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不是知青岁月——评韩少功《日夜书》(李磊)

《日夜书》韩少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贾平凹曾说过，知青吃了一点苦，写了很多东西；农民吃了很多苦，什么也没写出来。除去歧视和表达因素，面对苦难所形成的深重苦难感也是促使知青 写出小说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了城市———农村———城市这样不同的生存境遇，内心感受强烈，在一次次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中，知青文学长成 了。甚至可以说，从“到广阔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声中，从知青下脚踩到农村土地的一刹那，知青文学就开始抽芽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无论是私下传播的手 抄本，还是后来一夜间暴得大名的“伤痕”文学，都离不开对苦难的宣泄以及对心理创伤的清算，渐渐知青文学在人心中也就成了控诉与伤感文学，审美价值远低于 社会价值，但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日夜书》不属此类。

　　这是继2002年《暗示》出版后，韩少功首次推出的长篇力作。在韩少功笔下，知青生活虽苦但也多彩有趣，犹如学者张洪潭所说：当年我作为知青， 干苦活，不觉苦，被压抑，不知辱。小说固然有这层表达，但侧重点却是大甲、我(陶小布)、小安子、郭又军、马涛、贺疤子等在知青生涯结束回城后的生存境 遇，一如作者所说，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但叙事的重点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显然，如果没有现在生存状况的接轨延伸，那知青岁月的点滴又有何存 在之必要？韩少功深知此道，因而小说第一句，就用了一个《百年孤独》开头式的表述：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 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当年我与他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一件太爽的事。

　　故事开始了，现在与过去打成一片，这也奠定了《日夜书》的叙事方式，时而当年，转而现在，一会儿白马湖茶场采茶，转身又是现代都市生活。这样呈 梭状的来回演绎，用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来表达显然无力，而历史学家卡尔所表达的却正中下怀：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作 者用知青岁月和现在生存处境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来处理整部小说，似乎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暗示，并且这样为文容易弄成一锅粥，可韩少功将二者摆弄起来就 像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样绰绰有余。

　　但他的写作心绪是复杂的，毕竟他以周围的知青朋友为小说人物的原型，一如他在小说结尾处说的，正是朋友的日记或者他们的有关回忆，“使书中的某 些故事和人物得以虚构合成”。“一言难尽的”恰恰就在这里，周围的知青友人还在，已经去世的更难说，一不小心就有刻薄不仁厚的嫌疑。况且生于1953年的 韩少功也入耳顺之年，对过去下乡岁月的回忆自然有想象的诗性表达，书写起来虽残酷，但有小红花式的微笑。

　　另外，现实境遇的严峻逼仄，也使知青故事写起来更田园牧歌化，却又使农场生活和现实处境之间产生裂隙。随着阅读的进行，这一裂隙被强有力地撕 开，越来越大，不禁迫使人追问：难道知青生活的隐患就在这儿？比如下乡时风光的知青队长郭又军，在都市环境的压抑下，上吊自杀；思想领袖马涛由坚持真理蜕 变成走向名利场，且给女儿留下巨大阴影，迫使她在抗议社会的呐喊中香销玉殒，让陶小布“喊塌了黄昏时的全部天空”；电工技术的奇才贺疤子也迷迷糊糊地被 抓；　位居副厅职位的陆学文平庸无为，却因懂人事而游刃有余，陶小布想查他却面临重重压力，无奈以辞职来解脱自己……在这些悲剧性的人物中，马涛和贺疤子 又是此书的亮点所在，他们都处于体制之外，都以悲剧结束，堕落的堕落，关押的关押。二人都是小说中复杂的“圆形人物”，可韩少功都处理得生硬勉强，可能也 由于不敢彻底。面对这二人，他是矛盾纠结的：处于体制之外究竟好不好？最后妥协，认为体制之外有风险，于是把马涛抛弃，几乎让他众叛亲离。马涛本有传奇英 雄人物的基因，无奈却变成了蝇营狗苟之徒，这是韩少功的残忍，也是他的短肋之所在，更是时代的平庸所致；贺疤子本可以凭着自己的精湛技术和创新能力吃遍天 下，但最终却戴上镣铐登上囚车，让人唏嘘不已。

　　瑕不掩瑜，阅读《日夜书》依然有沉甸甸的收获。它的语言诙谐且有日常生活的亲切，仿佛是在白马湖茶场地里长出来一般，既接地气，又灵韵十足，读 起来欲罢不能。这种笔法看似消解了上山下乡的历史残酷性，实则使现代生活呈现得更复杂压抑，让人轻松不起来，也灵动不了。这是小说的“泄点”，也是作者的 思考之所在，它是残忍的，但正是这残忍促人反思，以引起疗救之意；可怎样疗救？作者解决不了，读者也无能为力，毕竟这是时代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