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者的激情与尊严

——黄发有的文学批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5月07日14:50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何言宏

　　文学批评的“发现精神”

　　黄发有是近些年来的一位相当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他的“稳健扎实而又锋芒毕露”[1]的批评风格、独树一帜的批评方法和批评理念、深厚清明的学术理性和神采飞扬、熠熠生辉的文学才情，和他对很多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辟见解，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深得人们的尊敬与好评。实际上，在当下中国的批评风尚和学术语境中，能够拥有上述方面的某一个特点，已属不易，更何况他是众妙皆备？我想这一切，与他相当独特的批评精神很有关系。

　　黄发有对文学批评的方法、理念和基本精神向来都有自觉的思考和坚持。他认为“批评的灵魂就是永不停滞的发现”。在他这里，批评的“发现”，甚至具有和生命同一的重要意义，“是与生命共同行进的状态与过程，是植物萌芽、开花、结果的循环，是个体生命与精神孕育、分娩、发育、成熟的漫漫行程”。[2]黄发有的批评精神，实际上就是“发现精神”，是饱含着他对文学的理想主义激情的生命的燃烧。他曾屡次指出“发现”的热忱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认为“一个批评家对文学的参与，如果要真正地有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那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点燃自己，然后才能照亮批评的对象”，[3]“批评必须以充沛的激情追问着文学的‘可能性’”。[4]黄发有在其《准个体时代的写作》“后记”中，曾以这样的文字记述他在集中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时激情燃烧的状态：“为了完成这一选题，我阅读了三千万字以上的90年代小说作品。记得那时我成天像着了魔一样，跑到五角场科技图书公司三楼的‘天地图书’，大量地选购八折的新书，甚至到了碰到新作品就买的程度。就这样节衣缩食，在没有任何外部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我靠着奖学金、稿费和学校发给的那点可怜的津贴，居然买了两万多块钱的图书，以至于外地的不少同行，竟然常常向我寻求资料上的帮助”。[5]说实话，我经常会想起黄发有的这段文字，想像他时常往返于复旦大学和五角场之间，蚂蚁搬家一般勤勤恳恳地购置图书和刻苦研读的动人景象，并且以此来警示自己一贯的疏懒。也正是在这样的景象中，我能具体和真切地体会到黄发有“发现者”的执着与激情。

　　当然，黄发有的批评家形象，除了“发现者”的激情，还有其大量的批评工作所充分体现出的“发现者”的尊严。这既表现在他对很多文学现象独立不倚、不阈时风的严正批判，也表现在他对文学批评工作的自觉反思。我很清楚地记得，正当所谓的“个人化写作”方兴未艾甚嚣尘上的时候，黄发有就很严正地指出：“当前文坛盛行的其实是‘伪个人化写作’，其中描述了生命的沉沦与挣扎，但那种灰雾般的茫然中包裹的并非是坚毅的抗争和反叛，而是虚与委蛇的油滑和欲火焚身的追逐”，“新生代作家错误地把经验的个人性和叙事的个人性视为‘个人’的双脚，这种舍本逐末的结果很可能走向‘个人’的反面”。在他看来，“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是一种能够穿越经验外壳的精神行旅，自由意志由内而外的穿越使它能够从凡庸情境中捕捉到现实的内在逻辑，它与时世的关系不应该是屈从，也不应该是虚张声势的逆反，而是一种内在的抗拒”，“个人化写作应该是捍卫个体独立人格的写作，写作的主体必须禀有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必须承担与生命相始终的责任、苦难和困境”，因此他认为：“包括新生代小说在内的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充其量也只能是‘伪个人化写作’”。[6]这样一种精彩纷呈和激情洋溢的批评文字，同样突出地表现于他对其他一些文学现象的揭示。黄发有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善于穿透遮蔽或缭绕于某些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重重迷雾，勇敢和敏锐地揭示迷雾下的种种真相，并且以其相当精辟的文字对问题的本质予以一针见血的把握和概括，比如他将新生代作家“作品主题与叙事方式的逐渐同化”名之为“新生代八股”，将媒体的操作所导致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假面狂欢”概括为“激素催生的写作”，将19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沦丧为从属于影视文学脚本的时代性现象命名为“文学的脚本时代”，将文学写作中恶劣的媒体趣味概括为“信息化写作”、“备份式写作”和“文学健忘症”，而文学批评的种种病象，也被他以“有偿批评“、“影子批评”、“卖骂批评”、“假想批评”和“逆反批评”一一指陈······在今天这样的批评时代，黄发有对种种文学病象的勇敢揭示与严峻批判，无疑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格，但这种精神，与在表面上似与其相似的哗众取宠的“酷评”，却又有着天渊之别。实际上，黄发有的批评精神，正是源之于他对近些年来包括“酷评”在内的恶劣风气的警觉与思考，源之于他对批评独立品格的强调和他对特殊的批评方法和批评原则的谨守与坚持。

　　围绕着近些年来的文学批评，黄发有曾经写有《批评就是发现》、《影子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危机》和《批评家是寄生虫吗》等一系列文字。在这些文字中，黄发有痛陈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危机”，指出“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在短短几年之内，其独立性的危机表现得日益突出。这并非危言耸听。时下的批评在整体上正在沦为种种利益和势力的工具，独立的批评成为寂寞的事业。为主流的庸俗趣味呐喊助威，为权力化的文化机构与传媒组织做应声虫，为书商做叫卖的广告，为红包唱谄媚的赞歌，为哥们义气和小圈子利益两肋插刀，甚至张牙舞爪地当文化打手，批评家成为攀附的藤萝，成为所依附的势力的奴才”，批评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性与审美的独立判断，成了可以与各种机构和个人进行交换的有偿行为，它的独立性已经严重丧失。[7]而在黄发有看来，“文学与批评存在的依据，不应当是服务于世俗功利的需要，而是直面这世界上永远存在的苦难的深渊、人性的局限、历史的吊诡和虚无的废墟，文学必须摆脱群体性、目的性和工具性的束缚，回归其个人化的审美本体，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8]

　　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绝不仅仅是依靠某种简单的道德激情。在此之外，深厚的学识和丰沛的才情，特别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可靠的批评方法与批评原则，才是文学批评之独立品格的基本保证，也是使批评工作生气勃勃、批评的“发现”卓有成效的基本前提。对于自己的批评方法，黄发有曾说他的“趣味”是“穿越于史论和批评之间，因为没有历史的反思与穿透，‘当代’就成了支离破碎的瞬间；而无视文学进行时的‘当代文学史’，也只能是建筑在纸上的文学空城”。[9]“在史论与批评之间”，正是黄发有批评方法的基本特点。“历史小说”的兴盛是1990年代文学的重要现象，这些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所谓“新历史小说”因为在很多方面颇具新意，陈忠实、唐浩明和二月河等人的诸多作品或者因为获有大奖，或者因为影视改编的热潮而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文学批评界也多从“新历史主义”等很多角度积极推崇，黄发有却将这些小说置放于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历史发展中，通过对它们隐含着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循环论的历史观和工具化的叙事动力的揭示，相当深刻地指出这些表面上具有新意的历史小说实际上与它们所要反叛的“革命历史小说”具有内在的趋同，当时“历史题材的火爆并不意味着历史意识的普遍觉醒”，它们“对于历史游戏的痴迷，恰恰反映出健康的历史理性逐渐淡出的文化现实”。[10]1990年代，“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和对它的议论，也是当时文化界和文学界的热点问题，但在迄今为止的大量讨论中，我以为黄发有的研究最为全面、最为精辟。在此问题上，他仍然是以具有“史论”特点的批评方式，通过梳理近现代以来文学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对周瘦鹃、张恨水、茅盾、丁玲、鲁迅等众多作家写作个案的研究，细致入微和鞭辟入里地分析了1990年代所谓“自由撰稿人”的复杂情状，对那些妄称“自由”的“断裂”行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割断‘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联系的‘再生’和‘断裂’，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化逃避，在恶性循环的身份游戏中，‘皇帝的新衣’裹藏着的依然是一些‘旧魂灵’，而所谓的‘自由’和‘个人’，常常可悲地成了一种陪衬和点缀”，[11]这样中肯精辟的批评，无疑具有相当的说服力。黄发有的批评方法，我以为非常接近于陈思和先生“史的批评”的研究方法。陈思和先生曾经指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可以“称作是‘史的批评’，它要求把批评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来确认它的价值，辨识它的文学源流，并且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探讨某些文学现象的规律与意义。这种批评方法的对象仍然是文学作品或者是文学现象，而不是文学史本身。但是批评者必须把文学史作为批评对象的参照系，在两者之间寻求批评的张力；或者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阐释具体的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或者以具体作品的特殊价值来强调它的文学史意义。”[12]黄发有的批评实践又一次说明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和巨大价值。文学批评的发现精神，正应该以这样的方法作为必要的实践基础。也正是以这样的方法，黄发有对很多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才与那些抬杠或“酷评”有着根本的不同，才能真正地确立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并为批评赢得应有的尊严。

　　直面时代的精神批判

　　黄发有的文学批评主要展开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代文学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精神问题的研究，二是对媒介文化与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说，他在这两个领域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已是卓然一家，使我们的有关研究很难忽视他的努力。

　　对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基本上属于现状批评或现状研究，有关成果层出不穷，黄发有却是其中并不多见的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全面研究的批评家之一。更加重要的是，不管是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还是对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之中哪一个具体方面的研究，黄发有都能以其独到的、鹰隼一般的眼光“发现”一些深刻的精神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发掘、清理与批判，他又往往相当紧密地联系于历史与时代，使他的批评实践致力于“发现”时代的精神症结，成为直面时代的精神批判，突出表现了他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对于时代与历史的精神承担与峻急思考。

　　《诗性的燃烧》是黄发有研究张承志的一本专著。在张承志的精神历程和创作实践中，包含着时代与历史的很多相当重大的精神问题，我想黄发有在当代作家中惟独对张承志的研究用力甚多，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研究这样一个精神内涵丰富复杂的作家，却又需要研究者具有相当突出的学养、才情和精神穿透的力量，否则的话，便只能是不着边际的隔靴搔痒。在《诗性的燃烧》中，黄发有把张承志视为在今天的时代已然成为社会中坚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精神共同体”[13]的“知青”一代的重要代表，将时代、历史和作家个人的精神命运与文学实践紧密结合，广泛借用宗教学、文化学、人类学、生命哲学和思想史的知识与方法，得出了很多令人折服的“发现”，而这些“发现”，无不又是他对我们这个时代丰富复杂的精神问题的严正批判。黄发有发现，对于张承志甚至是整个“知青”一代而言，“知青”生涯都具有“成年仪式”般的重要意义。具体在张承志这里，他“极为迷恋成年仪式所带来的再生般的感受，通过咀嚼它来使自我从污浊的包围中获得解脱，掸净心灵的蒙尘”。“成长仪式中的再生感受成了张承志抵御精神污浊的法宝，它最终演化成具有可重复性的精神仪式，其目标是逆向性地回到原初，回到纯洁的生命起点。事实上，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忘却仪式，通过忘却现时处境来卸除压迫灵魂的重负，但现实并不因此而改变，它依然持续地对个体产生影响。成长的无可逆转与其必要代价之间的悖论是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所面临的永恒困境，这种痛苦必将继续陪伴着张承志的艰难跋涉”。[14]黄发有就是这样通过张承志的精神个案深深逼入了“知青”一代的精神核心，揭示出现时代、历史、现实和“知青”一代特殊的精神历程与生命周期所导致的诸如“青春无悔”之类的精神虚妄，对于这一时代性的精神悖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在黄发有对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文化批判、宗教意识和民粹主义的精神审理中，表现得同样突出。比如对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他在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其“内部的抑制性”，即“典型地表现为自卫意识对自省过程的强行中断，无情地驱逐任何会导致自我否定的精神因素”[15]的基本特点之后，又很自然地将这样的揭示推广到对整个“知青”一代理想主义精神品性的深刻省察。在此问题上，黄发有的意义还在于，他在对张承志及“知青”一代理想主义进行精神批判的基础上，还对我们这个时代理想主义的应然品质提出了构想，认为“理想主义只有走出群体主义的笼罩，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重建信仰，才能阻止它重新滑向乌托邦实践，否则，它仍然拥有将理想付诸操作的社会基础，很可能在同一废墟上重操旧业”。[16]我们能够发现，黄发有所提出的理想主义构想，已经不仅仅是意在理想主义本身，而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令人悚惕的精神告诫。再如对张承志宗教意识的批判方面，黄发有独辟蹊径地从宗教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角度深入很多学者未曾进入的张承志特别是其1990年代以来的精神核心，再一次非常成功地展示了批评家善于“发现”的精神与才能。黄发有发现，张承志宗教意识的关键问题在于，他一方面“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中心的道德规范神圣化成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即道德的宗教化”，[17]另一方面，他又往往会“以神的名义将道德诫命施加于社会，高举神圣尺度对人欲横流的浊世进行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宗教道德化的面目豁然呈现”。[18]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宗教意识由起初的潜滋暗长而愈益强化，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时代性现象，知识界的文化基督徒现象也让人们深为困惑。张承志所皈依和标举的，虽然只是伊斯兰教的某一具体的教派，但他的问题，却可能是很多宗教意识的阐扬者们所同样具有或将共同面临的精神误区，黄发有的批评，不仅具有相当重要的时代意义，而且是那么的独特与及时。

　　之所以用较多的篇幅来谈论黄发有对张承志的研究，是因为他在这样一个个案研究中，涉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相当重要的精神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很有难度，但他却以个案研究的方式相当成功地做了回答。说实话，我和不少朋友一样，非常喜欢发有的这部“少作”，这不仅是因为其中有他自己所意识到并且十分“珍惜”与“怀念”的“文字中的莽撞与不谙世故”以及“童言无忌的赤诚”，[19]还因为它所辉耀着的令人叹服的思想与才情，于我而言，这已经是很高很高的批评境界。

　　实际上，在对张承志等作家的个案研究之外，黄发有的很多文字都对当代文学中的精神问题做了正面和直接的讨论。《文化民族主义与新时期文学》、《审美理想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虚伪的个人与迷惘的代群》、《文学批评的人文缺失》、《自由写作：精神源流与文化困境》、《九十年代小说的历史迷惘》、《九十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写物主义：九十年代小说的叙事情感》、《日常叙事：九十年代小说的潜性主调》、《消费文化与文学健忘症》······单从题目，就能看出黄发有的研究涉及了哪些深广的精神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精神之中，又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在这些研究中，时常能见黄发有对时代的精神病症的诊断与击破，也是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他的“发现精神”和他“穿越于史论和批评之间”的批评方法。我个人以为，《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在其中最有分量、最为典型。在人类的思想史和精神史上，虚无主义一直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民族与时代，它的因由与表现却又不同。黄发有的《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文相当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当代文学中虚无主义意识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主要表现为“道德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等类型的虚无主义精神。在此论题下，他对新时期初年的王蒙、宗璞、刘索拉、徐星、“第三代诗歌”、“先锋小说”，一直到后来的“新生代作家”，都有相当精当的把握和分析，精彩纷呈。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虚无意识最初出现于新时期之初宗璞的《我是谁》等小说中，但那里的虚无意识极为“有限”，它只是“时代创伤压迫下的生命低吟”，“对于荒诞虚无的想象成为一种审美风尚，应该是1985年前后的文学现实”，是在刘索拉、徐星的小说、“第三代诗歌”和“先锋小说”那里。但刘索拉和徐星的小说只是“以特殊的敏感，表现了置身于无边压抑中的个体生命没来由、无目标、无对象的烦恼和苦闷”，“无法洗净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尤其是‘黑色幽默’的生硬痕迹，不免因为缺少刻骨铭心的体验的支撑而流于形式”。在“第三代诗歌”中，虚无化成了他们以他们惯用的嘲讽、调侃、自谑的方式“摆脱文化困惑和现实怀疑”的精神策略。而在“先锋小说”那里，虚无同样无关于作家刻骨铭心的真切体验，而是来自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先锋作家对虚无的呈现具有技术化的痕迹，‘虚无’成了模式化、套路化的叙事符号，而虚无本身与具体生命的内在关联则被忽略”。即使是对张承志、史铁生和北村这样“抵抗虚无”的作家，黄发有也很敏锐地洞察出他们抵抗的局限与本质。比如在张承志那里，他发现了作家强悍和凶蛮的精神表象下，掩抑着的却是对虚无主义的“恐惧”。“他没有回应虚无主义的尖锐挑战，而是绕过信仰倒塌成废墟的现实，退回到以群体为本位的传统理想主义的大本营”。而对虚无主义表现得更加突出的1990年代，黄发有则对它们的基本类型和以王朔、何顿、韩东、朱文等为代表的主要作家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在他们那里，“在信仰的废墟上，虚无主义就成了战无不胜的精神利器，各种见不得人的私欲也在‘虚无主义’的包装下获得了一种合法性”······就是这样，黄发有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精神审理，洞悉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虚无主义“几乎都是一种概念式的姿态性言说，具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意味，并没有成功地转换成文学形象和审美意境。我们更不可能奢望这样的表达能够穿越个人生命体验，以深切的痛感追问道德、历史、文化的永恒悖论”，“这样的虚无仅仅是一种粉饰，是一种荒诞的自欺欺人”。[20]作为时代精神的形象体现，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形形色色的精神侧面，其中也不乏一些自欺欺人的精神假相，像是对虚无主义一样，黄发有以其犀利的眼光几乎是各个击破，逐一揭示了这些侧面的内在真相，分别从不同的进路逼入了我们时代的精神核心。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黄发有，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批判家”。黄发有的文学批评，也成了“时代的精神现象学”。

　　直面时代的精神批判是黄发有文学批评的基本主题，即使是在那些关于文学的文体、叙事、修辞和他最近的主要工作——即对传播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他也时常铆定于背后的精神问题。在对1990年代中国小说的系统性研究中，黄发有曾经分别研究过90年代小说的叙事风格、叙事视角、文体特征和反讽修辞。在对叙事视角的研究中，黄发有发现，90年代中国的小说叙事由全知视角到限知视角的转变，存在着一个易被忽略的精神问题，即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反映关系的分裂所可能导致的精神裂隙。“在这种空茫的精神裂隙中，理性基石的动摇必然使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破壳而出”。[21]而他对反讽修辞的研究，则是将其视为时代的一种精神折射，揭示出90年代中国小说“反讽的指针纷纷伸向爱情、信仰、自由、公正、平等的美好与纯洁，似乎其音符还远强于对丑恶、堕落、专制、腐败、迫害的反讽式观照，这曲折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已经陷入不容小觑的危机”。[22]至于他对传播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仍会将对精神的思考作为自己的重要关切。比如他在研究90年代的期刊策划与文学制作之间关系的时候，就很敏锐地发现期刊策划所强行炮制并且恶性循环的“代群意识”，实际上形成了文学创作的“个性之牢”，使得很多作家都不能“以自由精神咬破‘代’的厚茧”，[23]造成了对文学精神的严重束缚。

　　勃兰兑斯将文学视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和不同民族的精神心理学，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4]某种意义上，黄发有以精神批判的立场研究现时代的文学，其与勃兰兑斯的工作，不正有着同样的意义？

　　媒体如何制造文学？

　　如果说，黄发有以直面时代的精神批判的方式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像勃兰兑斯一样接近我们时代的文学历史，侧重于文学的“内部研究”，那么，他对传媒文化与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更加侧重文学的“外部研究”，是以另外的方式重写历史，而且相对而言，他对后一工作的文学史意义也更加自觉。对此，他曾有过这样的阐述：“通过考察传媒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从传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探询文学的传播接受对文学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渗透，能够拓展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修正文学史研究中的偏失，摆脱一些历史盲点和思维惯性的负面影响，对被以往文学史所遮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进行再解读，对曾经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进行新的开掘，使文学史研究变得更加健全和完善，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环节”。[25]这段文字充分显示出，黄发有的“传媒研究”实际上有着相当宏大的学术抱负，他是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而他的策略或主要工作，便是要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媒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换而言之，套用他一本书名的说法，就是“媒体如何制造了文学”？实际上，黄发有最近几年的主要工作，都是投身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也经常会听说或想像他风尘仆仆地南下北上，四处奔忙，查资料，搞访谈，像当年在复旦勤恳购书刻苦攻读一样地忙于他的课题。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领域中，黄发有对文学传媒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了他的品牌节目和标志性工程。今后我们的有关研究，怕是已经无法绕开发有的工作了。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黄发有第一次在文学史重写的意义上集中发掘和呈现文学出版工作，让那些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编撰所遮蔽或忽视的文学实践进入我们的视野。正是因为黄发有的研究，像人民文学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和《当代》、《作家》、《山花》、《美文》、《当代作家评论》和《文艺争鸣》等刊物，特别是秦兆阳、巴人、严文井、龙世辉、何启治、安波舜、韩忠良、林建法、宗仁发和何锐等编辑出版家的实践，才获得了学术界文学史意义上的重视。作为一位孜孜不倦和充满热忱的“发现者”，黄发有对有关的出版机构和编辑出版家的工作当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和批评家，他的有关研究却又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对于不同的文学出版机构和编辑出版家的工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文学现状中的作用或局限做了勇敢和尖锐的评判——比如对《当代》和《小说月报》——也因此对很多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提出了新的解释。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从起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现代派文学”和“第三代诗歌”，一直到晚近的所谓“七○后文学”、“八○后文学”，思潮迭起，异彩纷呈。对于这些概括和命名，很多研究者和文学史编撰往往都是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陈陈相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文学史全貌和真相的遮蔽。黄发有也认为：“将这些鱼龙混杂的文学现象系统地编纂进文学史，实在是一种充满讽刺意味而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很多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和命名，其实都是期刊实践或出版实践的结果，甚至是期刊出版吸引眼球寻找卖点的商业行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媒体制造了这些文学思潮。而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和媒体制度中，后者离文学创作本身的实际状况与内在规律仍然会有较大的距离。黄发有的研究注意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人民文学》、“寻根文学”与《上海文学》、“第三代诗歌”与《诗歌报》、“新写实小说”与《钟山》、“先锋小说”与《收获》、“现实主义”与《当代》、“新生代小说”与《山花》和《钟山》等刊物间的内在联系，从文学传媒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及递嬗演进，实际上对文学史的有关内容做了相当重要的“修正”。比如对“先锋小说”，黄发有通过细致扎实的历史梳理和统计学分析，主要围绕着《收获》杂志与“先锋小说”间的关系，旁及《西藏文学》、《人民文学》、《花城》、《作家》和《大家》等众多刊物，揭示出“在先锋文学孕育、生长、繁盛、衰变、转型的过程中，文学期刊的推波助澜犹如精神酵素一样，使这些青年作家(指当时的马原等——笔者注)相对分散的、风格各异的写作，被集结在形式实验的旗帜下，以相互呼应的态势冲击着文坛的既定秩序。同时，文学期刊的生存环境和文学市场的趣味调整，也反向影响了先锋文学的走势，形式乌托邦在九十年代的文学生态中，在文学大众化、市民化的声浪中幻灭成飓风中的碎片，‘先锋’也就蜕变成了一具徒有虚名的空壳”，不仅修正了1989年以后先锋文学走向衰落的旧有的文学史结论，更对“先锋小说”的历史发展作出了令人信服和耳目一新的揭示。

　　如同对“先锋小说”潮流的揭示一样，黄发有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媒体如何制造文学”的基本状况：

　　一方面，他从媒介入手揭示了包括文学传媒在内的大众传媒“制造文学”的实践与问题。“期刊策划与文学制作”、“《当代》与现实主义”、“《小说月报》与‘选刊现象’”、“东北阵线与批评风尚”、“《美文》与散文流向”、“‘布老虎’的品牌策略”、“影视时代的文学危机”、“网络文学的情感模式”、“媒体批评和寄生文化”、“传媒趣味和文学症候”、“影视文化与90年代小说”、“文学期刊与90年代小说”、“文学出版与90年代小说”······这些论题已很鲜明地体现了黄发有的研究策略，其中的不少内容，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名文，比如他对《小说月报》的研究所揭示出的“现时主义”、“中庸趣味”和“转载效应”等“选刊现象”；再如他对《当代》对“现实主义”的“制造”所曾作过的令人膺服的严厉批评，认为《当代》“对于现实主义的过度偏爱使其缺乏必要的激活机制”，“不无故步自封的倾向”，而且《当代》对于现实主义作家的推举存在着相当突出的问题，其所推举的苏叔阳、蒋子龙、周梅森、柳建伟等成熟作家“对于现实的卷入往往只激发出短暂而暧昧的批判激情与社会责任感，其中混杂着的机会主义功利观念与工具主义文学观念，往往动摇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基石，也泯灭了作家的探索精神与独创意识，使之逐渐沦落为平庸而讨巧的乡愿，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写作的姿态也不无游戏倾向与世故色彩”，[26]而其着力推举的现实主义新人却又“鲜有成器者”；[27]······这样一些刚正有力的批评，都曾在文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广为关注。

　　另一方面，他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的批评与研究，也往往会因为取媒介视角而得出精辟独到的发现。他研究“青春写作”的热潮，注意到了“媒体的揠苗助长”，并且将其定位为“激素催生的写作”；他考察近些年来短篇小说的衰落，也从短篇小说的语言特性和影视传媒的崛起那里寻找原因；对于贾平凹、梁晓声和海男等人创作质量方面的问题，也发现是导因于出版操控的“预约写作”······可以说，黄发有对“媒体如何制造文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切可以进入的“细部”，结合于他在此问题上激情洋溢纵横捭阖的中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他的“通过考察传媒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从传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目的，正在逐步实现，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他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重写——加之以他类似于勃兰兑斯一样的善于从时代精神的角度“进入”文学——将会带来怎样一种新异独特、激动人心的“文学史景观”？

　　用了不算太少的篇幅谈论了黄发有的文学批评，仍然感到意犹未竟，感到未能掌握和阐述黄发有文学批评的真正精髓，连他所做的批评工作，呈现得也不全面，这真让我深以为愧！但是于我而言，又能奈何呢？谁让我没有黄发有那样“发现者”的宏阔视野、如炬目光和非凡的洞察力呢？也许，我只能是矮人观场，和大家一起为黄发有的不断“发现”极力喝彩了。

　　[1] 吴义勤、王永兵：《像火焰一样地沉思：论黄发有的文学批评》，黄发有：《媒体制造》“跋”，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2] 黄发有：《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2页。

　　[3] 黄发有：《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5页。

　　[4] 黄发有：《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0页。

　　[5]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后记”，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1月版。

　　[6] 黄发有：《新生代：伪个人化及其他》，《时代文学》2000年第2期。

　　[7] 黄发有：《影子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危机》，《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8] 黄发有：《批评家是寄生虫吗？》，《南方文坛》2003年第4期。

　　[9] 黄发有：《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3页。

　　[10] 黄发有：《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历史迷惘》，《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5期。

　　[11] 黄发有：《想象的代价：20世纪中国自由写作论纲(上)》，《文艺评论》2001年第5期。

　　[12]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版，14页。

　　[13]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4页。

　　[14]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4～25页。

　　[15]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9页。

　　[16]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53页。

　　[17]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06页。

　　[18]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14页。

　　[19]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后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20] 黄发有：《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21]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1月版，第372页。

　　[22]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1月版，第347页。

　　[23] 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41页。

　　[24]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页。

　　[25] 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页。

　　[26] 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50页。

　　[27] 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