴罹灾殃。愍余小子，茕茕摧伤。魂虽永逝，定省曷望。呜呼哀哉！

　　这官样文章中的抒情同曹叡实施的残酷报复完全南辕北辙。古代宫廷里出来的文件，有许多是靠不住的，甚或与实际正好相反。读古代的史书非特别注意这种有趣的情形不可，万不能照单全收。

　　甄氏同曹植有无感情纠缠，古今议论纷纷，迄无定论。一份影响很大的文献是宋尤袤本《文选》在《洛神赋》作者名下李善注引《记》曰：魏东阿王(按指曹植)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 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迄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这大约是小说家言，但来源很古老，很难一脚踢开。说曹植“汉末求甄逸女”恐怕是虚构的，曹丕纳甄后时，曹植只有十二三岁，而甄后要比他大十多岁，曹植即使早熟，应尚不至去追求她。曹丕以甄后之枕示植，恐怕也不大可能。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曹植在年龄渐大之后同甄氏有某种感情上的瓜葛。如果确有瓜葛，最大的可能是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大军东征这一段时间，曹植正奉命留守邺城。甄后身边既无婆母，又无丈夫和子女，若叔嫂有什么亲密接触，这时最有条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黄初二年六月甄后惨死于邺城之后不久，曹植便派人到邺城去，他说是去买布，监国谒者则十分怀疑此行的真正目的，不予批准；曹植坚持要派人去，不惜为此上表，于是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就此告状，其内容涉及曹植与甄后的关系，朝廷之“典议”也就依此定性为“荒淫”和“不孝”。长嫂如母，如果叔嫂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例如派人去私祭之类，在那时是确实足以构成重罪的。但这些罪名大约也只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皇室内部决不宜爆出这种绯闻，所以后来也就糊里糊涂地结案，不予追究了。

　　曹植与甄后之间有无故事或有什么故事，历史学家谁能说得清楚？

　　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情，正是文学传记大好的用武之地。王玫教授的《曹植传》(中华书局2012年7月出版)，对于曹植与甄后的感情纠葛浓墨重彩大大地描写了一番，非常好看，引人入胜。既然当年的事情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文学传记里这样处理是完全可以的。

　　看来甄氏的《塘上行》很可能作于曹丕开始同郭后打得火热而冷落自己之初，可惜她的规劝完全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后面如果有些故事发生，也就不算奇怪了。(顾  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