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风度与批评精神

——周景雷《文学与温暖的对话》序

　　在我的朋友中，景雷是一个性格平实和非常值得信赖的人，稳健、可靠，不事张扬。与人相处时，他总是细致入微地体贴与关照着别人，目光中充满了善意与真诚。景雷的目光温暖、明亮，有一点忧郁，也能感觉到他其实是有所负荷、有所承担的，只不过他的负荷与承担是以一种较为平实的精神姿态，显得更加沉着、稳健，其实有着内在的自信。实际上，这样一种风格，也正是他的论著所充分体现出来的基本特点。

　　《文学与温暖的对话》收有周景雷近几年来的主要论文，分为“转型与反思的文学史”、“苦难与温暖的家园”和“现实与荒诞的乌托邦”等三个专辑，分别是书中的上、中、下三篇。在“上篇”“转型与反思的文学史”中，景雷认真探讨了几个具体的文学史问题。在《“一般文学史”的可能性》中，景雷受到思想史家葛兆光先生关于“一般思想史”的倡导与实践的启发，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领域中的现状，特别是很具体地针对其中被景雷概括为“典型文学史”的文学史著，提出了“一般文学史”的编撰思路。在景雷所构想的“一般文学史”框架中，那些曾经被“典型文学史”忽略了的文学史中“大众的、底层的和细节的问题”，被他所充分考虑，认为它们应该被纳入进文学史的总体格局中。但是在另一方面，景雷又指出，它们“并不排斥或者解构典型文学史的存在，也不是对文学史的重写，而只是和典型文学史一起完成对一个时代或整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全面的多层次的观照，是典型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记得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出版后，我在认真阅读的同时，也曾有过不少启发和收获，特别是其导论“思想史的写法”，更是对我教益良多，再联系到自己的本行，类似景雷这样的种种想法似乎也曾有过，但是浮躁懒散者如我，灵光一现的思想火花终于消逝于庸碌杂乱的岁月之中，所以，当我读到排在本书首篇的这一篇论文时，我不仅是眼睛一亮，感到异常的振奋，更是很惭愧于自己的疏懒。景雷的过人或“过我”之处就在于，他能紧紧抓住自己在阅读和思考中的学术感受，沉潜下去，深思熟虑，较为严整地提出和解决一个非常重要和相当独特的学术问题，终于得成有效的立论。不过，在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中，我也认为，“一般文学史”的编撰所要努力的目标，可能并不仅仅在于对既往的“典型文学史”作补充，把那些因为“文学史的减法”而被遮蔽了的文学史存在重新运用“加法”而“补充”进来，而是应该引入新质，重构版图，重新修正和确立文学史的基本观念与叙述逻辑。除了这篇最令我会心的文字之外，“上篇”中诸如《以现代性的名义重写》、《走出沉重的新时期》、《当代小说的学术性转向》、《当代文学与英雄主义演绎》、《泛工业时代的乡村叙事》、《从土谷祠到第三种空间》及《政治伤痕的文化记忆》等篇，或者是对“重写文学史”实践的多方面反思，或者是在文学史的视野与关切中审理与评价“文革”后中国的文学实践，都很突出地显示出景雷相当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史”的眼光往往沉稳、冷静，有其所特有的开阔、深厚与严厉，以这样的眼光来思考一切，不管是既往的“文学史”实践，还是鲜活纷繁的“文学”现实，自都会在史家的论述中获得某种近乎定论的感觉，尘埃落定，史家的论述，也往往体现出沉稳与笃定的学术风度，似乎是一言既出，确凿得难以移易。

　　书的“中篇”和“下篇”“苦难与温暖的家园”与“现实与荒诞的乌托邦”都是景雷的批评文字，其中的不少篇什在发表的当时我就曾读过，这次集中阅读，我忽然感觉到，景雷的批评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体恤，是他在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中所充分体现的温暖和体恤的批评精神。他对现实、生活、人生与世界和对文学深厚恳切的情怀都通过他对批评对象细致入微的体察得以表达。他的批评，是一种温厚、体贴和同情的批评。这些年来，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经过酷评家们的冲击，同时也经过那些不着边际地胡乱吹捧随意奉送廉价美誉的“人情批评”与“红包批评”的“洗礼”，这种真诚、温厚、充满着体贴与同情的批评精神，已经非常可贵与难得。说实话，景雷的这类文字我非常爱读，他写得也非常自如和娴熟，思想、学理、见解、情怀和他的才情与文字，结合得是那么融畅与和谐。我曾和景雷聊起过，他似乎对女作家的作品把握得更好。比如在“中篇”关于范小青的两篇论文中，他通过对范小青近些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和她的《赤脚医生万泉和》这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的研究，不仅对作品中万泉和等人物形象有着非常妥帖的把握与分析，更是在文学史和文学现实现实主义的创作背景中，对范小青的创作提出了“温暖的现实主义”这样的概括与命名。二十一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的底层写作成为潮流，在这样的潮流中，景雷认为，“温暖的现实主义”却使范小青的底层书写充满了阳光。他认为：“当范小青从女性写作者温情善良的心灵出发去观照底层芸芸众生的时候，她不仅看到了在流淌不息的日子中，那班驳陆离的日影、阴差阳错的事件、稀奇古怪的纠葛、艰难困苦的生活、甚至充满罪恶的邪恶，她还看到了这穿过缓慢的日子照射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的缕缕阳光”。这样的概括不仅很精当，而且经过他的提升，很能代表他所关注的方方、迟子建和魏微等诸位女性作家的精神特征，这些写作的精神价值无疑也得到了很好的体认，真的应该让我们深思。实际上，不止是对女性作家，对于像贾平凹、格非和刁斗这样的男性作家，景雷一样能以其温厚与体恤的批评精神，发掘他们的精神特征与精神价值。比如对贾平凹，他就非常准确地揭示了《秦腔》所坚守的以家族精神、秦腔精神和农民精神为主要方面的大地精神，并且将《秦腔》的出版视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精神事件”，在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和精神史的背景中来肯认它高度的精神价值，另外，他对格非、孙春平、刁斗和东西、于晓威作品中历史的宿命意识、荒诞感和乌托邦精神等方面的很多论述，不仅读来使人耳目一新，更是让我进一步地认识到，他的充满体恤的批评精神对于我们相当准确地发现和把握作家作品的精神实质真是具有特别的意义。

　　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很多学者一样，景雷一方面关注着文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又对不断行进着的丰富多彩的文学现实很有热情，写出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批评性文字，这两个方面，无疑应该是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景雷书中的文字也很充分地说明，他其实在这两个方面均有建树、均有所成，他的既要做一个文学史家，也想做一个相当出色的文学批评家的抱负有很突出的体现。我想，这大概就是他在温和与平实的外表之下所深深潜隐着的承担与负荷吧，这不光是他对自己，实际上也是作为朋友的我们对于他的深切与真诚的祝愿与期许！

　　201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