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学术如何可能？

——丁帆教授的学术世界

　　一

　　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便是通过对受挫或中断于一九八○年代末期的新启蒙运动的检讨，将新启蒙运动的失败简单化地归咎于一九八○年代的所谓空疏学风，很多知识分子都“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 出现了被称为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状况。但就在这种状况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对此的批评或不满，在这种批评或不满中，一个相应的倡导就是，知识分子应该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而不应该将“学术”和“思想”予以对立或割裂。在当时的启蒙主义几乎全面溃退的精神氛围和历史语境中，如此“警钟”般的倡导能够被提出已很不易，而要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有所贯彻，实际上却相当困难。随着后来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话语、宗教神学话语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兴盛或涌入，加之愈益膨胀的学院体制所推崇的“学术意识形态”对于“思想”的排斥和对所谓“学理性”的简单与片面的理解，因此便导致了启蒙主义身陷重围般地被解构、围剿和扼杀的境地。在这样的境地中，如何坚持“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尤其是，大多数已经身处学院的知识分子如何坚持启蒙主义的话语立场和学术理路，从而使得自己的“学术”具有思想的追求与批判性的活力，便显得相当困难，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丁帆教授的学术实践给了我们相当重要的鼓舞与启示。

　　在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的论文集《文学的玄览：一九七九～一九九七》“自序”中，丁帆教授曾经一再用“自己思想的‘底片’”和“自己的思想产儿”这样的说法来形容他迄止于当时的文学研究工作，认为“近二十年来，我从一个青年步入了中年，不敢说在理论上有何建树，但窃以为是尽心尽力地为文坛的圣洁而作出努力的，很想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学研究领域内留下自己思想的‘底片’。因而，时时处处都想使自己尽量深刻一些、成熟一些。然而，由于自身学识浅薄，回首再看昔日的论述，不免有些汗颜，不过好歹亦都是自己的思想产儿，也就暗暗地‘敝帚自珍’了”。 在这样的文字中，其对自己文学研究之中“思想”的珍视和对“思想”的追求已经显得相当突出。而在后来出版于二○○四年的论文集《重回“五四”起跑线》的“自序”中，对于这种“思想的追求”，他更是有了相当明确的自我总结：

　　一九七九年，我踏上了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学术道路，在文学这方精神领地上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其间，随着自身方法论的更新、批评观的递嬗，一条治学轨迹也突显出来：从作家作品论到文学现象的认知，从探悉文学的内部构成拓展到认识文学生成的外部环境，从文学的微观世界的阐发到宏观世界的把握，从文学境遇的体察到文化命脉的忧思乃至更为深远的人类生存境况的人文追问，••••••都紧扣着五四人文精神的母题。

　　这一总结已很清楚地表明，丁帆教授所一直坚持的，正是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立场与思想原则。毫无疑问，在一九九○年代以来的历史语境和精神背景中，这样一种坚持非常明显地属于不合时宜的少数派，其对五四启蒙主义话语近乎堂吉珂德式的重申与坚持，具有特别悲壮的意味。

　　我一直以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自改革开放之初的李泽厚、王元化和刘再复等人开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著名学者，他们一方面对本学科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能超越学科限制，在卓越而又丰富的学术实践中，自觉承担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并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介入或参与到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也正是在这种独特的介入和参与中，形成和焕发出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对于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迫切课题。通过他们，我们正可以更加有效地接近和切入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深邃的灵魂和精神与思想的核心。毫无疑问地，我们也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把握丁帆教授的学术世界，考察其在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等两个方面的学术实践如何贯彻启蒙主义的精神立场，并且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从而进一步探讨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批判性的学术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二

　　文学批评是丁帆教授丰富多彩的学术研究工作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在此方面，他一直坚持和奉行着自己独特的批评方法与批评原则。早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他就在《我与批评》、《关于批评的断想》、《评论家修养琐谈》和《批评选择随想》等文字中阐述过自己的批评观念和他对文学批评工作的理想与追求。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界，正在盛行着形形色色来自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因此还形成了一股被称为是“方法热”的批评潮流，但就是在这股热潮中，他很清醒意识到了新方法的引进和使用所存在的问题，认为一些“批评家们往往对于一种新的方法，尤其是从自然科学领域内新引进的理论，缺乏一种慎重的深入研究的态度，于是，那些用新名词、新概念来阐释、破译文学作品的现象如潮涌而至，难免给人一种仓促的感觉。更有甚者，批评家们对自己引进的新方法估价过高，似有惟我独尊之嫌”，指出自己“并不反对各种新方法论的引进，但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深入，使之成为批评洪流中的一支，而不是取代其他批评流派的发展。然而，对那种认为时代已进入新技术革命浪潮，旧有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已经过时的说法，我却不敢苟同”。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竭力倡导“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文学，通过文学来解释社会”的文学批评的社会学方法，认为“我们不是对文学的社会学强调得太多，而是太少了， 况且以前对社会学的理解亦太偏狭武断——仅仅是从属于政治，所以造成了许多人的逆反心理。现在该为其正名了。文学社会学应该深入探讨下去，使它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为此，“中国的文学社会学的批评者们就须采取慎重的态度，深入研究探讨各个学派的理论，并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模式相对照，力求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社会学的新批评流派，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 现在看来，在当年的批评时风中提出如此近乎“守旧”的主张，真的需要足够的理论清醒与学术勇气，而经过二十多年时间的检验，这一主张的警示性和预见性意义已经为批评史所充分证明。在自觉吸收和融合多种批评方法之后，文学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日趋开放，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们文学批评界的主流。我以为在这样的意义上，丁帆教授正是这一批评方法的重要代表，我们也不妨将他所主张的这种批评方法称之为“开放的社会学批评”。

　　在丁帆这里，“开放的社会学批评”重在“超越”，强调“开拓”，指归于“时代”，追求那种“有胆有识，敢于超越作家，超越其他批评者，更重要的是超越自我(这个自我是指自己的过去)”的对“一部作品甚至一个形象中”所隐藏着的“多元世界”的“寻觅”和对文学作品“深层结构”的发现； 它所念兹在兹和时时自省的，也是“能不能••••••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美学的基础上吸收新方法的思维方式，来努力开拓一种有自己特色的批评模式？”；它的精神指归，是要以此来承担知识分子“对于时代所肩负的责任”，以“推动时代车轮的前行”。 因此可见，丁帆教授“开放的社会学批评”实际上还有着非常宏大的抱负。在他这里，“方法”已经不只是具有基本的“文学意义”，而且还超越文学，“肩负”起了对于时代的责任，具有突出的“社会意义”。我一直以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往往都有着不同的“文化政治”意义，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功能，因此也便形成了文学批评独特的“方法的政治”或“批评的政治”。而具体在丁帆这里，他的“开放的社会学批评”的“方法的政治”或“批评的政治”，则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美学的原则下，以五四启蒙主义及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进行“社会和人生的文化批判”， 积极有力地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文学、社会和现实人生中，以“肩负”起对文学和对时代的双重责任。

　　也许是因为“国民性批判”及“人性”和“人道主义”是五四启蒙主义的核心话语，丁帆教授的文学批评才特别注重在这样的思路下来分析和把握作品中的人物，形成了他自己相当独特的“人物论”模式。比如在他早期的一篇关于韩少功《西望茅草地》的评论中，他就通过对主人公张种田身上“阿Q式的面影”的辨认，将其作为体现了“那个时代我们‘国民精神’的共通性”的“‘国民性’的典型”，来揭示与批判“中国农民思想的狭隘性、保守性、愚昧性和封建性”。 而在后来于八十年代中期对贾平凹创作的热情关注中，他也能够独具慧眼，发时人所未发，很敏锐地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就是力图通过对“商州历史和风俗的‘远景粗描’，来追溯一种历史的积淀，来寻觅一种民族心理的共同‘原型’，即历史沿革下来的旧伦理道德以及在它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共同民族心理意识和它流动着的变化发展。可以说，这种民族心理意识对形成独特的典型人物性格起着根本的作用”。或许，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人物观”，他才发现了“这部作品塑造得最成功的不是男女主人公刘成与珍子，而是那个似主角非主角、似配角非配角的秃子，这个‘圆形人物’性格的凝聚力相当可观，他的象征力告诉我们，他是现实和历史交汇、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二重性格组合’的产儿，强烈的传统伦理道德蕴蓄于他那丑陋的体魄之中；而近乎阿Q式的历史惰性(国民劣根性)又稳固地根植在他的灵魂之中。他坚韧地执着追求着那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可卑、可笑、可哀、可怜，甚至还有点可敬，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既凝集着民族韧性下的道德观，又体现着嫉忌、狭隘、冥顽、愚昧的民族痼疾”。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国民性批判”的人物论模式和批评思路尚不少见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精神背景上，仍然坚持这样的批评，则肯定属于特立独行了。就在二○○三年，丁帆教授发表了一篇以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和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为考察对象的题为《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给20世纪的中国精神史提供了丰富的内涵。近九十年过去了，阿Q在中国没有死去，他作为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人性特征依然存在。但是，阿Q的性格内容在历史进程中的延伸与扩展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作为承载文化意蕴的文学符号，他的精神内涵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已经发生了裂变！对此，作家的哲学洞见和体察生活的艺术感悟力，是创造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才高度评价了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对刘根宝这一“二十一世纪广袤的乡土社群里”的“阿Q的子孙”的形象塑造，认为“阎连科在农村的日常生活里，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巨变中那未变的部分，用一个变形故事作载体，再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用黑色幽默的笔触又一次掀起了‘鲁迅风’”。 在三十来年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丁帆教授以其特有的精神关切和批评眼光，从我们的文学中发现了形形色色的“阿Q的子孙”，足以组成一个阵容不小的“阿Q的精神家族”。

　　有一点我们应该很清楚，丁帆经常敏感地注意到并且几乎是同步地努力从行进着的当代文学实践中寻绎和发掘出形形色色的“阿Q的子孙”，其意义及深远的用心决不仅止于一般的“文学人物论”，而是想循此进行及时的和广泛的社会文化批判，是他进行社会文化批判的独特方式。他对每一个“阿Q的子孙”的形象分析，都能够在准确把握其“劣根性”的同时，深入挖掘他们的身上所积淀着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内容，人物形象的“国民性批判”因此也伸入和导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时空。这使他的“开放的社会学批评”不仅很切实地深入到了作品的深层与细部，因此还有了更加有效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功能。

　　当然，丁帆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社会文化批判，还表现在他对很多文学问题的及时发现和对很多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的追踪与反思中。这么多年来，丁帆一直活跃在文学现场，几乎在当代文学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上，我们都能听到他铿锵有力和旗帜鲜明的声音。他的发言，往往都慷慨激昂、立场坚定，具有“吾道一以贯之”的严正与坚决。比如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近十年的时间，先后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更迭，特别是经过一九八五年的历史性转折后，丁帆连续发表了《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现状与趋势》、《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递嬗和演进》、《民族文化心理嬗变之我见》、《新时期小说中人物主体性的二度显现》和《新时期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构期》等一系列很有分量的论文，引人注目地聚焦于乡土小说和与此相关的人物塑造特别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这些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的论文其学术意义和文学现实的意义自不待言，但在根本上，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些问题，我个人以为，还是由于他独特的精神关怀。在《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递嬗和演进》一文中，丁帆曾经这样说过：“深厚的历史积淀包孕着中国民族性的两极，而这种积淀的‘历史性’只有在乡土文学这只躯壳中才能得以深刻地体现”。 这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在当时和到今天为止一直都以很高的热情致力于对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的批评与研究，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严肃的考虑和相当深刻的启蒙主义关怀的。之所以锁定乡土文学这一被他称为是“躯壳”的文学类型，他其实是要进一步研究只有它“才能得以深刻地体现”着的“中国的民族性”，进行启蒙主义的“国民性批判”；至于他在上述论文中所着力探讨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则更是一九八○年代启蒙主义话语中的“关键词”，是“国民性批判”的重要议题。

　　启蒙主义的精神立场，使得丁帆对新时期以来的很多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都作出了启蒙主义的价值判断。在“寻根文学”兴盛不久并且还饱受争议的时候，他就明确指出它“无疑是一次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否定和一种重新建构的愿望与探索”，“基本上是以鲁迅的批判精神为价值取向的”， 认为“寻根文学”的兴起使“乡土小说不再是把焦点放在表现一种新旧思想冲突的表面主题意蕴上了，而更多地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去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对于民族文化整体进化的戕害”，从而使乡土小说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不仅如此，他还在这样的基础上充满激情地对“寻根文学”提出了很高的希望，认为“‘寻根’派们并不囿于民族文化心理纵向的开掘，更重要的是外来文化的横向借鉴，以致使两种文化在冲突和消长中达到交融，升华成为新的文化心理重新组合建构的新鲜活跃的再生细胞组织。也就是完成人们从‘五四’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国民性改造大计”。 从这样的激情畅想中，我们能很强烈地感受到他所念念不忘的精神关切无疑就是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大计”。

　　八十年代后期，文坛上曾兴起以刘恒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丁帆很敏锐地发现：“这两年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除在形式技巧上改变了现实主义的旧有规范，更重要的是，它们又回复了鲁迅的现代悲剧精神”， “毫无二致地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 丁帆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一次新文化的启蒙，其主导思想乃以西方先进文艺思潮为本，向陈腐的民族文化心理作了第一次有力的进攻”，而这种“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悲剧意识对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土壤的冲击与植入， 这一在当时被称为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潮流因此也在启蒙主义的精神传统中被丁帆所高度肯定。

　　对于文学界所兴起的每一种重要的小说潮流，丁帆都有着高度的热情，但这种热情，并不意味着他都将毫无保留地予以肯定。他对它们的价值判断，从来都建立于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比如对女性主义。在我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出现不久的一九九○年代初，丁帆就很有预见性地提出这样的警告，认为“我们不能重蹈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所犯下的致命错误，这就是过分强调性的意识和两性对立，从而忽略了阶级、种族、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差异和障碍，把性别绝对化。••••••女权主义的历史重任不仅仅是消除强加于自身的男性文化视阈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与男性文化视阈共同承担起摧毁旧封建文化体系的重任。” 而当女权主义盛行有年并且作为一九九○年代“个人化写作”的重要一脉而被很多人所竭力推崇的时候，丁帆仍很清醒地指出了它们的问题。他说：“当‘个人化’成为九十年代小说的时尚时，女性小说则更体现出了它的这种类型风范。我以为九十年代小说的‘个人化’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是有相交之处的，那就是对于生命本体的讴歌和对人的大写，体现出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原则。而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部分先锋女性小说的‘个人化’特征与‘五四’文学中的个性解放不相交之处就在于过分夸大个人的潜能，而忽视了生存环境的影响。”“缺乏那种环境的铺陈，这是继陈染之后的许多就性描写而性描写的先锋女性小说的误区”。 丁帆在这里所依据的价值尺度，仍然是很明确的“五四原则”。这样的“原则”，在他对“晚生代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和九十年代的小说潮流存在问题的批评中，表现得也非常突出。对于差异较大、成分复杂的“晚生代小说”，丁帆在指出其“给几十年一贯制的意识形态型的叙事予以重创，为小说的多向度选择作出了贡献”的同时，也批评了其“删除”、“消解”和“出让”小说的“人文价值判断”及“人性和人道内涵”的严重问题。在“晚生代小说”广被鼓吹的当时，这样的批评倒真的是冒犯了这一潮流中的个别作家和鼓吹者们。实际上，在对五四立场的坚持上，丁帆从来都是坚定、严正和不徇私情的。这也是他为文学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很多人所尊敬的重要原因。比如对“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这一潮流中的重要作家刘醒龙是他相交多年的朋友。丁帆对刘醒龙的《凤凰琴》等作品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当刘醒龙因为他的《分享艰难》等作品被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代表性作家而被很多人所推崇的时候，他仍很严肃地批评刘醒龙的小说所倡导的“和解”违背了作为鲁迅精神也即五四精神之核心内容的文化批判精神，“是文化批判缺失的表现”。在丁帆看来，“现实主义必须具备文化批判精神”，文化批判和基于这种批判的基础上的悲剧感的“匮乏”，正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最大问题，由此，他也对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这一潮流提出了明确批评。

　　在丁帆的文学批评中，无论是具体的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切实把握，还是对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分析与判断；无论是对批评对象的褒扬与肯定，还是对它(他)们的批评与否定，一个一以贯之的恒定准则，就是五四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说，我们也不妨认为，五四启蒙主义不仅构成了丁帆文学批评工作的精神与话语资源，同时，它也借由丁帆的工作而不断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在由种种话语交织和充斥着的批评空间和批评历史中，证明着自己生生不息的生命与活力。

　　三

　　在丁帆教授的学术世界中，文学史研究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早在一九九二年，他就出版了《中国乡土小说史》，后来又先后撰著和主编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和《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多部文学史著作。可以说，如何对现代以来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文学史叙述”，一直是其非常重要的学术关切。

　　和他的文学批评一样，丁帆的文学史研究同样有着旗帜鲜明的价值立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一文中，他认为“历史作为叙述主体价值立场渗透的产物，要求完全客观中性的描述”实际上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苛求”，“文学史治史中的人文价值判断将是一个无庸回避的问题，也无法回避”。 而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价值判断”与“价值立场”，在他和董健、王彬彬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绪论”中，就是被概括为“‘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的“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主要指人的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也就是人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树立；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指现代公民社会即民主社会的建立，实现一系列与人的现代化要求相联系的社会制约；文学的现代化则是指脱离‘文以载道’的‘工具论’的束缚，实现文学的自觉，创造出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而“以这样的价值判断来估量‘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关键问题就在于，看它是继承、发展‘五四’传统，还是背离、消解这一传统”， 这就是丁帆文学史研究坚定不移的价值立场和治史标准。

　　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不多的几位学者一样，丁帆教授的文学史研究现、当代兼修，打破了通常以一九四九年为界的现、当代樊篱，一直都以很高的热情致力于他所主张的贯通百年的“大文学史”。这几年来，在他以往的文学史著述以及他和董健教授、王彬彬教授共同主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外，他又先后发表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论纲》、《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中启蒙与反启蒙的再思考》和《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等论文，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的很多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在这些论文中，丁帆非常注重在世界性的背景和中国本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中，继续以其坚定的五四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清理和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同文学史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得出了很多令人击节和耳目一新的结论。其实我认为，在本质上，这样的学术思路仍然是他所一直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原则。对于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的对五四启蒙主义立场的坚持，丁帆曾有过明确的表述。他说：“我赞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辩证法来解析一切文学史的问题，那就必须设置一个有恒久生命力的治史价值原则。我以为被马克思主义肯定过了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它既然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共识，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它，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观念和原则更应遵循这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人的文学’仍然适用于我们的治史原则。”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自信，他对自己治史原则的坚持才不仅是坚定的，而且还十分勇敢。

　　丁帆曾说过：“唯物主义的马恩所提出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治史标准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标准所意味着的对于文学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史之间深刻关联的注重，在丁帆的治史实践中有着相当切实的体现。比如对于一九九○年代的文学，他就是在对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了认真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才进一步把握其历史特征的。他认为就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而言，一九九○年代的中国“已经走出了农业文明的羁绊，在现代化的‘补课’中，逐渐完成工业文明的全面覆盖，而且，随着后工业文明的提前进入，社会文化结构的某些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前与西方社会一同进入了人类新的文化困境命题的讨论之中。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文学艺术在九十年代以后所发生的质的裂变，也正是其在摆脱农业文明和封建文化体制过程中的症候反应”。 正是因为充分注意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相应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革所发生的“质的裂变”，所以他才将一九九○年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史断代与分期，并且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来概括和把握。丁帆对文学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史之内在关联的注重，使其对文学史的基本格局与走向提出了很多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历史洞见”。再比如他对一九八○年代的文学，就曾有过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我以为只要论及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首先就得描述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与文学思潮的关联，这两者之间是一对很难分离的连体婴儿，舍其背景就难以把握文学发展的脉络。八十年代文化思潮实际上有三个转折节点：一个是它的‘序幕’，那就是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另一个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再一个就是八十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 显然，历史的环链是环环相扣的，没有七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动荡就产生不了八十年代文学；没有八十年代中期的‘清污’与‘反自由化’，就没有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的‘向内转”、‘寻根运动’和‘视点下沉’，没有八十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波，也就没有九十年代文学进入消费时代的大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演进是与文学发展同步的，它们是人文历史前行与后退的两翼，是在同一根车轴上平行转动的车轮。” 这样的“叙述”对于八十年代文学的发生与终结以及在其发展中的“向内转”、“寻根运动”和“视点下沉”等现象的“历史阐释”无疑是直抵本质，澄清和拨除了以往的研究中形形色色“王顾左右而言他”和“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学术迷雾，起到了力拨千钧和正本清源的作用。

　　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标准为前提，丁帆基于启蒙主义价值立场而对文学史中很多问题的清理与判断才非常可靠，特别是其中的很多批判性思考也才很有力量。在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等几篇论文中，丁帆已经初步构建和形成了其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独特叙述，架构了一部已见雏形的启蒙主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中，不同的“文学时代”得到了他立场鲜明的总体上的把握，众多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都得到了新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史定位，无疑是一次非常有力的“文学史重写”。

　　近些年来，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与“显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展开，这门“显学”也日益暴露出很多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否应该有必要的价值判断？特别是，这样的判断又应该基于怎样的立场？在这些问题上，丁帆不仅多次强调“十七年文学”研究中价值立场的必要性，更是很明确地指出“十七年文学”的“工具性”处境，认为“‘十七年文学’创作是在文学必须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和宣传任务的前提下，也就是一定要在‘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的口号下进行创作，否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 指出这种“工具性”，对丁帆来说，依据的显然是其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因为在他看来，“十七年文学”的“工具性”处境显然背离了“文学的现代化”和“文学的自觉”这一五四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实际上从作家的角度来看，创作主体的“工具性”处境还意味着对“人的自觉”和“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严重背离，无疑也是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发动。以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来在总体上把握一个“文学时代”，还表现于丁帆对一九八○年代文学的基本判断。在《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中启蒙与反启蒙的再思考》一文中，丁帆在文学史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史的深刻关联中，以其深切而又急迫的启蒙关怀，梳理出了一九八○年代“在文学史进程中所贯穿着的隐在而深层的启蒙与反启蒙交锋过程”。 近几年来，“重返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因此也产生了很多颇有影响的成果，丁帆以启蒙和反启蒙的思路来清理一九八○年代的文学，显然是一种姿态鲜明和相当有力的加入。

　　当然，丁帆的文学史研究决不会仅仅停留在对一个或几个“文学时代”的宏观把握上，他对其中具体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及文学史细部问题，其实都有深入的思考。或者说，他对不同的“文学时代”的宏观把握甚至其整个“重写文学史”的努力，都包含着或依赖于这些丰富的思考。对于“十七年文学”，他在揭示其“工具性”地“配合”政治意识形态之本质的同时，也指出了不同的作家“配合”的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为了廓清他们间的区别，他从而将这些“配合”分成了“主动性配合”、“消极性配合”、“反动性配合”和“抵抗配合”等四种不同的类型，并且特别对当时“占绝大多数”的“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种文学样式都竟相争做政治的奴仆”的“主动性配合”作了激烈的批判。 对于八○年代的文学，一方面，他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现代派文学”和“女性小说”等文学潮流的启蒙主义价值作了深入挖掘和很恰当的评价；另一方面，他又深刻揭示与批判了“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和后期的“女权主义小说”及“清污”运动的“反启蒙”性。这样，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启蒙与反启蒙的交锋过程”便很清晰地得到了呈现。不过，虽然如此，丁帆并未以二元对立的思路将这一过程作简单化的切割，而是充分注意到了其中的复杂性，我以为在此方面，尤其显示了丁帆的很多深刻和精辟的“文学史洞见”。比如对“反思文学”，虽然他在总体上将其纳入了启蒙主义的范畴，但又明确指出它在启蒙问题上的局限，认为在曾经获得很高的文学史评价的诸多“右派作家”所写的“反思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在苦难的倾诉背后的对‘第二种忠诚’的深刻眷恋！而这种情愫恰恰又是把‘反思文学’推向五四启蒙文学反面的动力”，而对这一点，“无论是当时的批评家，还是后来的文学史家，都忽略了这个皈依反启蒙意识形态的历史细节”。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对“反思文学”的基本构成及“反思文学”经典进行了他所倡导的“二次经典化”， 不仅将“朦胧诗”明确纳入其中，更是提出了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方之的《内奸》和林斤澜的《哆嗦》、《白儿》、《五分》等“名副其实的‘反思文学’代表作”。 这也意味着，丁帆启蒙主义的“文学史重写”实际上已经落实到了很具体的作品，必将对以往俨然堂正的“正典结构”重构与改写，这一点，在他对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和铁凝的《玫瑰门》等作品启蒙价值的重新发掘和评价上，表现得同样明显。

　　丁帆的包括其“开放的社会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在内的学术实践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启蒙精神，无疑是五四启蒙传统的当代赓续和极为可贵的坚持。一九八○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总体情境无疑是启蒙主义的。启蒙和反启蒙，不仅如丁帆所梳理的，是当时文学思潮中的基本冲突，也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两股主要力量，而且很明显，在精神与思想上，启蒙主义无疑占据了非常强势的地位。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却在后来遭到了挫败，并且在一九九○年代以后的体制性规约、消费主义狂潮、文化保守主义和“后学”话语等种种力量的围剿和夹击下走向了“衰落”。这也正如丁帆所指出的，是“大兵压境”！！ 但就在这种“大兵压境”的“紧急状态”下，知识者何为？是加入这些围剿启蒙的话语合唱，还是勇敢地坚持与抵抗？尤其是，身处学院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坚持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为价值而“学术”？这无疑都是每一个知识者所必然面对的相当迫切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很多“聪明的”知识者们选择了退却，机会主义地混迹于世，混迹于知识界，甚至出现了丁帆所批评的那些为了“蝇头小利却已经可以使知识分子任意改变学术观点” 的丑恶状况。但是丁帆——以及他的一些也许不多的同道——却选择了坚持，选择了在这盛行着背叛和同流合污及犬儒主义的时代中愈益困难的启蒙主义。这无疑是孤独的坚持，但也是可能的坚持。即使是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他——以及和他一样的学院中的我们，仍然应该和能够在自己的学术中坚持价值，使我们的学术具有批判性的力量。萨义德——这一西方世界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和批判性学术的著名实践者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曾很明确地指出：“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还是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 这一点，其实正如丁帆所一直警惕的一样，“不能把批评(我以为当然也包括他的文学史研究——笔者)过分学理化和学术化”，不能以所谓“做学问”的方式抽空和“阉割”批评家和研究者的价值与激情。 只有这样，只有超越那些被一些人甚至是故意做出片面理解的所谓“专业态度”和“学理性”，不再像丁帆所揭露的那样刻意奉行“丧失了人文价值判断和背离启蒙立场的‘蜗牛主义’策略”而企图钻进所谓学理性的“技术”外壳， 并且抵抗住威逼利诱，英勇无畏地坚持理想，伸张价值，批判的学术才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