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无限抵近而精心“演奏”

　　马鸣谦，1970年生于苏州，从事小说、诗歌创作与英美文学译介。已完成小说《隐僧》；翻译的奥登与衣修伍德合著的《战地行纪》(上海译文)已付梓，《奥登诗选1927-1947》即将于年内推出。

　　周克希先生在他的随笔《译边草》的“译余偶拾”中有这么一段话：“文学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过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在这一点 上，翻译和演奏有相通之处。演奏者面对谱纸上的音符，演奏的却是他对一个个乐句，对整首曲子的理解和感受，他要意会作曲家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加上他自 己的感觉)传达给听众，引起他们的共鸣。”

　　看，他说的是“演奏”！

　　读到这段文字前，我一直在寻找形容译者身份的恰切比喻：炼金术士，雕塑家，还是奥登所说的染匠？似乎都不对。当然，我们常把翻译说成是架设在语 言巴别塔上的桥梁，这样譬喻确实通俗易解，大致也吻合贴切；不够处是只粗略说明了翻译的现实功用，而且，桥梁之喻还是个静态的“死”的描述，并不怎么招人 喜欢。原文和译文(原作者和译者)分处了两种异质的语言，本就存在着母体和分体、本文和诠释的天然分别；它更与原作者和译者个人的禀赋气质直接相关，而但 凡充满个性色彩的语言，其本身又是变动不居的，那些内在的情感脉动，那些幽隐表达的诗意哲理，仿佛是私密性的呓语，微妙而不可捕捉。

　　真是入道者语，周先生打的这个乐谱和演奏者的比方，恰能说明两者之间神秘而动态的关联。

　　对我而言，《战地行纪》其实是入手翻译奥登诗歌途中所遇的第一站。

　　衣修伍德撰写的旅行记部分，虽然行文充满了英式炫技，从句套着从句，也藏了不少机关，但散文的处理余地毕竟宽展些，终究还不难对付，难就难在奥 登诗歌的翻译上。奥登的诗作素以诗律的多变和高度的智性为特色，对汉语译者来说，他的诗作堪称是极难演绎的一份乐谱。要演奏好它，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你很容易就在尝试的陡坡上跌落下来，连带着母语的词句也会跟着一同分崩离析。

　　是的，如同一个只会拉肖邦小夜曲的琴手，非要硬着头皮，拿拉赫玛尼诺夫那首繁复的《科雷利主题变奏曲》来试试自己的身手一样，这次，我遭遇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演奏任务。

　　奥登诗歌的翻译，是一字一词的斟酌、是通篇音准的调适，是穷尽母语可能性的锤炼。有那么多的日日夜夜，我陷身在这个双重的语言困境中，只为得到 更妥帖的译法而费尽思虑。有时，走在路上也会左思右想：那里，是不是换个词更准确些？这里，语调似乎还不够顺畅。奥登的诗，真是折磨人的智能和神经。

　　譬如《从伦敦到香港》的六首诗中，开头《航海记》的头段就很折腾人，原文是这样的：

　　Where does this journey look which the watcher upon the quay,

　　Standing under his evil star, so bitterly envies,

　　As the mountains swim away with slow calm strokes

　　And the gulls abandon their vow? Does it promise a juster life?

　　最终出现在《战地行纪》中的是这个版本：

　　这个旅程朝向何方？码头上的守望者

　　站在他的灾星下，如此地嫉恨艳羡，

　　此时群山不疾不徐地划开水面渐行渐远，

　　鸥鸟也弃绝其誓言。它预示着更公正的生活？

　　让人纠结的是Standing under his evil star这个短句。字面意思看似简单得很，可是，译成“站在他的灾星下”总觉得会引发阅读的歧义。读者或会问：“那么，哪颗星才是灾星呢？守望者的灾星是 实在的天象，还是个比喻？如果是个比喻，那么好，灾星不就等于说一个人的厄运嘛，Standing under his evil star可不可以翻成‘他霉运临头’呢？”再者，Stand under除了表位置状态，也有“忍受”和“俯首听命于……”的意思呢。

　　是啊，为什么不可以这么理解呢？我也屡屡这么自问，着实伤透了脑筋。这句的处理，曾先后调试过好几个版本，譬如底下这个：

　　这个旅程朝向何方？码头上的守望者

　　忍受着他的厄运，如此地羡慕嫉恨；  

　　此时群山不疾不徐地划开水面渐行渐远，

　　鸥鸟也弃绝其誓言。它预示着更公平的生活？

　　另一个纠结落在了Where does this journey look which的从句关系上面：which指代的是journey( 旅程)吗？这个充满嫉恨的守望者是后文那个隐身的主人公——第三人称的“他”，还是码头上某位眺望中的“他者”？遍寻后续诗节，找不出一点可资援引的证 据，真是难以决断。

　　于是诞生了第三个版本(其实，之前就已否定了近十个不成熟版本)：

　　这个旅程已至何处？码头上的守望者

　　忍受着他的厄运，如此地羡慕嫉恨；  

　　此时群山不疾不徐地划开水面渐行渐远，

　　鸥鸟也弃绝其誓言。它预示着更公平的生活？

　　一般而论，直译是稳妥安全的，而意译或化译，须吃透了原文、捕捉了精髓，再冒上点风险，才能险中求胜，作些灵光乍现的处理。但，奥登的诗作打破 了这个规律，那里面，一路埋设了或隐或显的不少阅读陷阱，类似的纠结点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即便是忠心耿耿的直译信徒，碰上了奥登肯定也是一头雾 水，要处理好并非易事。而且，每回碰到的几乎都是新问题：众所周知，奥登是著名的诗体实验者，是语句修辞的炼金术士，是诗歌这件乐器的天才调音师，更是藏 匿和改变语句结构的伪装大师；他总能娴熟自如地处理多种多样的节奏、韵律和调性、短诗行、长诗行、抑扬格、抑抑扬格、阳性韵及阴性韵、头韵和脚韵……哎 呀，倒真是让我这个演奏者头晕呢。

　　奥登自己说过：“读者对一首诗有两个要求。首先，它必须是做工精致的词语造物，并以此为他使用的语言增添光彩”。好吧，做工精致的词语造物。为了演奏出同样精致的汉语造物来，译者如我等必得作出一个尽可能精准的抉择。

　　然而，在种种调适版本中如何测度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又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不知道。到最后，就只能一遍遍地诵读原文。如果还是无法通透，我就会搁下它，让它冷却下来，稍过些时日，再回头来处理。如果仍然没有最优选择，那就退一步，挑选听着、看着最顺眼的那个。

　　得到奥登赞赏与提携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曾写过一首叫做《烛台》的诗，他说起过这一标准：

　　艺术致力的目的，似乎是

　　精确表现，而非将我们蒙骗，

　　因为它的基本法则毋庸置疑地

　　宣告了细节的独立。

　　至于格律的处理(不管是成熟的体例范型，还是奥登独创的自由律)，那更是在完稿前必须审度衡量的一个紧要环节。因为，即便完成了语词的忠实对 应，演奏者还须准确传达出那种独特的音调和节奏来。而要将英文原诗敷演成一首像样的汉语诗歌，若完全照搬原文语言的律条，那简直就无从翻译了(因这两种语 言的构造肌理完全不一样)。在此，只能做权宜处理：不去机械地硬凑英诗的重读音节，而是如前辈译匠所提示的那样，将其引申为汉语诗律中的“顿”(或停 延)。同时，努力捕捉原诗的语调音色，尽可能去“复制”奥登的原声，争取做到“可诵而不失意味”。

　　周克希先生还说过：“感觉是一种才能……由此看来，要让感觉这种才能得以发挥，非得先把自己浸润到译事中去才行。”为了无限抵近所谓的“理想译 文”(忠实的、流畅的与精妙的)，就只能把自己更长久地“浸润下去”。直到某个瞬间，译者或会产生某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他似乎能够部分地代入到原作者的内 心世界中去，或是如招魂般，可以将他从遥远的他乡异地或地狱天堂召唤到身边。无论何种情形，这都是缪斯的再次附身。这样的神秘关联，如此充满灵性的对话， 大约就是从事译事可能获得的最大的精神享受吧。

　　是的，路途中常会觉得憋屈紧张，如在一条漫长夹道中行路一样。但，这样不是最能锤炼译者的心智和语言能力吗？自我并不会丧失，你可以理解成一种 反向的刺激。我也正是为了这点，才去碰触奥登的。翻译他，一是为了填补汉译奥登巨大而耀眼的空白，二是为着学习他的诗艺，以激发自己的创作潜能；但决不是 视之为私人领地而向人炫耀……这才是译介的真正收获。

　　忠实于原文当然是第一位的，而要无限地贴近原文，须得克服虚妄的骄傲，主动避开那种自我创作式的隐秘改写(最近李笠和马悦然的争论正在于此)。 译者需要一颗忠实传达的平常心，或可归结为个人脾性的问题，然而，这何尝不可称之诗人的必备特质呢。虽然我知道，现实状况未必如此：我们每个人私底下都很 戒备，时刻准备怒发冲冠，抖起身后那屏漂亮的羽翼来……

　　当然，每个译者自会留下他的痕迹，但信达雅三原则中的“信”终究还是基础；“达”是要到达可诵的程度(不然，诗歌就不成其为诗歌了)；而“雅”，却要凭借了母语的加持才能得以实现。

　　翻译是对等的呼应，更是两种语言的相互照亮(对诗歌而言，似乎比小说或其他体裁尤为明显)；因此，译者对母语的驾驭能力就非常重要：那是他的后备仓库，也是支持并鼓舞他的不竭后援。他最好自己也是个诗人，由此，译者的母语创作能力便会成为左右译文质量的外在限度。

　　我们的母语(包括了它所内含的一切语言性创作)，如同这个将醒未醒的国度一样，还处在转型与成长中，因此，必会出现种种的不适症状；然而，语言 若要向内层拓展深度与广度，对优质文学的译介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当代诗歌(文学)的创作，也出现了太多的单向接受译介作品的趋向。母语问题，实牵涉了更 为丰富、复杂的动态因素，譬如如何处理本国诗歌传统，如何调适内中的紧张与冲突，语言的主体性、趣向的选择等等。我厌恶单纯地效从翻译文学，希望以母语为 基点，来平等地对视翻译文学。无论翻译与创作，都须进入到语言的内层作深入的思考，这个自省意识绕不开，如同每个人脚下的影子。

　　我在2005年曾写下题为《没有标点， 没有呼喊——致萨义德》的诗，结尾有这样的句子：

　　那引领你的文字，或符咒/如使命在召唤/没有标点，没有呼喊/也从未提示你的所终/但你知道：你将抵达的，绝非仅是/被众神拥堵的奥林匹斯山。

　　我愿意相信，那也是所有站在母语环境中的译者(也是再生的诗者)必然发出的声音。(马鸣谦)

　　译文

　　四月二十一日

　　今天，在写好了我们的黄河素材、完成了一组 报纸连载报道后，我们参加了在“终点饭店” 举行的一个茶会，重新开始了社交生活。杭立武先生安排这个活动，为的是让我们结识一下目前在汉口的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那些知识分子们五六个一组分坐在 了小桌旁，而我们的主人轻步前趋，步履沉稳地将我们从一桌带到另一桌，每到一桌总会引发一段有趣的谈话。参加聚会的可真都是些最为知名的人物。我们有幸见 到了莅临此次会面的冯玉祥，那个“基督徒将军”(据说他曾用一根消防水带给他一整个团的部队施洗礼)。冯不说英语——他也没必要去说。他是那种如鲸鱼般庞 大而仁慈的人物，无言而自威。我们通过翻译向他表示了我们的敬意，他微笑着。接着，其他每个人都说起了英语，完全无视他的存在，而他继续面带着微笑。最奇 怪的是，他完全有权利出现在这里，因为他也是个诗人。他用农民的土话写些关于乡村生活和战争的诗歌。曾是蒋介石公开仇敌的他，眼下成了军事联合阵线的一分 子——但到目前为止，似乎政府没给他多少事做。

　　其他贵宾有戏剧家田寿昌，翻译家洪先生，还 有穆木天，我们听说他是中国最好的现代派诗人。有位姓陈的女士，文学硕士，极度热情地谈起了妇女的战争题材作品。她充满活力，一本正经，作风干练——和欧 洲此种类型的女子没多大差别。餐会临近尾声时，我们接受了一位年轻记者的采访，来自《大公报》，中国最知名的报纸之一。他有个异国情调的名字“麦克唐纳” (将中文名马唐纳英语化了)。名字的西方化，看来在知识分子们中间相当普遍。你们觉得中国的士气如何？对中国风俗有何见解？如何评价中国的道德状况？对军 事形势有何评论？对于中国新派妇女如何看？我们回答得很不得当，但没关系——麦克唐纳先生在我们开口以前就已经在那儿写着了。

　　此时，在另一桌上，田先生为表达对我们的敬意，赋得一首诗，由洪先生代为翻译如下：

　　信是天涯若比邻，

　　血潮花片汉皋春。

　　并肩共为文明战，

　　横海长征几拜伦？！

　　为了不被比过，奥登回应了一首他昨晚写好的十四行诗，描写的是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

　　我们俩都觉得这类社交集会非常累人。双方都 不缺乏善意——真的，整体气氛无疑因“英中和睦”而相当活跃——但我们真的在彼此交流吗？我们向主人们展露着笑意，交换着这些词句：“英格兰”、“中 国”、“诗歌”、“文化”、“莎士比亚”、“国际理解”、“萧伯纳”——但这些单词仅仅意味着“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它们只是“相互信任”的象征符号， 如同交换空白支票。没关系。都是为了一个良好目的。于是我们就从这一桌走到那一桌，试着和每个人都说些什么，我们笑得脸都酸痛了。在西方，人们似乎笑得太 少了。对一个初来乍到中国的人来说，肌肉免不了要受些劳苦。    

——马鸣谦译《战地行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