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周思: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是当代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也是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生于伦敦，在澳大利亚珀斯和阿德雷德长大，毕业于牛津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此后在堪培拉、悉尼、英格兰、意大利和中国工作，现在是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的教授。

　　尼古拉斯·周思熟悉中国，喜欢中国，在他已经出版的7部长篇小说中，4部和中国文化、历史、现实生活有关。这4部书分别是：《长安大街》(Avenue of Eternal Peace, 1989)、《黑玫瑰》(The Rose Crossing,1994)、《红线》(The Red Thread, 2000)、《本来面目》(Original Face,2007)。尼古拉斯·周思之所以把自己的兴趣、热情、目光和笔触投向中国，是因为他与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周思的曾祖父，用周思的话说，“也姓周”，名叫周守恩(George Herbert Jose1868-1956)，1891年与妻子一起从悉尼来中国传教。他们在浙江绍兴、宁波和台州等地工作、生活了近10年，足迹遍布江浙一带。这位老先生不仅是传教的牧师，还是摄影艺术家，会说汉语，也认得汉字。周思的长篇小说《长安大街》中有相当篇幅就是根据那位老人的日记和书信创作的。周思的祖父Ivan Bede Jose1893年生于中国，在江南水乡度过了童年。所有这一切都对周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3年周思来到中国，开始了“求学旅行”。从1986年到1987年，周思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了18个月，1987年到1990年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他熟读中国历史，喜欢鲁迅、老舍、沈从文、郁达夫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对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学也都有涉猎。丁玲、吴祖光、王蒙、杨宪益、戴乃迭、冯宗璞、谌容、叶辛等许多中国作家、艺术家都与他有过交往。周思真诚热情、充满活力，几十年来为中澳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提起周思，认识他的中国学者无不交口称赞。

　　1990年7月，我翻译他的《长安大街》之后，到厦门大学参加“第二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和周思一起参观了泉州久负盛名的开元寺以及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遗址，还参观了泉州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周思仔细观看每一件文物、每一张照片、每一份图表，及至走到建于明朝末年的巨大帆船残骸前面时，他惊讶地停下脚步，向讲解员了解每一个细节。那时候，我只觉得身为作家的周思十分注意观察生活，全然没有想到这竟是他创作《黑玫瑰》的契机。

　　《黑玫瑰》由我翻译成中文后，周思专门写了序言。文中说：“访问泉州之后，这座位于中国南方福建省的城市的悠久历史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特别是许多个世纪以前，它就和西方世界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像马可·波罗这样著名的旅行家曾来这里造访，阿拉伯人也来这里做生意，甚至定居。我对泉州感兴趣，还因为中国旅行家就是从这里出发，探索世界，并且展示了他们高超的航海技术。此外，这一地区还流传着南明王朝许多有趣的故事，包括波及到台湾的复明运动。这种大海造成的影响——文化交叉是其中一部分——在许多方面都对现代生活发生着影响。

　　“特别是在我——一个澳大利亚人看来，东半球不同民族的成员和他们创造的文化的相互影响，已经成了巨大的原动力和创造力。离开泉州，我就想，如果利用这些材料，把历史和想象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写一本当代读者感兴趣的小说。”

　　周思说：“我创作的灵感起始于一位朋友讲述的关于中国玫瑰和欧洲玫瑰第一次杂交的故事……早在1789年，人们在印度洋的一座小岛发现了一种玫瑰。这种玫瑰的颜色、形状和香味，都包含了欧洲玫瑰和中国玫瑰的特征……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种杂交玫瑰怎么会跑到那座远在天涯的海岛。我决定完成这个故事。我把故事的背景放到17世纪中晚期，明朝末年。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和欧洲都颇具戏剧性。许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仔细研究过这段历史。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从而结束了他的统治。几乎同一时期，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上吊自杀，清王朝开始统治，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我的这部小说不仅仅写了玫瑰的杂交，还写了人与人的汇合。一个跨文化的爱情故事在明亲王和一位英国姑娘之间展开。这两个年轻人十分奇妙地相互吸引，使一个新的生命得以诞生。”

　　《黑玫瑰》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在澳大利亚很快销售一空。伦敦在1995年初就印了第二版。此后，这本书还被翻译成德文、法文出版。

　　如果说《黑玫瑰》是为了表现不同文化冲突和融合而创作的话，《红线》对于周思、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更为重要。周思说：“这本书使我偿还了对我一生都具有特别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欠债’。这部作品就是200多年前中国作家沈复撰写的《浮生六记》。”

　　作为小说家，周思像创作出《黑玫瑰》一样，对《浮生六记》这部经典之作也进行了想象，赋予它新的内涵，使它成为供今天新一代读者欣赏的、与《浮生六记》全然不同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红线》脱胎于《浮生六记》。周思以佛教转世轮回的思想作为其创作的“理论根据”，利用沈复原著遗失的两卷提供的想象空间，间以现代派跨越时空的创作手法，使《浮生六记》的主人公沈复和芸在《红线》中转生为博学正直的文物专家沈复灵和澳大利亚才华横溢的女画家鲁丝。这一对前世的恩爱夫妻，历经磨难和坎坷，今生再续前缘，演绎出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他们与歌星韩(《浮生六记》中的歌妓憨园)的感情纠葛，更使得这部小说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作者将一个古典的美丽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充满时代精神的人物结合得无懈可击、浑然天成，更显示出他炉火纯青的创作技巧。就这样，《红线》在过去与现在、事实与推测之间游弋，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成形。周思认为：“历史的幽灵可以再回来，浪漫的爱情故事可以再重演。人们着手新的变革，包括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变革，下一章永远是个谜。”

　　《红线》出版后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好评，至今许多英语国家的书店和图书馆仍然把它放在显著位置向读者推荐。《周日时报》认为，《红线》是“由一位一流的澳大利亚小说家创作的一个难忘的爱情故事”，“是一部充满微妙对比和优美笔触的小说”。

　　尼古拉斯·周思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的澳大利亚作家。他在为我翻译的《红线》写的序言中说：“在对沈复的著作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对跨越时空界限行走其间的其他著作表示敬意。我想对中国作家表示敬意。他们像沈复一样，用自己的作品从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感染我们。我特别感谢中国文学传统和它在当代世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影响。”

　　为了扩大中国文学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尼古拉斯·周思一直关心、支持把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世界的事业，他自己也翻译过中国作家的作品。尼古拉斯·周思是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当之无愧。（李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