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青年人眼界太窄 要读点书多思考

访百岁学人刘绪贻

刘绪贻

　　5月13日，刘绪贻先生过了100岁的生日。不过跟刘绪贻先生谈话时你很难想像面前的这个人100岁了。他的行动稍稍有点迟缓，但是他的脑子绝对属于一个年轻人。他知道很多思想界的热点、动向、时尚……他居然还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在写文章并且——投稿，他熟练地使用电子邮件跟各地的编辑记者们联系，问他们自己的稿子能不能发何时发，如果发表不了的话他就要转投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的热诚应该也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

　　在儒家成为一种时髦之际，他倒是一点都不含糊地主张要继续批判儒家思想。他还提出要批判法家思想，这一点也是罕见的。他回答起提问来是直截了当的、要言不烦的，他对提问的诸多回答看似简略，其实都是多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因此所说的话都非常在点子上。

　　这个1947年就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的学者说他真正的学术生涯开始于1979年离休之后，那时他已经66岁了。他生命中最好的30多年被时代蹉跎了。但是，66岁开始也仍然来得及，只要思想不老、精神年轻。

　　如果你能够看见他的表情，你就能够发现，他谈及过去被“边缘化”时一直都是乐呵呵的，好像那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与其说他是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不如说他是在感喟时代的局限之下个人的无奈。但他最后一切又都释然了，因为他对自己的写作抱有坚定的信心，他相信那些文字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初夏时节，刘绪贻先生在武汉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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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是文理兼优那一类的学生

　　记者：见到百岁的寿星，很多人都会问：有什么养生秘诀？您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刘绪贻：今年5月13日，我满100岁了。我年轻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会活这么长。也没有什么任何养生秘诀。什么原因让我活到100岁，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记者：您喜欢运动吗？

　　刘绪贻：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运动，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在大学的时候，我喜欢打篮球、游泳、骑马，离开学校之后，喜欢骑自行车、打羽毛球……

　　记者：饮食方面呢？有什么讲究的地方吗？

　　刘绪贻：吃什么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只能说，我的生活比较规矩，不嫖不赌，也比较规律……但最主要的，我认为是，心情开朗，不像林黛玉那样，一天到晚老是想到寄人篱下，悲悲切切。我一生也遇到过不少的坎坷，但很快就过去了，不大计较。

　　记者：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据说，您大学期间，因为恋爱导致数学成绩下降。本来您是有希望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吧？

　　刘绪贻：我中学时候，数学成绩确实是特别好，当时的湖北省高级中学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到了清华，微积分算是比较容易学的一门数学，但是我都不及格，我那是真正的害相思病啊。

　　记者：所以后来就只好转到文科专业了？

　　刘绪贻：不过，从初中开始，我的作文成绩也很好，每一篇作文都被老师贴出来，全班传阅。不同的老师都认为我的作文不错。所以，我算是文理兼优那一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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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五四运动是非常赞同的

　　记者：你写过一本书，讲儒家文化对中国的统治。你怎么评价儒家对中国的统治？

　　刘绪贻：我认为，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中国跟西方接触之前，儒家可以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但是，它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提不高，尽管可以维持社会的和平，但它使中国长期处在贫穷、困难当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获得改善。等到中国和西方接触，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战屡败，中国人觉悟到必须向西方学习，中国就废科举，也不读经了。但是，还有少数人，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是很留恋儒家。出现一批现代新儒家，直到现在还有这些人。像徐复观、牟宗三等等，后来还有杜维明等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儒家，提出要“返本开新”、要用儒家的内圣开科学民主的外王。直到现在，我认为他们是失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方克立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他研究的结论是：这些人的想法最终是行不通的，他们成不了气候。

　　记者：海外有些华人学者对五四运动有很多反思。包括认为过激了……您对五四运动有什么评价？

　　刘绪贻：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我希望再来一次更高水平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民主、打倒孔家店，这个任务现在并没有完成。你看新儒家在中国到处兴风作浪，他们出书、做网站、搞演讲，他们的行动受到宽容和鼓励。另一方面，一提到民主、法治、自由等等，就有人很害怕，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有人虽然口头上也说要加强民主和法治，但老是说，老是不做。我对五四运动是非常赞同的，五四运动提倡那些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成果，是属于全人类的。我对海外那些少数华裔学者文人所谓的五四运动很过激的看法是非常反感的，有什么过激？一点也不过激。我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很不认同，他们主张要回到传统、回到儒家、反思五四运动的激进，我对此是非常不以为然的。我们觉得应该进一步研究、弘扬五四精神。

　　记者：海外有些学者还认为，五四运动的逻辑，跟文革的逻辑，有内在的关联……

　　刘绪贻：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一个反动。文革是文化灾难。我也曾经一度上当受骗，后来也吃了很大的苦，他们搞派性斗争，整我整得很厉害。文革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文革提出了什么价值？它怎么跟五四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文革结束之后，中国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这条道路应该是走对了。最近30多年来，生产力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路子应该是走对了吧？

　　刘绪贻：提高生产力当然是对的，成就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但是，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改，今后应该抓紧时间继续改革，否则的话，中国要维持过去的发展速度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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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休之后日子过得最顺畅

　　记者：美国有一个学者叫许倬云的，他有一本书讲《现代文明的成坏》，讲现代文明出现了很多的病症。您怎么看现代文明？

　　刘绪贻：现代文明的一大问题主要涉及到人跟自然的关系，这个方面一直是有争议的。人如果不利用自然，那么，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但过度利用自然，又破坏了生态环境，自然要来报复你的。我认为不能因为有种种问题就不去克服自然。现在有一门学问叫“科技伦理学”，克服自然要有一个限度，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不要把留给后代的资源都用尽了。

　　记者：您是研究美国史的专家。您怎么看美国这样的国家呢？

　　刘绪贻：我认为美国，从它的内政来说，这个国家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它的外交，我是不认同的。我有一个好友，很多地方的看法跟我都相同，但是，外交方面不相同。他认为，美国并没有占领别国的土地，而且它希望别的国家成为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所以，他认为美国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是一个施惠的国家。这个意见我是不同意的。美国的外交是一个霸权外交，美国一直在扩张，它原来只有13个州，它的土地是一步一步扩张来的，它的很多土地都是从墨西哥拿来的，它把南美当成它的后院，向全世界发展，当然，它没有占领别国的地方，但是，它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它一直在谋求统治地位……它导致很多无辜平民死伤，很多区域陷入内乱。

　　记者：您这辈子觉得最顺畅的是什么年代？

　　刘绪贻：还是1979年之后，我66岁了，我的工作开始自己做主了，我的时间完全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我离休了嘛，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一天到晚地干，身体也还可以，效率很高，写的东西很多，发表的东西也很多，质量也还可以。这段时间是我的心情比较畅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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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东西能够出版，我觉得就够了

　　记者：您的学术观点一向还是比较大胆的。这个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影响？

　　刘绪贻：是的，由于我的很多学术观点基本上都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而这个左倾教条主义的势力在当时还是很强大的，所以，事实上我是被边缘化的。我的东西在湖北省都出版不了，只能北京、上海出版，类似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这样的出版机构出版的。一些原来的“大右派”特别喜欢我的书，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的书虽然能够出版，有些人一直批判我，后来我本来应该获得的待遇，比如国家津贴、资深教授等等，我都没有得到。我个人并不在乎这些事情，我的东西能够出版，我觉得就够了。不过现在我的地位有所转变，我的心情也比较愉快了。

　　记者：您写过这么多书，如果要您自己推荐，您愿意把哪些书推荐给读者？

　　刘绪贻：我的《美国通史》还是不错的。另外，许良英先生特别喜欢你提到的那本书《中国的儒学统治》。

　　记者：您现在还在写文章吗？

　　刘绪贻：还在写。比如《我希望来一次更高水平的五四运动》，比如《中国亟待补的一课：批法》。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统治思想是儒家，但是，事实上，除了儒家之外，还有法家的思想，内儒外法。秦朝用法家来统治，很快就亡了。后来的统治者汲取了这个教训，就用儒家。但是五四运动之后，一有问题出现，就批儒，很少批法。所以现在要补这一课。

　　记者：如果有机会，您最想对年轻人讲些什么话？

　　刘绪贻：有人曾经对我说，要我多带些研究生，把自己的思想传给下一代。1987年我就离休了，没有资格带研究生了。但是，到我这里的青年人非常多，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尽量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但是，我发现，现在的青年人读书不多，很多书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现在的教育太成问题，这些青年人的眼界太窄了。所以，还是要读点书，多思考。

　　刘绪贻，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社会学学士。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美国史专家，主编并撰写多卷本《美国史》并与人合著多种美国史研究专著，著有《中国的儒学统治》、《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