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的批评——我的批评观

　　在我们这个时代，“介入”这样的字眼已经显得相当的老旧和可笑。“介入的批评”，也往往显得不合时宜。但我喜欢这样的字眼，喜欢、尊敬和向往介入性的批评姿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勇敢的姿态，高贵的姿态。是一种生气勃勃、坚持理想、勇于承担，决不放弃批评的基本责任的姿态。它是一种美丽的姿态。

　　我一直以为，文学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它不仅是一种带有着一定的专业特点的文学实践，更是一种精神实践，是一种相当独特的具有着特殊力量的政治实践。它应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社会，介入生活，介入包括文学在内的时代与民族的精神事务。我所说的“介入的批评”，正应具有这样的含义。

　　也正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我以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其“介入性”的严重薄弱。一方面，批评伦理危机重重；另一方面，“专家批评”积弊多多。它们都使得文学批评丧失了应有的“介入”冲动与“介入”能力。

　　所谓的批评伦理，主要就是指批评家与作家和诗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健康正常的批评伦理，应该是在文学标准的基础上，以批评家的独立自主、葆有尊严的文学批评与批评对象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但是目前中国的文学批评离此境界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时往往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作家作品“优点”或“意义”的挖掘、揭示甚至放大上，很多平庸之作，都被披上“皇帝的新装”拔高为“重大突破”或“里程碑”来竭力吹捧，而对那些真正存在的相当重要甚至是致命的问题，却往往视而不见，刻意回避，少有人揭穿。这在表面上虽然建立了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其乐融融的甜蜜关系，但在实质上，作家对批评家的工作并不会产生发自内心的尊敬，最多只会是致以“谢意”——这是因为，批评家的肯定毕竟会赋予他诸如“文学史地位”之类的象征资本，也很实惠地增加了其作品的版税和码洋。这也就是不多的一些经常“捣乱”、揭穿那些“皇帝新装”的“顽童”批评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但我以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正是需要少一些老谋深算的城府，多一些天真直率的“顽童”，以他们“不谙世故”的单纯和他们的正直品格与文学良知重新建立健康正常的批评伦理，在直击那些根本性问题的同时，有力地介入文学现场。只有如此，中国文学的真正进步才有可能。

　　在当下中国的批评领域中，那些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以一定的学术规范和学科标准解读文本、辨析潮流，并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学理性研究的“专家批评”占据了很大份额。兴起于1990年代初期的“专家批评”是当时的批评家们试图通过对自己的“学者”身份和“学理性”的强调摆脱意识形态纠缠的重要策略，有着突出的反抗或逃逸体制的内在企图，是一种“去体制化”的、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的批评实践。但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以及“专家批评”的偏至性发展，这样的意义已近于消失。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大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以及相应的一套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专家批评近乎反讽地“再体制化”，重新置身于新的体制之中。为了适应体制的“量化”要求，“专家批评”炮制了大量的“以量取胜”的学术垃圾。很多“专家”龟缩于学院，局限于所谓的“学术”视野，根本不去关心也没有能力提出和“介入”时代与文学真正重大的问题，枉担了知识分子的虚名。

　　正是本着对批评现状的以上认识，我才越发觉得“介入的批评”难能可贵。实际上，它正是我的批评理想！于我而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