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专业性问题的反思

　　触发我以批判性的方式来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专业性问题的，是由于我本人这样的经历：两三年前，当我在图书馆查阅学术期刊的时候，曾经屡次发现在一些学术论文的标题边上注有这样的字眼——“此文已经用过”。说实话，当时我对这样的标注百思难解。它指的是该文已被复印过呢，还是指已被读过？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这样的标注显然都没有必要。后来我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就此请教学生，不想却引起哄堂大笑。却原来，标注的意思是——“此文已被抄过”！经过进一步了解，我也才知道，原来同学在每学期都要完成好几篇“论文”。在大学教育强调素质、强调能力和创新的形势下，很多课程的记诵要求相对降低，在包括我们中文学科在内的文科，论文写作的要求就相应提高了。大学四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专门的论文写作课论文、以论文形式要求的平时作业和期中期末考试，再加上最为重要的毕业论文，这些名目繁多的所谓“论文”也不知道写了多少。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一些同学便以抄袭来交差。反正现在的学者们在量化管理的压力下生产出了空前繁多的“学术成果”，老师也难以遍读全部，所以在老师那里，抄袭的“发案率”不一定很高，需要提防的，倒是抄袭者们“英雄所见略同”，抄了同一篇文章。“此文已经用过”，意在提醒后来的“英雄”不能再抄，否则的话，肯定会在老师那里撞车暴露。实际上，量化管理所催逼的学术生产的热潮方兴未艾，“学术成果”大量涌流，再加上网络资源极为丰富，电脑技术又为“论文”的下载、拼贴、复制和克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抄袭不仅“简便易行”，其实也更难发觉了。这样的状况，甚至会使老师在收到同学们的论文时，首先会在潜意识中设问这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在论文的修改过程和最后答辩中，也会在这个问题上颇费心思，以至于现在毕业论文的首页，都要有一份保证没有抄袭的“承诺书”。打一个也许不甚恰当的比喻，这就像一个农民在出售粮食、商店在出售商品时，首先得要声明他们的粮食和商品不是来自于偷盗和抢劫。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它不仅使学生突破了基本的伦理底线，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师生伦理，竟然使老师对学生的论文写作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很多时候，甚至冤枉了那些确属认真的同学。对于这一问题，严肃的道德批评自然必要，但我总觉得，这样的批评太过简单，也太过容易。我以为，在进行严肃的道德批评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对同学们论文写作的要求是否过高？在还处于打基础的本科阶段，众多科目就轮番上阵，不断地要求他们写出专业性的论文，使他们难以安静，难以喘息，是否是一种操之过急的揠苗助长呢？特别是在我们中文学科，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学生入读中文系，并非像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样出于对文学的理想与热爱，所以在本科阶段，能够培养出对中文学科的专业兴趣与专业热情就很不错了，较高的论文要求，其所针对的，恐怕还应该是那些拔尖的同学。这样一来，我们的反思便很自然牵涉到我们教学中的专业性问题，即我们是否和应该以怎样的“专业性”来组织我们的教学？具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便是应对学生提出怎样的专业性要求？这样的要求，应该掌握怎样的“度”？

　　和很多学科一样，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及其教学的专业性在上世纪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曾经有过严重的沦丧，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逐步建立并在近些年来得到相当突出的强调。 但在实际教学中，这样的强调却又有所“偏至”，没有很好地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的专业特点，从而又在另外的意义上模糊和吞没了它的专业性，其突出表现，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问题，而这显然和国家的有关法规及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本科教学的制度化要求密切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本科教育的专业标准，是“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践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很明确地指出本科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并将这一任务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甚至是完成不同时期的“五年计划”等具体的现代化工程紧密联系起来。《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也“以能否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基本标准”。在轰轰烈烈、影响巨大的“本科教学评估”中，《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也将“使学生较早参加科研和创新活动”作为重要内容。

　　很显然，上述制度化的教学要求都有着相当“务实”的社会功利性。作为面向众多学科的原则性要求，也不可能顾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非常具体的专业。所以，我们便应该在上述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专业特点来确立和贯彻自己的专业性。但在实际上，目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却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遵循着制度性的要求，并且将这种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教学指导思想，视为自身专业性的全部内涵。和大学体系中的整个文学教育一样，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随着学院化和体制化进程的日益加剧而越来越有走向‘知识化’和‘制度化’的倾向”。 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考核和教学评估等方面，没有建立和贯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自身独特的专业性标准，反而主动或被动地满足于执行上述的制度性要求，甚至在很多方面同样走向了极端，比如本文前面所说的对于论文写作的过度要求，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例证。论文写作的过度要求，显然是功利主义的教学指导思想所导致的对于“科研和创新”的简单化理解和庸俗化的机械推行，而“科研和创新”，本来应该是极为艰苦与严肃的事业，这样一来，除了会造成如前所述的抄袭与失德，还造成了另外一种仍然有悖学术伦理的教学问题，即迫使学生生产出大量的明显不具备应有的学术质量的所谓“论文”，使得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就厕身于“泡沫学术”的生产之中，而这些“论文”的轻易过关，更是不利于养成专心致志、潜心问学的学术品格和实事求是、扎实严谨的优良学风，毫无疑问，这仍然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德。

　　如果说，论文写作的过度要求集中体现了现行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评估标准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特征的话，那么，与此相关的科学主义，则更多地体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在教学内容上，更加具有“知识”含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得到了更加突出的重视，而这门课程的主要任务，也是为了“科学”地揭示和总结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知识点”的重要性决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本质与规律。与此相对，“科学”性似乎不强，“知识”含量似乎不高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则颇受忽视，很多大学的中文系干脆取消，而保留了该课程的一些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在课时安排和教师配备等方面，也要相对“低调”，有的甚至作为附庸合并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进行教学，这样，更加侧重于文学审美能力的培育、个体生命体验的发掘和文学悟性养成的这门课程，便成了“科学”证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基本材料。而且，即使是一些独立排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知识化”的教学心态与教学方法也占主流，比如在课程考试中，教学管理制度就仍然非常严格地要求具有一定分量的偏重“知识”的填空题和选择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专业性的问题上对于制度性要求的简单依循，以及因此而具有的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知识化’和‘制度化’倾向”，显示出教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缺乏反思。大部分同时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教学者们被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成功规训，未能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场域并不具有纯粹的自主性。我们的教学——比如我们的教学目的与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问题上包括所谓的专业性要求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制度性要求、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基本教材、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估等等——其实都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这正如阿普尔所指出的：“教育和不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总是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体。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一切都是权力集团和社会运动斗争的结果”，“学校中课程设置的形式、教学和评估都是妥协的产物”。 而教科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出版发行受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市场、资源、权力等因素的制约”。 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目前的很多专业教材的“专业性”实际上也并不纯粹，比如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编撰，特别是“朦胧诗”潮和当时“报告文学热”的介绍，就遮蔽了一些相当重要的诗人和作家，这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对于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和萧乾等诗人与作家的遮蔽并无二致。作为“历史事实”的极为重要的“知识点”尚且会有如此严重的遮蔽与遗漏，那就枉论更加主观的“历史评价”了。所以说，对于在我们目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几乎已经成为陈规的种种以“专业性”的名义提出的要求与规定，都应该作为反思对象，并且在反思的基础上调整或执行。

　　近几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问题曾经引起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很多重要的学者、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都曾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不少意见所针对的，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专业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以前大学本科就是培养专门人才，现在不同了，大学教育越来越大众化，本科强调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到研究生阶段才突出专业”，因此，“在低年级开设的现当代文学，就不能不适应这种变化的需求，适当淡化专业性，多往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上靠”； 有的学者则通过对“研究生论文是否需要有‘原创性’”的质疑， 使人非常自然地联想到目前的本科教学在论文写作方面过高的专业要求；有人针对大学的文学教育“‘知识化’和‘制度化’的倾向”，主张我们的文学教育应该“回归文学本体”； 有人则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应该在减少专业性的文学史教学、加强经典性的文本阅读的同时，重新恢复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寻求为生活的文学” ••••••可以说，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大学状况，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现状，已经使得这样的共识基本达成，即“原有专业性很强的现当代文学教学，其教学理念必须有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但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介绍的，不同的学者又都分别提供了“变化和调整”的不同思路。而我以为，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便是在深入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专业性问题的基础上，将目前已经走向片面与极端的专业性要求合理调整，使其回归适当的位置，同时对包含其中的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知识化”和“制度化”倾向有着清醒的理性认知，在保持应有的专业性的同时，又对专业性有所超越。这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专业性问题上，就应具有“保持”与“超越”的双重姿态。

　　“保持”与“超越”的双重姿态必然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教学目的和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教学实践、教学考核和教学评估等方面的深刻变革，最为重要的，自然是在教学目的和教学指导思想上的新的变化。一方面，专业性的恰当“保持”仍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基本要求，将“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践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对于专业性的“超越”，却又不仅仅将培养“专家”作为自己的教学目的。由于学科自身的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除了要和整个文学教育一样，负有将“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像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 等等进行发掘和展示的重要使命之外，还应该努力发掘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呈现着的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发掘其所蕴涵着的精神资源，以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的现代人文精神的现代公民。在此方面，让我们谨记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的教导，他指出：“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就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在我们成为一个昆虫学学者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会做人”，因此，“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 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者来说，似乎尤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