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历史与介入现场

——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观察之五

　　回顾和总结二○一○年上半年的诗歌研究，以我个人有限的了解，我以为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主要还是《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和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持的《新诗评论》，个人著述方面，陈仲义教授的《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九年九月版)和《百年新诗  百种解读》(安徽文艺出版社二○一○年三月版)最值重视。

　　与整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样，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研究实际上也有着双重性的学术任务，这就是深入历史与介入现场，这半年的诗歌研究，这两方面的表现都很明显，在某些具体的研究中，甚至会发挥得淋漓尽致。自二○一○年第一期起，《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创设于二○○八年第五期的“诗人讲坛”栏目在间隔一年后，分别在第一、第二和第三期连续发表了关于诗人王家新、周伦佑和于坚的专题，对于似乎是处于“低谷”或“边缘”的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振奋作用，因此也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高地”或“学术特区”。

　　《当代作家评论》的“诗人讲坛”栏目有着很高的学术立意和相当鲜明的栏目特色。它的创办，一方面是基于对当代中国诗歌成就的充分尊重与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诗歌研究的相对边缘(而不是“薄弱”)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它不仅将自身看成是“对中国当代诗歌和当代诗人的一种特殊的经典化努力”，还希望它“是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创作成就和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学术实力的双重展示”，能够“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与现实有着进一步的接近”，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甚至重构我们既往的‘文学史叙述’”。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这一栏目每期都发表某一个诗人的专题，以“诗人讲演”、“诗人对话”和“诗人论”的方式立体化地关注每一位诗人，尤其特别的是，栏目从二○一○年第一期起，还不惜篇幅地同时以六、七个左右的页码发表有关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堪称一个颇具新意和引人注目的创举和“壮举”。在上半年已刊发的三期专题中，在“诗人讲演”部分，既有王家新《我的诗歌历程》对自己诗歌道路的回顾，也有周伦佑《向诗歌的纯粹理想致敬》对于“什么是诗意”和“什么是诗”这样一个基本的诗学问题的探讨，还有于坚在开阔的精神文化背景中结合个人的诗歌道路而对诗歌作出的新的思考，无论如何，深入的沉思与严肃认真的诗学追求，都是他们所具有的共同方面，也是我们所应重视的诗学成果；而在“诗人对话”中，无论是王家新与何言宏的对话《回忆与话语之乡》，还是周伦佑与杜光霞、于坚与傅元峰的对话《手挽着诗与灵魂站在一起》和《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内容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又各有非常突出的问题性，比如王家新与何言宏所提出的“记忆的审判”、于坚与傅元峰所提出的“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等问题，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和非常重大的精神问题与诗学问题，兼具重要的精神价值、诗学价值与思想价值；“诗人论”部分的作者，既有像林贤治和吴晓东这样的名家，也有南京大学的傅元峰与何同彬两位学术新秀，不仅突出地显示出了“讲坛”的高度与水准，也说明了这一栏目培养和提携中国当代诗歌研究学术新进的良苦用心；至于会让很多人感到出其不意的“诗人代表作”，在选发一些诗歌史上基本共认的诸如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周伦佑的《想象大鸟》、《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于坚的《尚义街六号》、《感谢父亲》和《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诗歌经典”外，还发表了王家新的《回答》、周伦佑的《果核的含义》、《永远的伤口》和《柏林墙倒塌后记》等诗作，试图以自己独到的眼光，进行某种新的“经典化”努力。“诗人讲坛”目前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诗歌史已经取得重要地位的著名诗人，但在同时，他们又都以各自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主张活跃在诗歌现场，并仍对现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栏目几个方面的内容也很充分地说明了这点，这就决定了它在实际上是一个“深入历史与介入现场”并重的栏目，其对诗歌史研究和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场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诗歌历史和诗歌现场均都并重的除了《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实际上还有《新诗评论》。至今年的第一辑止，《新诗评论》已经出版了十一辑，毫无疑问地成了新诗研究的重要高地。正如这一辑的“编后记”所指出的，《新诗评论》“虽然注重新诗史研究和史料的整理，但也始终保持对当下诗歌状况的关注，在甘居‘后场’的同时，也力图向‘现场’开放，并始终力图凸显新诗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关注当下诗歌写作及理论的热点问题”。二○一○年第一辑《新诗评论》的“新诗史研究和史料的整理”，一方面发表了张松建的《论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抒情主义”：兴起、流变与后果》和吴晓东的《战争年代的诗艺历程》等两篇分量颇重的论文；另一方面，还在“诗歌课堂”栏目发表了李斌等人的《诗人俞铭传生平考》及《俞铭传和他的〈拍卖行〉》等文字，重新打捞俞铭传这样的一个新诗史上的“失踪者”。张松建的论文如题所示，对于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抒情主义”从诗学建构、精神背景、历史语境、基本特征、发展流变、知识根源及诗学后果等很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综论”，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扎实的史料钩沉能力”，[1]明确提出并很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实践问题，吴晓东《战争年代的诗艺历程》则是对一九四○年代中国新诗的总体把握和系统性研究，规模与体制具有明显的概论性特点。而在“力图向‘现场’开放”并且“关注当下诗歌写作及理论的热点问题”方面，这一辑的《新诗评论》除了循例发表周瓒关于前一年度的“中国内地诗界回顾”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姜涛《巴枯宁的手》、杨小滨的《中国当代诗中的文化转译与心理转移》和许莎莎的《从神坛走向狂欢》。对于姜涛和杨小滨论文的特点、要旨与意义，该辑《新诗评论》的“编后记”中已经有了很好的阐述与评价，我想稍加介绍的倒是许莎莎的论文。许莎莎论文的副题是“未名高校诗歌节文化符号意义阐释兼论诗歌现状”，显然是对北京大学著名的“未名诗歌节”的“文化研究”。论文借用相应的文化理论，根据自己对“未名诗歌节”和中国当代诗歌现状的深入了解，认为“未名诗歌节”“首先是一种消费符号，其次，在未名诗歌节文化符号的构建中，‘诗人之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海子、骆一禾的死亡被建构为诗歌节的精神传承之源。第三，作为高校当中最重要的诗歌节之一，未名诗歌节以及依托于其上的未名诗歌奖的评选实际上成为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诗歌论争中的‘知识分子写作’一派的‘隐形堡垒’。最后，近两年来未名诗歌节呈现出一定的青少年亚文化的意味，这实际上是全球性的亚文化影响与中国当代诗歌的现实状态还有消费社会特点所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篇“学生论文”，其中自有其不无稚嫩的地方，但是它对“未名诗歌节”多重复杂的文化符号意义的揭示无疑是非常精辟的，也显示出一位学术新秀的敏锐与洞见。在上一期的“诗歌观察”中，我曾指出包括现在热火朝天和名目繁多的“诗歌节”在内的“诗歌生活”实际上有着非常重要的诗歌史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使其成为我们诗歌研究的重要内容，许莎莎的论文，正是这方面的可贵努力。

　　很有意思的是，仿佛是与南京有缘，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界的老将、厦门城市学院的陈仲义教授今年上半年仅据我所知，就曾三临南京出席这里的诗歌活动，其中有两次先后赐赠我他的诗学新著《中国前沿诗歌聚焦》和《百年新诗  百种解读》，着实使得后学者如我在无比钦佩的同时，也因为自己的疏懒而无比汗颜。《中国前沿诗歌聚焦》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场意识，无疑是对这些年来中国诗歌全面系统的深度研究，我以为对任何一位隔膜于新诗现场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是一本非常重要和近乎扫盲性的著作，而其《百年新诗  百种解读》所解读的新诗虽涵百年，但更侧重于一九八○年代特别是二○○○年以来的诗歌创作，不仅让我们读到和帮助我们理解了很多重要的诗歌作品，而且还以其“建构经典”的学术立意非常自觉地介入了诗歌现场。

　　[1] 《新诗评论》2010年第1辑“编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