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在历史云雾的深处

　　来到天津的外地人，总要去“五大道”走走看看。看什么呢？在这块早年的租界地里，在这五条有着树影婆娑的安静的街道上，当然是要看那些老房子的。尽管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早已随风飘逝，但幸好还有这些建筑留存了下来，以供后人追忆历史云雾背后的人和事。

　　我喜欢在午后，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在这些街道上慢慢地走。看偶尔飘飞起来的树叶，看惆怅忧郁的建筑，也“看”建筑背后已走远的人。“曹锟旧居”就是在那个秋季的午后，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闯进我忆旧的思绪中的。

　　在这条称作“南海路”的短促的街道上，静寂得没有一个人，只有我和我的影子。我站在曹锟旧居前，看那狭长的木质窗户，上面布满了灰尘。

　　我最早知道“曹锟”这个名字，是在30多年前中学时代的课本里。一个“贿选总统”的烙印，重重地盖在他名字上面。盖得那样结实，没有一丝缝隙。是的，“贿选总统”的臭名始终伴随着曹锟。

　　1924年“北京政变”，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而后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被迫下野。但是，下野后的曹锟来到天津，还是照旧与“贿选总统”的名声相联，并且又因为沸沸扬扬的家务事，名声更是难堪了——曹锟的三夫人和四夫人，因争宠、争财大打出手，双方雇用了许多流氓打架斗殴，后来又变成巡捕持枪对峙，闹得英租界硝烟弥漫。一段时间里，大报小报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前“大总统”出了大丑，“贿选”这个印章也就更加紧密相随，无法让人忘记了。

　　民国时期的五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在天津的“五大道”租界地，都有他们或大或小的公寓。在民间，假如以“坏名声”为标杆，给这五位“大人物”排列顺序，显然曹锟的排列会“荣幸”靠前。老百姓痛恨腐败，就像是厌恶下水道里面的脏物一样，而曹锟的“贿选”，显然属于腐败范畴，所以把曹锟排在坏名声的前列，一点不足为奇。

　　同样当过“大总统”而后下野的徐世昌，就比曹锟的名声好。两个人早年的公寓都在天津五大道的英租界，而且相距不到五分钟的距离，但是两个人的名声却相差极大——曹锟是“贿选总统”称号，而徐世昌则是“文治总统”称号。

　　徐世昌下野后，吟诗作画搞收藏，还组织了一个“晚晴诗社”，编书出书，单凭一本雕版的《清儒学案》，就得到了许多后来学者的肯定。而曹锟下野后，因为“后院起火”，闹得世人看尽了他的笑话。

　　不过，在曹锟的晚年，人生将要终结之时，他张扬了一次自己的气势。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日本政府急于在各“沦陷区”成立所谓的“治安维持会”，与此同时，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这样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出山”，才能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抗衡。日本人以为这样的人选很容易找到，不是一件麻烦的事，似乎只要“寻人启事”张贴出去，会有不少人点头哈腰地来“愿为皇军效劳”。

　　但是日本人想错了，始终没有自愿报到的人。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他们想到了天津，想到了天津租界地里那些下野的大人物，经过仔细梳理，曹锟成了日本侵略者选中的人。

　　于是，南海路这条当年叫“达达克拉道”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曹锟的宅邸前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有齐燮元、喜多诚一……但是曹锟面对他们许下的高官厚禄，始终不为所动。日本人、汉奸不死心，早上来，下午来，晚上来，成群结队。曹锟或是不开大门，或是大声斥责这些人，表示不当汉奸的决心。这让当时许多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没有想到。起先，还有人等待，认为这位前“大总统”，不过是在表演，接下来就会乖乖地走上前台。

　　但是没有，曹锟没有。晚年的曹锟保住了自己的名声。

　　1938年，曹锟病死在公寓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76岁的曹锟终于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完成了一场“自我救赎”。据说他的死与日本人有关，可能死于谋杀，这已经成为一桩历史的疑案。但无论怎样，曹锟拒做汉奸的行为，为他自己的历史辞典，增添了明亮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