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史的写法

——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观察之四

　　在二○○九年下半年的诗歌批评与诗歌研究领域中，很多学者都在关注和讨论“诗歌史的写法”问题，在这之中，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与诗歌史编纂工作所要处理的对象，“中国当代诗歌”的基本内涵及它的规定性，又是一个讨论的重点。这样的讨论，无疑是在追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中国当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指的是什么？它应该包含哪些方面的诗歌实践？它所涵盖的政治/地理空间又当如何？对于诗歌史的研究与写作来说，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显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田晓菲在二○○九年第六期的《南方文坛》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隐约一坡青果讲方言：现代汉诗的另类历史》(宋子江、张晓红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田晓菲主要以黄遵宪、聂绀弩和最近几年走红于网络的旧体诗人李子为不同时期的个案，清理出近百年来现代汉语新体诗和旧体诗间的复杂关系，认为“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相辅相成、互相依存，它们都是现代汉诗，它们之间尴尬的关系就是现代汉诗的主叙事······现代汉诗的真正动力恰恰就来自两种诗歌形式之间的互相冲撞和交往”。这样的说法，在大幅度拓展现代汉诗基本内涵的同时，颠覆了既往的把现代汉诗等同于新体诗的主流叙事，显然是在倡导一种更加开阔的包括旧体诗在内的现代汉诗史乃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很有意思的是，仿佛是很特意地在为田晓菲的观点提供例证，在二○○九年第四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在张学昕与杨炼、唐晓渡的对话《“后锋”写作及其他》中，杨炼就说他坚持认为“好的诗人都要写一写古诗”，而且他本人也一直在作这样的实践——虽然他只是将这样的实践看成是一种必要的技术训练。杨炼没有像田晓菲那样对旧体诗的意义作出过高的评估，他甚至用“技术训练”这样的字眼做出了非常明确的限定。但我认为，这样的意义也许正如田晓菲所说的，正可能是其新诗写作的背面——杨炼旧体诗的阅读与写作和他的新诗实践也许正是相辅相成和互相依存的“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诗人“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实践。写到这里，我不仅想起自己多年以前的一篇关于胡风旧体诗的文字。在这篇文字中，我也曾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即旧体诗的盛兴不衰”，认为“对于这些诗歌写作的重视与研究，不仅会改变中国当代诗歌史特别是其所包含的诗词史的基本格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本面貌”。[1]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建议为中国当代诗歌史和文学史“扩容”，而没有像田晓菲这样注意到旧体诗与新体诗间的内在联系，更没有像她这样将旧体诗干脆视为是另一种类型的现代汉诗，是现代汉诗的另一个“币面”。现在看来，如何进一步正视、发掘和评价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中刻未断绝的旧体诗写作，并且在相应的诗歌史研究和诗歌史编纂中适当地处理，已经成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要问题。

　　如果说，倡导重视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的旧体诗写作所强调的，还只是作为一种“写作”实践的诗歌实践，那么，我本人和傅元峰等几位朋友在发表于《钟山》二○○九年第五期上的对话《急迫的使命——精神重建与诗的任务》中对“诗歌生活”的强调，所突出的，已经不止是诗歌“写作”，而是诗歌史上包括“诗歌教育”、“诗歌运动”、“诗歌事件”、“诗歌崇拜”、“诗歌评奖”、“诗歌阅读”、“诗歌民刊”、“网络诗歌”，还有比如“青春诗会”、“赛诗会”、“诗歌朗诵会”、“诗歌节”、“诗歌热”、“诗人雅集”，甚至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和二○○八年的“地震诗歌”等在内无比丰富和生动的另一种类型的诗歌实践。早在上世纪初的一九○三年，法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就曾在《法国外省文学生活史研究计划》中指出，“法国文学史”不能只是“文学产品的历史”，它还应该充分地关注文学生活，“描写全国的文学生活的图景”。它所要关注的，应该“不仅包括执笔写作的知名之士，也包括阅读作品的无名群众的文明与活动的历史”，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法国文学史”才会真正地变成“法国的文学史”。[2]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诗歌史能够充分注意到我们的“诗歌生活”，我们的文学史也能充分注意到我们的“文学生活史”，那在我们的诗歌史叙事和文学史叙事中，将会出现一幅怎样生动和丰富的文学景观啊！实际上，我也并不简单地认为诗歌史或文学史充分纳入诗歌生活与文学生活只是一种历史叙事方面的“扩容”，因为在诗歌生活、文学生活和诗人与作家具体的诗歌写作及文学写作之间，存在着相当重要和相当复杂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地呈现和揭示这些联系的方方面面，正是我们的诗歌史或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荷兰莱顿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一直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他在发表于二○○九年第四期《当代文坛》的文章《当代中国的先锋诗歌与诗人形象》中所关注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恰正属于诗歌生活的范畴。该文是其尚未汉译的专著《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第一章中的部分内容。这部著作对很多诗人的具体研究，都涉及到了当代中国的诗歌生活，对我们的诗歌史或文学史的写法，相信会有一定的启示。

　　《新诗评论》是由谢冕、孙玉石和洪子诚教授主编的一份新诗研究辑刊，自二○○五年起，以每年两辑的规模，已经出版了九辑。第九辑(二○○九年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九年六月版)的《新诗评论》发表了一个关于一九五○代至一九七○年代诗歌问题的专题。这一专题所发表的，主要是由谢冕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中一九五○、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三卷中的作品“选目”和这三卷的主编谢冕、洪子诚和程光炜教授的“导言”，同时发表的，还有贺桂梅的《一九五○—一九七○年代诗歌的“四板块”与“重写诗歌史”》、周瓒的《历史化与经典化的困境》和张洁宇的《在反省与思考的途中》等对上述“选目”与“导言”的讨论性文字。这些“选目”、“导言”和讨论性文字所涉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以为还是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历史编纂和历史叙事所应涵盖的政治/地理空间方面，如何有机地融合和处理海峡两岸的诗歌史的问题，这在我们前面的“诗歌观察”中实际上已涉及。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呈现出这半年来的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所初步提出和讨论的诗歌史的三重维度，或者说，按照这些不同的意见，诗歌史叙事理应包括并处理好如上所说的三个方面。但是在实际上，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诗歌史的写法”所将包含与涉及到的问题林林总总，无比繁多。在陈超教授发表于《文艺研究》二○○九年第十二期的论文《必要的“分界”：当代诗歌批评与文学史写作》中，他对一个长期以来被我们所习焉不察的重要问题作出了非常敏锐的揭示。在这篇论文中，陈超揭示出“诗歌批评界对重要诗歌文本的评析、解读，对诗人创造力形态转换的及时跟进‘总结’，对被以往诗歌史所遮蔽的对象的挖掘、‘重写’”，不仅会“影响到那些关心诗歌的读者，也同样会直接影响到文学(诗歌)史作者和研究者”，认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诗歌史对一些主要诗人、诗歌现象的叙述，与在此之前的诗歌批评对他们的‘定论’几乎完全重叠”。陈超以其相当具体和深入的分析批评了这种诗歌史研究“过度依赖”于诗歌批评的现象，要求我们诗歌史研究“应具有相对明确的‘分界’意识和自主性”，这样的提醒，我以为不仅对“诗歌史的写法”是一种非常必要的意见，其对整个“文学史的写法”，也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警告”！自此之后，几乎是批量生产的诗歌史或文学史著述似乎再不应该矮人观场、人云亦云甚至是以讹传讹地“过度依赖”和“尾随”于诗歌/文学批评，当然，那些在此之后反而又数典忘祖和过河拆桥般地自以为自己更加“学术”从而又轻忽或鄙视文学(诗歌)批评的“史家”，似乎特别应该具有最为起码的学术清醒。

　　[1] 何言宏：《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2] 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法国外省文学生活史研究计划》，《朗松文论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