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女工记》，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

　　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获得者

　　郑小琼：《女工记》，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

　　竹青、田建英、刘美丽、李娟、谢庆芳、兰爱群、伍春兰、阿蓉……这是一个个坐在流水线上消耗青春和梦想的女工们的名字，也是广东女诗人郑小琼《女工记》中一篇篇作品的标题。也曾在流水线上工作多年的女工的郑小琼，用七年时间的追踪和思考，感同身受地记下女工们的欢笑与眼泪、快乐与悲伤、希望和绝望。同时，这些诗文也让不曾亲历过流水线生活的人们，看见另一种“数量庞大、声音微弱、表情痛楚”的生活，看到工厂、流水线和铁棚屋，看到除了爱情、电子游戏、小资情调之外，青春还有拖欠工资、老板娘的白眼和工伤的血腥的方式……日前，这部《女工记》获得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

　　“用最真实最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女工的人生”

　　记者：《女工记》的写作历时七年，可以说漫长而艰难。是什么样的动因促使你决定去接触这一题材？

　　郑小琼：大约是在2006年左右，我从工作了数年的五金厂出来后，有一段时间租住在城中村里，偶然一次生病，我在医院碰到了过去的同事，她是贵州人，跟她恋爱的是一个湖北小伙子，湖北小伙子辞工之后，他们俩就分手了，她只能选择去医院堕胎。

　　在工厂多年，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女性工友。有些工友因为年纪很小，什么事都不懂，有的甚至将小孩生在厕所里，或者因为在工业区的小诊所就诊而留下身体暗疾，有的可能丧失生育能力。当时，我就想花一点时间做一个有关女工生育的小题材创作。我花了接近二十天左右，对女工友的生育、爱情、婚姻等方面进行了一次小型调查。我原本是想写一些散文或者类似纪实文学的作品，但经过二十来天的调查后，我觉得自己有更多东西想要表达，便开始关注女工。

　　记者：最终呈现的《女工记》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描写女工们的生育和婚姻问题，还涉及到更多更广泛的现实问题和社会境遇。包括你最后将写作的重点落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这一写作过程是如何转变的？

　　郑小琼：从2006年到2008年，我有意识地选择租住在城中村，与各种女工大量接触，并去了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大约在2008年，我想开始这次写作，原本计划写一组组诗《女工》，依然是以群体方式呈现，写了接近十多首之后，我就彻底地放弃了。当我写着“她们”的时候，那些我接触的女工就一个个浮现在眼前，那些真实的生活与故事不断地折磨着我。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

　　当我放弃这种集体式的表达后，2010年，我将这些年调查与采访所得的一些东西进行整理，将她们的姓名与自己的感受放在一起，我忽然想起我曾经写过的两首诗，一首是《田建英》，另一首是《三十七岁的女工》。我似乎找到了我需要的表达方式。我开始调整思维：我原本的计划是写《女工》，现在决定写《女工记》。尽管只有一个字的区别，但两种思路完全不同。我想写的只是关于女工的记录，用最真实最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女工的人生，中间可以像古代的“记”一样夹杂作者的感情与主张。将一百来首诗歌写完之后，我将诗歌传给了几位老师。张清华老师建议，如果将一百首诗歌放在一起，会给阅读者造成一种疲倦，他建议我可以写一写调查这些女工之后的感受。我听从了建议，写了些有关于女工背景的手记以及自己对农民工群体的感受与想法。我大约写了五十来个手记，并选了十四个手记收录在这本书中。

　　“我更愿倾听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声音”

　　记者：在这部作品中，大部分诗歌都是用女工的名字命名的。你也曾写道“……数量庞大的外来女工，很多时候她们被媒体、报告、新闻等用一个集体的名字代替，用的是‘们’字……我努力地想把这个‘们’换成她们个体，深入她们之中，才会感觉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在你的考虑中，把一个“们”下面掩盖的无数个不同的名字呈现出来，有何意义？

　　郑小琼：这部诗文集中有91首诗是直接用女工的名字命名的，手记中则出现了几十个女工。

　　以女工的名字来命名诗歌，和我在流水线上做过多年的感受有关。作为流水线工人，同事之间一般都是以工种互相称呼，我就曾被人称为“装边制的”多年。在工业流水线上，每条拉线的员工流失率相当高，有一些工友还没有认识便已经离开，如果能记住工友的名字，在他们看来彼此的关系就已经相当亲近了。

　　而且，我个人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包含着个体的尊严，所以我选择用工友的名字来作为一首诗歌的标题。我呈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女工个体的命运，而不是群体的样本化的面孔或公共化的面孔。如果用“们”去写，也许这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女工会成为我笔下的一个选题，或者反映这种生活的一个脸谱化标本。但我一直很反对这种脸谱化，我想更立体地呈现这一个个具体的人。

　　在我写到的这些女工中，有几个人我已经跟踪很多年，每一年都会去看看她们，或者去她们老家看看。我一直以为，在一个国家，如果无个体之权利与尊严，则国家同样也无权利与尊严。而一个名字的背后，意味着一个人的尊严、责任、权利。现实中，她们中的很多人无法享受到这个国度用法律给予她们的权利，她们的利益不断地被损害。正是她们的故事让我感到我们更需要尊重个体的权利与利益，不要用庞大而虚无的集体或者什么特色、国情来搪塞或忽略个体应有的权利与利益。捍卫每个个体的尊严与利益，就是捍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利益。很不幸，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做得相当差。

　　记者：在当下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中，人们会更习惯或欣赏那些从底层经历苦难最终获得成功的例子。这个社会更在意的是那些成功者，而缺乏直面苦难、揭开伤口的勇气。包括外界也会认为你是一个“用写作改变命运”的成功人士？在逐渐脱离打工生活的时候，你为何会更关注那些没有成功的默默无闻的“女工们”？

　　郑小琼：尽管我一次又一次说过不要把我当作某种改变命运的标本，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别人眼里的标本。

　　实际上，工厂或工业区里的大部分工友都是默默无闻的，懂得去找劳动局去找媒体的工友只是其中最胆大最有办法的极少数。在写作《女工记》时，我就曾遇到很多权利受到损害的女工，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去找劳动局？她们的回答总是这样，“又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没有去找”，或者还认为去找劳动局是一件很出丑的事情，怕麻烦等等。

　　对于大多数女工而言，她们只是以周围的人为尺度来衡量自己的人生，包括我自己在工厂时，也只能如此。我曾在散文《流水线》中表达过我内心这种感受：“我和她们一样，在时光流逝中逐渐丧失自我，有时会因丧失而感伤，因感伤而痛苦。……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这种选择的背后是大多数女工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她们无力改变命运，无力改变现实，甚至没有信心将内心被压抑的部分叫喊出来。

　　真正代表着女工形象的是沉默的那一种，也是被工厂认为是最好管理的那部分女工，她们才是女工中的最大多数。正是因为她们的沉默，她们是默默无闻的，所以我更关注她们的内心。那些不是默默无闻的人会有更多的关注，比如报纸杂志等，相对来说，我更愿倾听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声音。

　　“她们内心的声音没有人倾听也没有人在意”

　　记者：每个女工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有自己独特的疼痛。但因为生在这个时代，她们身上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共同印记。如果从你的个人思考出发，你觉得在这个时代中求生活的女工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郑小琼：最大的危机在于她们内心的声音没有人倾听也没有人在意，现实状况与她们想象的差距太大，她们还处于单一个体存在的方式，无法形成一股力量，推动改变的力量太弱小。我个人曾建议成立农民工基层自治组织，使农民工能够有效地团结起来，更好地推动她们处境的改变。

　　我曾写过一个女工熊曼，在手记中曾有过如此感慨：“她老了，只能返回湖南的老家，重复着公公婆婆的日子，在家里带孙子，种点地，儿子却重复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家庭，我看到一种命运的轮回，一种无奈与辛酸。”

　　熊曼们不是个体，熊曼们在这个国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她们选择放弃乡下楼房来到城市，却看不到自己会变成城市人的希望。也正是从熊曼这个女工的身上，我感觉到女工们对未来没有信心的危机，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女工还是大学生，我们面临着相同的现实，也许女工厌倦劳动，在这种缺少公平竞争机制下，劳动并不会给她们有尊严与自由的生活，也无法让她们在工作的城市安居乐业，这是相当可怕的。

　　记者：熊曼和熊曼的子女们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去城市，打工者之间存在代际传承，肯定也有代际差别。那么，这些不同年代进入城市的打工者之间有着何种区别？

　　郑小琼：我觉得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要走出去的”的一代，她们是早期来广东或者城市的一批人，她们在故乡没有前途，血汗工厂的背后是一个比血汗工厂更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贫困乡村，这是第一代女工的生活状态与生存困境，她们是“要走出去的”一代。

　　第二代是要“呆下来的”一代，当最原始的血汗工厂慢慢消失，工人的工资随着工厂发展慢慢提高，工人们有了新的想法，她们要在城市呆下来，不想再回到农村。相比前一代女工只关心工资高低，是否准时发工资，及加班过度等劳资问题，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工更关心自己是否能“呆下来”，即她们关心小孩能不能在这里就读，能不能不再回到农村，赚钱在广东或者故乡的城镇买房。

　　第三代是“要融入进去的”一代，特别在“90后”这一代中，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她们更关注自己能不能融入城市，她们关心在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希望参与其中，有自己的看法。

　　记者：这些打工者在情感与价值认同上又有何种区别？

　　郑小琼：从情感上来说，我觉得第一代在情感与价值认同上属于有根的漂泊一代，而第三代女工应该属于无根的混的一代，她们是一群没有家，没有归宿，徘徊在乡村与城市的流浪者。如果第一代还有家可归，“回去修一幢好房子”是她们的精神信念，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连这样的信念也没有了，老家没有任何值得她们留恋的了。她们从价值与情感上，早就不认同老家了。她们在城市的工业区长大，在城市的边缘中生活，一直生长在这里，从内心上她们更认同于城市，虽然这些工业区离真正的城市生活还很远，而且他们生活的城市从来不认同她们，在她们的意识中知道融入城市是一种想都不能想的奢望，但她们也不会回到乡村。

　　“有太多东西需要记录，为我们时代的变迁保留一种内心的见证”

　　记者：你有一段时间并不是很愿意进入体制内的写作。为何会对进入体制内保持警惕？在生活现场写作无疑会比在书房写作更为艰辛。而最接近原生态的写作有时在文学性上会有所缺失，你如何权衡这两方面？

　　郑小琼：是的，我一直对体制保持着一种警惕，因为有些强大的惯性会不断地同化并改变我们。在一个体制无所不在的地方，我见过很多写作者在写作时会形成一种内心的审查机制，比如面对发表体制，他会选择写哪些方面的文字，哪些不写才会被发表等，这种自我审查机制让写作者的写作不再自由。我也并不认为接近原生态的写作会在文学性上有所缺失。

　　记者：近年来，关于打工的文学作品不少，题材涵盖纪实、访谈、诗歌等等。在你的阅读范围之内，这些作品在哪些程度上反映了打工者的生活？你觉得对于打工者而言，她们最需要得到呈现和关注的，应该是什么？

　　郑小琼：事实上，反映打工者的文学作品一直很多，并非只有这几年。我知道在东莞与深圳有相当多的人一直在写作这一题材的作品，有一些学者也在关注这个方面。这几年，有相当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记者、作家关注农民工这个题材，比如潘毅、张彤禾、魏城、吕途等人。这几个人的作品我都阅读过。他们的作品在这几年有相当高的关注度。

　　写作者的立场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结论与倾向也完全不一样。如魏城等国外记者在观察农民工这个群体中，都会提及一个中国农民进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提及人类历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等问题。但是，从一个女工的身份来说，我感觉我周围的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城，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变成了城市人口。这种“没有进城”的判断，是从中国的城乡划分界定以及女工内心的认同感两方面来说的。从中国的城乡体制划分上来说，她们依旧保留着乡村的户籍，从内心来说，她们大多数都知道自己的宿命是老了以后回到乡村，她们依旧保留着一颗属于乡村的心灵。

　　实际上，这些结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呈现的都是打工者的生活。但我与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他们可能关注的是一个群体性的问题，而我更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不同的人在面临现实时所呈现的或无力、或奋斗、或成功、或失败的事实。我跟本身在打工的写作者的立场更相同一些，而与非打工者的作者在写作打工题材时的立场与观点差异较大。比如有人关注的是农民工在城市赚到钱回家了，或者中国农民进城等问题，而我关注的是农民工进城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方面需要引起关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等等。

　　记者：你的写作近况怎样，是否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郑小琼︰我在写一本散文集《南方手记》已经有很多年了。这是一本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散文集，主要描写工业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民由乡村进入到工业时代的感受，描述流水线、电子厂、五金厂、印刷厂、制鞋厂等不同行业背景下的农民工不同的感受，以具体而真实的例证来表达中国农民工在现实的梦想与追求，以及价值观念的改变。当我一次次深入到湖南、江西、河南等乡村，我感受到这三十年的变化，当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的乡村开始缓慢地向工业化迈进时，几千年来的传统、信仰、文化、精神、价值观都有着巨大的改变。我觉得有太多东西需要记录，为我们时代的变迁保留一种内心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