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价值而学术

——读丁帆教授《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取得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些成果对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与社会进步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这些年来，随着学院体制的日益膨胀，出现了一种片面理解和过分强调人文学术之“科学性”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人文学术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关怀与精神立场被弃置不顾，我们很难从中看到研究者有什么精神追求，至于独特的思想创造和思想探索，则更是付之阙如。就目前的学术现状来看，这种倾向不仅未能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是甚嚣尘上，愈演愈烈，成了很多“学院”和“学者”们所着力奉行的标准，俨然成了学术正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上，我以为丁帆教授的论著《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下称《坐标》)旗帜鲜明地标举“价值”，坚持“批判”，便有了相当重要的意义。

　　《坐标》一书收入了丁帆这些年来的大部分代表性论文，副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与文本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内中文字，大致可分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两种类型。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坚定明确的价值立场都在其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实际上，这样的立场，就是他所念兹在兹和一再倡导坚持的五四启蒙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

　　丁帆认为，在当今这样的时代中，五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所欲建立的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在强大的物质主义和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现实力量的冲击下，已经显得摇摇欲坠，迫切需要坚定和勇敢的承担。他认为“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无疑应该坚持和伸张这样的标准，也是这种承担的重要方式。正因为如此，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不断寻绎和审视批评对象和研究对象的价值立场并且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就成了丁帆的主要关切。比如他在书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一文对一九九○年代以来诸多文学潮流的批评中，时时标举的，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尺度与标准。在这篇文章中，他很严厉和明确地批评“新写实小说”“对人性中的那些卑微猥琐的下意识和潜意识的热衷，显然削弱了五四‘现代性’的人性要求，而对生活中那些‘一地鸡毛’式的人生烦恼的‘原生态’描摹，恰又是对‘后现代’文化语境将人充分物化缺乏清醒认识与批判的体现”、批评“女性主义文学”“从‘女奴书写’到‘女性书写’，这是走向符合人性发展的‘现代性’描写，而从‘女奴书写’到‘身体书写’，却是‘后现代性’亟待克服的违背人性发展的文学描写因素”，对“新写实小说”和“女性主义文学”的矫枉过正作出了非常精辟的批评。而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丁帆在其关于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史的研究中，不仅肯定了茅盾、吴祖缃、沙汀、艾芜等“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对下层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也对别一路数的“京派乡土小说”对于人性尊严及人的和谐的生命境界的呈现与赞美，作出了高度评价，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标准，使丁帆的价值判断在异常严厉的同时，也显示出足够的宽阔与温厚。

　　近些年来，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与“显学”，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展开，这门“显学”也日益暴露出很多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否应该有必要的价值判断？特别是，这样的判断又应该基于怎样的立场？在这些问题上，丁帆在本书中多次强调“十七年文学”研究中价值立场的必要性。早在2001年，他就在收集于书中的《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一文中指出：“在共和国文学史中的文本、思潮中，没有一个纯粹的、在事实层面可以剔除价值判断的空间，这是充满‘价值判断’的50年。纯粹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式在梳理这段文学史的时候变得力不从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来说，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回避和别无选择的事情。而按照丁帆的观念，“一切历史的发展，包括文学史的发展，都必须遵循人类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需求，尤其是要符合人性的规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用人性、人道主义和美学的眼光来治史，是十分必要的。它作为超越一切历史与国界时空的文学史唯一能够永存的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将成为我们今后治史和衡量文本的重要依据”，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对于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五四启蒙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都是他所坚决恪守、也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价值立场。因此我个人也认为，作为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工作也许只有贯彻与坚守这样的价值，为“价值”而学术，才能充分地保证它具有一定的价值，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学术，进而为我们仍在进行的价值重建与社会进步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