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意识形态

——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观察之三

　　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人们经常会用“边缘化”这样的说法来指称它在整个社会乃至于更加具体的文学与文化领域中的地位与影响，与此相应的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也被认为是处于“边缘”。我们的“诗歌界”，因此也被看成是一个自生自灭、自娱自乐甚至是自我安慰和自我求证着合法性的“小世界”。但就是这个“小世界”，这两年来，却又频频令人刮目相看，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评价，最著名的，应该是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了。作为一位中国文学的“局外人”，顾彬在他的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内的诸多著述中，都对当代中国的诗歌成就褒奖有加。在发表于《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2期的《我们的声音在哪里？——找寻“自我”的中国作家》和《语言的重要性——本土语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学》两篇文章中，顾彬又一次“重申”：“中国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但是，它却拥有为数众多的、具备国际水准的诗人”，而正是这些“世界一流的诗人”，才承载着中国文学的真正希望。[1]与此相似的是，陈思和教授在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的一次访谈中也指出：“现在小说是最不正常的。诗歌的语言更有一种弹性，对现实的揭露比小说要真实可靠”。[2]这样的评价虽然没有顾彬那样的“高调”，但是他对当代中国诗歌成就的肯定却也是非常明确的——尤其是，这样的评价是建立在与小说的成就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这些看法，无疑都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和反思一下在当下中国的文学领域中，在文学成就及其所意味着的文学高度的意义上，我们以往和现在的诗歌处在“边缘”的说法，是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或者说，这样的“说法”，是否是一种暗含“权力”因而也极易导致偏见的“话语”、一种只重表象而在根本上忽略了诗歌真相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不管是一种我在这里想姑且名之的“学术意识形态”，还是像西川所曾表示“愤怒”的“媒体意识形态”，都很严重地遮蔽、扭曲甚至是污损了诗歌的真实成就与真实形象，暗含着某种“贬抑”性的价值判断。作为一种“媒体意识形态”，西川在他发表于《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2009年第4期的《中年自述：愤怒的理由》中，曾经结合自己的经历非常“愤怒”地予以揭露，指出媒体对诗歌的偏见与隔膜，批评“一些媒体中的精英，在谈论其他例如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法律、时尚，甚至电影、小说等话题时，都能谈得大差不差，是那么个意思，偏偏一谈到诗歌，罗盘仪立刻失灵”，诗歌的“边缘化”形象及其所意味着的诗歌成就的低微和诗人景况的潦倒等等，便被媒体所“成功塑造”；而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形态”，很多学者和批评家们不仅同样将诗歌看成是文学的边缘，还似乎顺理成章地将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也视为是学术界的边缘，并且据此对诗歌创作、诗歌研究和诗歌批评同时予以轻视、贬抑、排斥甚至挤压，很多以“文学”为名义的学术会议、学科规划乃至于学术论文，“诗歌”的含量非常稀薄，有的时候，甚至为零。如上所述的几篇文字对我的启发和它们所引发的共鸣，使我很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种长期盛行的意识形态，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边缘化”的说法是到了应该揭破的时候了。也许只有如此，我们的诗歌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诗歌史与诗歌现实的真相才会得到真实的呈现，而诗歌批评与诗歌研究的真正成就，也才不会被继续轻视。

　　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形态，“边缘化”的说法无疑预设了一个“主流”和“边缘”的二元对立。在今年上半年“主流性”的学术刊物上，关于诗歌的文章了了无几、屈指可数，表面上，这似乎又一次令人沮丧地印证了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处于边缘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实际上，正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却有几篇极具价值的文字非常有力地揭破了“边缘”的意识形态对于诗歌研究的价值贬抑。

　　《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发表的郑敏先生的论文《新诗面对的问题》直面新诗的困境与问题，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起源即早期的白话诗运动开始，不仅反思了当时所提出并且在后来影响深远的“我手写我口”的诗学主张，还在诗的立场上对包括废除文言文和后来的简化字运动在内的汉语现代性实践重新审理，认为在上世纪初“为了彻底消灭文言文，‘我手写我口’的文化革命口号大行其道。从此中华民族用几千年智慧创造的精神文化长城‘汉字文学语言’——也就是文言文，就这样被‘善意’但错误的文化革命意识抛入了历史垃圾堆”，这便导致了“今天的汉语，由于长期只写‘我口’，词汇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打开字典，痛感汉语文学已失去曾经有过的许多词汇，尤其是诗文词汇的大量流失。这深深影响新诗的内涵深度和色调的丰富”，“可以说，今天的汉语新诗，语言缺乏诗意审美标准已是既成事实”。近些年来，郑敏先生的很多观点越来越具有“文化保守”的倾向，其间也曾引发过争论，我以为她的上述观点同样具有讨论的空间。因为在这里，首先我想追问的就是，郑敏先生所归罪的“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自提出以来到底在新诗实践中有着怎样的贯彻？而对这些已有的贯彻，到底又该如何评价？在这篇文字中，她对新诗历史、新诗现状、文言文和现代汉语的认识是否显得过于简单和过分的“原则性”与“本质化”？······郑敏先生的观点虽然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我以为，她的“语言提醒”特别是她对现代汉语写作从其起源性的根部所做的反思与检讨，确实是一种应该被我们高度重视的学术思路。

　　区别于郑敏先生的过分的“原则”，《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和第2期连载的唐晓渡与张清华的《关于当代先锋诗的对话》，则在宏阔的诗歌史视野与清晰的诗歌史脉络中，将思考深入到诗歌史内部，对先锋诗的命名与源头、谱系与流脉、个案与精神原型及经典性的诗人诗作都做了相当深刻的梳理与分析，时有卓见，精彩纷呈。比如他们对根子《三月与末日》的推崇、对贵州《启蒙》社诗歌史地位的确认、对根子、食指、北岛、多多、杨炼、海子、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周伦佑和于坚等诗人诗作的重新认识与评价，以及对“朦胧诗”经典化过程的重新思考、对诗歌史编撰的独特构想······不仅使人耳目一新，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重要的学术启发。[3]这些年来，“访谈”或“对话”成了一种相当常见的学术文体，这一文体的好处，除了亲切好读之外，它对刻板平庸的学术八股的冲破及其所带来的学术主体的自由与解放，特别是它所要求与意味着的语风的直率、观点的密集与自由呈现，都使其具有相当独到的价值，而其丰富独特的学术含量也为很多貌似严谨实质平庸的学术八股所远难相比。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这篇对话无疑具有相当突出的典范性意义。

　　在对具体诗潮和诗人的研究方面，《当代文坛》的“重写当代诗歌史”栏目所发表的张晓红《女性诗歌批评话语的重建》和周瓒的《翻译与性别视域中的自白诗》，则对女性诗歌重新研究。张文在互文性视野中揭示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诗学特征，对翟永明等女性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多有发明；[4]而周瓒的论文则从诗歌翻译及性别理论的角度，通过很多实证性的资料扒梳与文本分析，对美国的自白派诗歌之于中国女性诗歌的真正意义重新反思，刷新了我们已然陈旧的许多观点。[5]“诗人论”方面，今年上半年的《当代作家评论》和《文艺争鸣》分别发表了罗振亚和赵彬的关于王小妮的专论。[6]我知道在诗歌批评界，关于王小妮的专论往往被视为“难题”，具有一定的难度与挑战性。但这两年，继耿占春和李振声的两篇很有分量的王小妮论后，上两篇论文，又对王小妮的创作做了新的阐释，颇值重视。

　　应该说，在主流性的文学研究刊物中，上述论文虽然在数量上尚处“边缘”，但它们的水准、意义与价值，丝毫不亚于其他文类的有关研究，特别是郑敏先生的文章和唐晓渡与张清华的“对话”，它们的学术思路与学术见解，真的是其他文类的有关研究所难以轻易达到的。“主流”内部的“边缘”，其实有着相当的高度。

　　而在相对于主流的“真正”的“边缘”，上半年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又呈现出怎样的状况呢？在此方面，我们绝不应该忽视潘洗尘投资并亲自主编的《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和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

　　上半年的《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将对1980年代诗歌史的历史发掘与重新打捞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在它的“遗失的诗歌部落”、“回望八十年代”、“诗人访谈”、“诗人评传”、“诗人自述”和“诗海钩沉”等栏目中，发表了一大批史料性的文字，试图为进一步的诗歌史研究和诗歌史编撰奠定基础，扎实的努力和深远的学术眼光令人感佩。特别是其以第二期为主的对一九八○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深入发掘，以八十多个页码的篇幅发表了姜红伟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大学生诗歌报刊备忘录》和《80年代大学生诗潮纪要》及当时大学生诗歌运动中的代表性作品等，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其第一期的《孙绍振访谈：我与“朦胧诗”之争》(张伟栋)、第二期的《成都诗歌回顾：1984—1989》(何小竹)、第三期的王燕生《答姜红伟问》、《静水深流——我所经历的80年代大学生诗歌史》(许德民)、《自述：第三代诗人的那点事》(赵野)、第四期的《著名诗歌编辑家白航访谈录》(姜红伟)和《我和“第三代”的关系》(孙文波)等文字，不仅披露了很多史料和丰富生动的诗歌史细节，还对八十年代诗歌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间的过度与历史脉络问题)做了澄清，对于一些重要诗人(比如周伦佑、孙文波)和重要诗潮(如“大学生诗歌”和“第三代诗歌”)的理解，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文学史的突破往往建立在史料发掘和观念更新两个方面，比较而言，前者也许更加重要。某种意义上，这份身处“边缘”、民间投资的诗歌理论批评刊物，实际上起到了很多主流刊物不一定愿意或能够做出的“奠基”或“引领”诗歌史乃至于文学史变革的重要作用。

　　而与潘洗尘的工作相似的是，黄礼孩也在其主编的民间诗刊《诗歌与人》第21期以六十余万字的浩大篇幅，整本推出了《新诗90年序跋选集》，无论是其编选眼光与编选规模，还是其装帧设计，都令人叹服，它的史料价值显然也毫无疑问。《诗歌与人》创办于1999年11月，现已出版至第22期(《蓝蓝诗选》)，已经产生了国际性影响，被普遍认为是21世纪以来中国民间诗刊的“第一刊”。我们且不说那些更多的隐没于“边缘”的“民间诗刊”，即以这两家为例，就应该知道“边缘”的价值何其巨大？！至此，我们似乎也应该明白，无论是属于主流内部的“边缘”，还是属于相对于主流的“边缘”，当下中国的诗歌研究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所取得的成就，亟待我们去正视与珍视，“边缘”的意识形态所可能导致的轻视与忽视，显然应该纠正与揭破。

　　[1] 顾彬：《我们的声音在哪里？——找寻“自我”的中国作家》、《语言的重要性——本土语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学》，《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2期。

　　[2] 黄发有：《困境中往往隐藏着生机——陈思和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

　　[3] 篇幅所限，不能具引，请参唐晓渡、张清华：《关于当代先锋诗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第2期。

　　[4] 张晓红《女性诗歌批评话语的重建》，《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5] 周瓒：《翻译与性别视域中的自白诗》，《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6] 罗振亚：《飞翔在“日常生活”和“自己的心情”之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赵彬：《王小妮论》，《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