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诗歌史”！

——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观察之二

　　十多年前，洪子诚教授曾经在一篇题为《“重写诗歌史”？》的笔谈中以“？”号的方式对诗歌研究界“重写诗歌史”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迄至当时为止，“我们至今仍未诞生一部较全面的系统的，且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中国新诗史的著作，虽然我们已有一些对中国新诗过程的概述性的文章，有许多对诗人、诗潮和流派研究的文字，有关于某一时期(如‘当代’)或某一地域(如‘台湾’)的‘诗史’著作。······相比起小说、戏剧、散文等门类来，我们从事新诗研究的人，多少会有凄凉而惭愧的感觉”。[1]实际上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位在诗歌史研究方面深具自己的“学术理想”的学者基于这种理想而对自己和同行所提出的学术期待与自我质疑。如果我们将这里的“诗歌史理想”从“贯通”现当代的新诗“通史”后撤到“当代”，那我以为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当代诗歌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如上所说的其他门类，某种意义上，它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与学术深度甚至为后者所远远不及，在此方面，正可以洪子诚教授自身与刘登翰教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程光炜教授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和王光明教授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为主要代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重写诗歌史”的“提法”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它的有效性与可能性已经为一系列形形色色的“重写”实践所充分证明，2008年下半年的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又一次证明了这种“重写”的必要与可能。

　　作为两位极具声望的学术前辈与诗歌史学者，谢冕先生和洪子诚先生在《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和《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分别发表了两篇题为《为了一个梦想(中国新诗1949—1959)》和《1960年代的两岸诗歌问题》的长文，对1950和1960年代的中国诗歌“重新”研究。两篇长文的共同特点，都是在更加准确、严格和更加广阔的“中国”视野下将海峡两岸的诗歌历史进行了充分和有机的整合，这不仅避免和摆脱了以往的研究将两岸诗歌机械捏合或分开论述的局限，更是对1950—1960年代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中国诗歌之历史演变和基本特征作出了新的阐述，对于那一时代的诗歌史“重写”，显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谢冕先生认为，以政治抒情诗与生活抒情诗为主要类型的“颂歌”和彼岸的“悲情”是1949—1959年间两岸诗歌分别具有的精神特征与情感基调，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揭示了那一时期中国诗歌的巨大“反差”——“彼岸的悲情对当日中国辽阔的国土上的‘欢乐颂’，产生了极大的反差。二十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新诗，就由这样巨大的反差所构成。从诗歌情感的内质来看，是欢乐与悲哀的交错；从诗歌的走向来看，是‘一体化’的诉求与现代主义的展开的交错；从诗歌的总体结构来看，是由内容到形式的整饬与对于自由表达的冲破的交错。反差造就了丰富。正是这种丰富使我们在大陆的诗歌贫乏中，得到了来自彼岸的同样是中国诗人给予的补偿”。[2]

　　如果说，谢冕先生主要还是在“共时性”方面来把握两岸诗歌历史特征的话，洪子诚先生则是在中国新诗的内在本质和历史逻辑的内部从“历时性”方面揭示了两岸诗歌之然与所以然。他认为“当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诗歌，拥有历史文化、语言的共同深厚渊源，也面临相似的诗歌问题。中国新诗无论是在‘现代本质’方面，还是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方面，既存在着‘边缘化’，疏离‘中心话语’的行进轨迹，同时也存在靠拢、进入‘中心’的强烈意向。新诗历史，可以说是维护‘边缘’地位，与走离边缘而进入中心的两种诗学主张、诗歌潮流交错、冲突、协商的历史。与当代大陆诗歌的积极介入政治，参与社会运动，甚至有的时候成为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的取向不同，台湾五六十年代的‘诗歌政治’，则选择了‘去政治’的路向，在社会文化空间位置和诗歌性质上，呈现了疏离‘中心’的‘边缘化’特征”。[3]正是在这样的诗歌史思路中，洪子诚先生对1960年代两岸诗歌中的“新民歌运动”、“政治抒情诗”、“现代派”和“诗歌活动的展开方式”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在“一个中国”的治史原则下，如何很自然地打通和有机整合海峡两岸的诗歌/文学历史一直是中国当代诗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与学术难点，谢冕先生和洪子诚先生的最新思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治史”思路。

　　从2008年第3期开始，《当代文坛》杂志专门开辟“重写当代诗歌史”的栏目，先后发表了罗振亚、张清华和敬文东等著名的诗歌批评家与诗歌史研究者的一系列论文，分别对中国当代诗歌史的编撰实践与已有成果、对“朦胧诗”诗潮和“第三代诗歌”都作了很多颇具新意的梳理、反思与“重新”研究，这使2008年下半年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领域中的“重写诗歌史”趋向更加突出。

　　这些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历史“重写”工作一直在迥然有异而又互有激发和互相补充的两条路径坚韧而蓬勃地深入与展开。这两条路径，我们姑且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正史”取向与“野史”路径。这里所谓的“野史”路径，主要指的是一些诗歌史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们的有关自传、回忆与口述资料，提供的往往是诗歌史生动鲜活的局部与细节；而所谓的“正史”取向，则主要是一些学院中的研究者们在辨证与吸纳“野史”成果的基础上出于对诗歌史的“总体想像”所做的或者“具体”、或者又是“全面”与“系统”的研究，是对诗歌史全局的营构、调整与修正。这样两条并无轩轾或高下之分的诗歌史路径不仅共同“重构”着我们的诗歌史图景，还会经常地对我们的文学史编撰不断提出有力的补充与质疑。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感受到，诗歌史研究中如此旺盛的修史热情和相应的成果，确实为中国当代小说史、散文史和戏剧史领域的研究工作所远难相比。

　　随着有关史料的不断披露与重新发掘，对于“《今天》派”和“朦胧诗”的历史“重写”一直是中国当代诗歌史甚至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热点，在此方面，我以为张清华的《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4]便是其中最具价值与最有力量的成果之一。借助很多最新的史料和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张清华的论文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作为一个文学史关键词的“朦胧诗”概念和当年的“朦胧诗”运动所导致的历史遮蔽。他的“历史去蔽”工作，一方面表现在对“《今天》派”其他诗人如食指、芒克和多多历史地位的突显与恢复，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他对北岛、舒婷、顾城和杨炼等人经典化过程的深刻揭示上，这样的揭示，不仅让我们窥见了其中相当复杂的历史机制，还以他的独特史识与精辟见解让我们对上述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史地位产生了新的理解。张清华的贡献还在于，他把我们的诗歌史研究中一直是众说纷纭、线索模糊和纠缠不清的“贵州诗群”、“《启蒙》社”、“白洋淀诗群”、“《今天》派”和“朦胧诗”做了极具价值的历史清理，非常清晰地呈现了那个年代的诗歌史格局与历史图景。

　　与张清华不同，耿占春的《诗歌的蒙难记》则以新的思考总结了“《今天》派”诗歌的社会伦理功能、美学意义与诗学遗产，认为“《今天》诗歌的社会伦理功能和美学意义主要在于，在革命之后，它提供了社会心理自我康复的感受方式及其自我救赎的话语，而不是沿袭意识形态及其利益集团的话语”，它是对意识形态话语及其象征叙述和象征语言的反抗、拒绝与消除。[5]耿占春的文章主要论述的是“《今天》派”诗人的集体蒙难，是他对他们难以摆脱的蒙难处境的愤然与致敬。实际上，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蒙难的诗歌又何止只是“《今天》派”？某种意义上，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诗歌史，正是真正的诗歌精神漫长无边的蒙难史。不过，也许正是这样的蒙难中，诗歌才获得了她特殊的光荣。

　　在对“朦胧诗”或“《今天》派”诗歌的历史“重写”方面，北岛的《关于〈今天〉》对《今天》历史的讲述、[6]张清华对林莽的访谈《见证白洋淀诗歌》、[7]张学昕对徐敬亚的访谈《诗歌：生命、记忆与飞翔》[8]和叶红发表于《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的《重读〈朦胧诗选〉——不该尘封的历史记忆》对在“朦胧诗”的经典化与普及化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朦胧诗选》编选出版过程的历史呈现，虽然都属于我在前面所说的“野史”范畴，但它们的“正史”意义却非常明显，正是它们，才使我们对“《今天》派”或“朦胧诗”的认识更加丰富、更加立体。

　　“《今天》派”或“朦胧诗”之外，2008年下半年诗歌史“重写”的另一个重点是对民间诗刊《非非》的研究。《扬子江评论》在它的“名刊观察”栏目中特别开辟了“《非非》小辑”，连续两期发表了三篇关于《非非》的文字。在《先锋的历程》中，创办并且一直主编《非非》杂志的诗人周伦佑回顾了《非非》杂志二十来年的“风雨历程”，对于《非非》杂志从创办、到分裂、受挫和再度雄起的漫长历程中的种种磨难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述，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类似于“《今天》派”诗人所遭受的另一部“诗歌的蒙难记”。北岛的《关于〈今天〉》曾经讲述过当年的他们为了办刊而偷纸的过程，周伦佑的回顾甚至讲述了《非非》的资助者卖血资助刊物的故事。“卖血”和“偷纸”也许都无关学术，不属“正史”，但其中的诗歌精神，却让我们在震惊与动容的同时，对中国当代诗歌和诗歌史有了特别的尊重与理解。在另外两篇论文——杜光霞的《当代先锋诗学的体制外向度——〈非非〉的理论探索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和姚新勇《囚禁式写作境况的烛照与穿越——“非非”阅读》中，前者以其翔实的史料和理论分析阐述了《非非》杂志的理论色彩和诗学成就，后者却在体制性的文化背景上对《非非》的领袖人物周伦佑的民刊实践、理论主张与诗歌创作的批判性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和高度评价。

　　某种意义上，我个人一直以为诗歌“野史”的价值绝对不只是单纯地指向“正史”。一方面，它虽然需要学术界“正史”意识的辨认、清厘与定位，但又有着“正史”所远难匡定与衡量的意义与价值。除了前面的描述所涉及的“野史”篇章外，2008年下半年的诗歌“野史”还有柏桦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部25万字的自传体长篇随笔以一次性的规模完整刊发于《青年作家》2008年第11期，显然是一次不容忽视的举动。这部随笔曾经于200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这次发表，又增加了5万来字的篇幅，内容上要更加丰富。

　　柏桦的《左边》从诗人的少年时代写起，分别以“忆少年(1962—1978)”、“广州(1978—1982)”、“重庆(1982—1986)”、“成都(1986—1988)”、“南京(1988—1992)”和“92之后：诗歌风水在江南”等六卷的规模，通过对自己诗歌生涯的记述和诗人独特的观察与思考，才情毕现和相当生动地见证了一个文学时代，其实是一部非常独特和个人化的“诗歌史”。在这部“诗歌史”中，既有极具价值的诗歌史资料，也有很多对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作品、重要诗人和重要诗潮的精辟见解。在“重写诗歌史”非学院化的“野史”实践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著述与史料，如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周伦佑主编的《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和钟鸣的《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杨黎的《灿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徐晓的《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等，它们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历史“重写”已经显示出相当重要的意义，柏桦的《左边》，也属于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还没有哪种文类史研究能够具有“正史”和“野史”齐头并进、互相促发、不断深入和时有刷新的生动景观。我仍然认为，“重写诗歌史”不仅具有自身的价值，其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重写”，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突破口。

　　当然，2008年下半年的“重写诗歌史”实践并不只表现在上述方面，像李振声对诗人王小妮[9]和彭燕郊的研究、罗振亚等对诗人冯晏的研究，[10]无疑都有着相当突出的“重写诗歌史”意义。

　　[1] 洪子诚：《“重写诗歌史”？》，《诗探索》1996年第1辑。

　　[2] 谢冕：《为了一个梦想(中国新诗1949—1959)》，《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3] 洪子诚：《1960年代的两岸诗歌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4] 张清华：《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5] 耿占春：《诗歌的蒙难记》，《天涯》2008年第4期。

　　[6] 北岛：《关于〈今天〉》，《天涯》2008年第4期。

　　[7] 林莽、张清华：《见证白洋淀诗歌》，《钟山》2008年第5期。张学昕对徐敬亚的访谈《诗歌：生命、记忆与飞翔》和叶红的《重读〈朦胧诗选〉——不该尘封的历史记忆》

　　[8] 张学昕：《诗歌：生命、记忆与飞翔》，《作家》2008年第10期。

　　[9] 李振声：《彭燕郊晚年心境与诗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0] 罗振亚、刘波：《超越中的思想之旅》，《诗歌月刊》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