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文学批评论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5月07日14:41 来源：中国作家网何言宏

　　陈思和教授的学术世界

　　陈思和教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一系列的学术成就，他的广泛的学术影响和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空间的不断开拓，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对于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世界的探讨，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但我在这里，并不仅仅想在这样一个“纯粹”的学术史的维度上思考他的学术实践。我更关切的，是其极为丰富的学术实践体现出的学术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体现于陈思和身上的一种相当独特的知识分子精神，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更加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自改革开放之初的李泽厚、王元化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刘小枫、朱学勤等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著名学者，他们一方面对本学科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能超越学科限制，在卓越而又丰富的学术实践中，自觉承担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并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介入或参与到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正是在这种独特的介入和参与之中，形成和焕发出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对于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迫切课题。通过他们，我们正可以更加有效地接近和切入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深邃的灵魂和精神与思想的核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谢冕、刘再复、钱理群、陈思和、陈平原、汪晖和王晓明等人，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在这里，更愿意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中来思考陈思和教授的学术实践。实际上，如果仅仅是在学科史的意义上来考察陈思和的学术研究，那将很难把握他的学术精髓，更不要说进入他的充满激情、深邃而又广阔的学术世界了。

　　陈思和曾经这样谈到自己的“工作”：“我的第一岗位是教育”，“其次是学术”，“再次是出版”[1]。实际上，这些方面都可视为其学术实践的不同方式。陈思和的学术世界，包含了学术研究、学术教育和学术出版等不同的而又密切联系的三个层面，因此我们的考察，便很显然地应该包括这些方面。

　　一

　　我们在进入陈思和教授的学术世界后，最为深刻的感受，便是其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在改革时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他是为数不多的以其系统而又独特的学术思想产生广泛影响的学者。

　　陈思和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对个人性的强调与坚持。他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应该提倡个人化多元化的学术立场，改变原来定于一尊的文学史结论，从自我出发、从个人的艺术感受出发来阐释文学史现象”，“应该更加强调个人化的研究，使各种个人的极端的新鲜的观点都有合理存在的权力，这样才能在学术自由中展示本学科的朝气蓬勃的特点”。[2]这种对个人化的学术立场的强调和践行，不仅使其学术实践体现出相当突出的个人风格，使他的学术选择、问题意识以至于学术文体个性鲜明，而且使他能宽容和尊重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哪怕这些讨论商榷的是他自身所提出来的学术观点。

　　个人化的学术立场的倡导与坚持，来自于他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入思考和他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于知识分子学术策略的充分自觉。陈思和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形态时，曾经提出很著名的“共名”说和“无名”说。他还以同样的论说方式梳理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历程，分别以“共名”和“无名”来指称不同的学术史时期以及这些时期知识分子学术立场的不同特征。在此意义上，他指出“共名现象是指某个时代所含有的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这一时代的主题，而个人的独立性往往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共名是由知识分子参与创造的，有些是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某些主题的抽象提炼，如五四时期，知识界提出‘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爱国主义’以及‘反帝反封建’等；也有些是客观历史环境造成的，如抗战时期的‘爱国救亡’、‘民族解放’等；也有些是官方指定的文艺政策让知识分子来执行，如‘阶级斗争’理论等。这些共名笼罩了某些时代，使之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关键词，它无形之中制约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遮蔽了优秀作家在创作中所体现的真正的个性。由于共名是知识分子自己参与创造的话语，所以知识分子习惯于把它看作是一种群体的立场，代表社会的某种正义力量，结果往往是在宏大的叙事中失落了自己的本性。”“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某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文化形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没有统一的时代话题来制约研究者的思维。这样就使研究者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自觉地游离出来，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表达对文学的看法，研究者不必以为自己在代表社会的某种力量说话，他说的只是个人的话，自己的话，不代表任何他者。无名时代是一个嘈杂混乱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相对自由和个人性的时代，这才是比较理想的学术研究的环境。”[3]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陈思和敏锐和准确地把握住了1990年代中国文化的无名状态这一时代特征，率先提出文学研究“需要有个人的研究立场”，要相应地“改变原来单一的公众的叙事方法”，回归“个人”。[4]

　　学术立场的回归“个人”和对1990年代中国文化无名状态的概括，并不意味着陈思和主张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脱离，而是意味着他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与价值取向有了新的思考，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采取更加有效的文化策略。实际上，早在1993年初，陈思和就发表了这样的思考。他在《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一文中把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概括为三种意识：“失落了的古典庙堂意识、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和正在形成中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广场激情甫才受挫的特殊语境中，这样的概括无疑需要极大的思想勇气和历史预见性，也很自然地引起了误解，因为他很勇敢地揭示了始终笼罩着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的虚幻性。他很精辟地指出：“五四第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承担着继往开来的责任，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已经有了足够的传统文化的准备，这一点他们也许没有自觉到，但他们的思想和学术中确实有一种学贯中西的大气象。这是他们较之以后数代人所具有的不可企及的优势，以后的知识分子被广场的意象刺激着，在巨大的功名利欲和虚幻的英雄主义之中亢奋激昂，却没有考虑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五四的启蒙精神留给他们的遗产，渐渐地变成了道德责任和人格榜样，这就形成了知识分子在救世活动中热情有余而能力匮乏、批评深刻却空无建树的局面。这种广场意识价值取向上的虚妄，决定着这些热情最终不能落到实处”，因此他认为“只有弄清楚今天我们知识分子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如何确立自己的岗位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大约才是从虚拟的广场意识中撤退出来后唯一可做的事情”，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从广场的激情中还原出一个本来的自我”，“唯一能守住的，只能是我们的岗位”。[5]

　　表面上看，从广场向岗位的撤退是对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背离和对现实的妥协，但在实际上，却是使知识分子的社会介入更加切实和有效的历史性调整。所以我以为，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思想历史中，陈思和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字。这种重要性，首先当然表现于它在当时的思想勇气，表现于它率先和敏感地预见了后来出现的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从广场撤回岗位的现象，现在看来，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它同时提出的对于岗位的辨证理解。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陈思和指出他所说的岗位其实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知识分子的谋生职业，即可以寄托知识分子理想的工作”，在这样的岗位上，知识分子除了谋取自己的生存外，还有进行社会批判的“神圣权利”和“义不容辞的职责”；而第二种“更为深刻也更为内在”的含义，则是“知识分子如何维系文化传统的精血”。很显然，陈思和所说的“岗位”，并不是要知识分子放弃社会文化关怀，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要使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责任行使得更加切实和有力，有一个更加坚实的批判基点。也许是为了廓清这样的误解，他在后来的很多场合和文章中，都很明确地强调岗位中的超越意识，认为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在体制中的具体职业，应该具有“‘在’而不‘属于’”的清醒自觉，积极介入当代生活。[6]

　　在陈思和的学术思想中，知识分子的当代立场具有相当突出的意义。对于这点，他曾充满激情地说过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7]也许，正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始终与当代生活保持了密切关系”的特点，[8]他才对这一领域保持着持久的热情。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很多问题的思考和他的很多学术命题的提出，实际上也源自于他的当代热情。比如他在谈到自己这些年来最为主要的研究工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时就说过，他之研究这一课题的“最大动力”，便是“热爱当代生活”；[9]他在论及1980年代兴盛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来影响研究”时也指出，当时的这一学术指向“清楚地表明：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首先必须要融汇到世界现代化的体系中去；而中国的文学要发展，也只有走向世界，成为西方文学潮流‘影响’下的回声余响。这个排比句所包含的两层意思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合二为一了”；[10]他还很明确地说过他之所以主张以抗战为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也是因为他从当代现实发现问题的结果，是他“从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来考察文学史”并由此上“上溯”而得出学术结论；[11]他的回到原典、重新细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性作品的倡导，也密切联系着当下的现实人生，[12]比如他在提出巴金研究应该“回到巴金作品”时就认为，我们应该“把巴金作品的意义引向多元的复杂的当代的理解，使巴金的作品与青年人的当代生活理解结合起来，积极发挥巴金作品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13]在阐述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时，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古今中外可以称得上‘伟大’两字的史学家几乎未有不关怀现实、热爱人生的，虽则‘关怀’与‘热爱’并不是构成史学家的充足条件”，[14]实际上，作为文学史家的陈思和，不正是具有的同样学术品格？

　　回归个人、坚守岗位并且超越个人和岗位的阈限热情关注和积极介入当代现实，是陈思和学术思想的精神内核，如果将这样的精神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独特方面，并且充分考虑到其中的“世界性因素”，[15]我们便会发现，陈思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实际上正与法国思想家布迪厄的理论异曲同工。在萨特的“普遍知识分子”精神和福柯的“专业知识分子”精神之后，布迪厄指出“知识分子是双维的人，他们要作为知识分子存在和继续存在，只有(而且只有)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由一个自主的(也就是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权力)知识世界赋予的，他尊重这个世界的法则；此外只有(而且只有)将这些特殊权威用于政治斗争”，[16]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以在学术场域所取得的学术权威积极有力地介入现实。正如我们前面所阐述的，陈思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提出和展开于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自身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语境，但正是这一具有突出的“中国性”的精神与思想，却又具有着充分的“世界性因素”，显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史课题！

　　二

　　在陈思和具体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他对“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应该说用力最多。这么多年，他的最为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是一个里程碑性的会议。陈思和从他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中国新文学研究整体观》一文开始，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的系列论文，并于1987年6月结集整理为系统性的学术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出版。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陈思和一直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从事过大量的研究工作，也提出过很多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多取得实际成果的学术命题，但在实际上，这些研究工作和学术命题，均都万变不离其宗地围绕着或分属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这一基本命题，这在2001年他的做了大幅度增补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勿庸置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一个起到了持久的推进作用的巨大工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对于陈思和来说，他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是指“把研究对象放入文学史的长流中，对文学的整体进行历史的、能动的分析”，[17]是他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描述新文学史”的一种努力。他说：“我把这种方法称作是‘史的批评’，它要求把批评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来确认它的价值，辨识它的文学源流，并且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探讨某些文学现象的规律与意义。这种批评方法的对象仍然是文学作品或者是文学现象，而不是文学史本身。但是批评者必须把文学史作为批评对象的参照系，在两者之间寻求批评的张力；或者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阐释具体的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或者以具体作品的特殊价值来强调它的文学史意义”。[18]正是这一研究方法的独特运用，才在陈思和那里并且也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一个又一个重要突破。比如他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中战争文化心理的研究，以“战争文化心理”这样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整体性地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认为“抗战爆发——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是战争因素深深地铆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学艺术也相应地留下了战争遗迹，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现象”，[19]从而挖掘出当代文学观念中多方面的战争文化心理特征，不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较早地和很有说服力地跨越了1949年这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既有界限，以其独特的“史的批评”方法对于有关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也是他以抗战为界进行文学史分期研究的成功尝试；他在学术界以至于整个思想文化界都引起巨大反响的关于民间问题的研究，则以“民间”意识“整体性地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通过对民间之文学史地位的考察、民间文化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钩沉、文学创作中民间隐形结构的发掘等问题的具体研究，不仅同样以其“史的批评”方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中的很多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都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更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了全新的梳理，从而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二十余年来，陈思和分别以“启蒙传统”、“共名和无名的文化状态”、“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因素”、“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忏悔意识”、“世界性因素”、“恶魔性因素”“文学史中的常态与先锋”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角“整体性地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断地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入新的境界，甚至也给正在进行中的当代文学批评与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这一点，也正如陈思和自己所深刻体会到的：“把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学置于一个整体下加以考察，它的意义明显要大于对两个时期文学的分别研究，它可以导致我们对以往许多结论发生怀疑！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在近30年的文学发展中检验出各自的生命力；同样，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由于找到了源流而使它们的生存有了说服力”。[20]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陈思和对“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学术意义相当自觉，[21]它的成功实践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也有目共睹，但对陈思和而言，“整体观”又绝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实际上，陈思和对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有着清醒而又独特的理解。一方面，他很清楚方法论的变革与创新对于学术发展和学术突破的重要意义，认为“一种新的思路可能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学术空间”；[22]另一方面，他又绝不惟方法是尚，即使是在1985年以来方兴未艾的方法论热潮中，他也绝不亦步亦趋地追随某种时髦的来自国外的研究方法，而是根据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原创性地提出和展开了“整体观”的研究方法。陈思和认为：“方法本身不是真理，它要根据治学的内容和观念的变化而变化”，[23]体现出对方法问题的辨证思维和深刻理解，这也是他对文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和“比较方法”大胆质疑的思想基础。在《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等文章中，陈思和曾对雄居于文学研究界的实证方法和比较方法提出质疑，认为“由于艺术的审美接受是纯粹的精神性的愉悦活动，而艺术创作更是社会生活的综合性精神投射，两者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关联，但由于精神领域的复杂性与审美特征的形象性，使之不可能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更多的是表现为心灵交感的感应关系，大化于无形无态之间”，而“这一切，都是实证研究所无法实证的”。[24]这些思考，非常有力地揭示了文学研究中“通过对个别材料的考证来推断出一般观念和预设目的”[25]的实证方法的严重局限。基于同样的思考，也根据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所出现的新的变化，陈思和还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提出了质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不断强调，实证性的文学研究方法以及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实际上与实证方法一脉相承的比较方法取得了重要地位，这对学风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人们习焉不察的问题，这便是对实证方法的迷信与偏执导致了“方法的形而上学”，其严重后果，就是文学研究对于精神、审美与思想的忽视，出现了一大批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激情、没有美的充斥着“正确的废话”的“学术成果”，实际上这正是文学研究的又一重危机。王元化先生曾经呼唤“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对于文学研究来说，除了应该是“有思想的学术”，还应该是有着精神、灵魂、审美、想像与激情的“学术”，我以为陈思和对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的反思，正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思考。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发现，无论是1980年代便已提出并在后来被其一以贯之地成功实践的“整体观”方法，还是对实证方法和比较方法的质疑，都体现出陈思和在不同时代的学术时风和学术流弊之中对于方法论问题的独特思考，其意义与关怀，并不仅仅在于对一己学术的坚持与伸展，而是有着更加突出的现实针对性与思想文化指向。

　　陈思和在方法论问题上的清醒意识及他的辨证性、独特性与深刻性，除了我们所曾阐述的上述方面，我以为更加重要的，是他的超越于“方法本身”的精神关怀。在他的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与实践背后，实际上贯彻着他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而这正是陈思和教授最为突出的学术精神。陈思和所倡导与实践的研究方法，绝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而是一种包含着更加深广的精神关怀的学术精神。在谈到他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时，陈思和指出：“新文学的整体观是作为方法论提出来的，但我不认为研究方法是一种目的，研究方法归根到底是受制于研究对象的。我运用整体观的目的，仍然是想通过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也是对当下知识分子处境的一种意义探询”。[26]而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时，他也曾这样说过：“我的文学史研究面对的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层次是过去的官方意识形态关于文学史的叙事，即当时的国家意志对历史领域的控制与渗透，以致许多真相被遮掩起来，我有责任突破这些障碍物，恢复文学的本来的面目。第二个层次是，通过20世纪文学史现象的研究，必须研究与此相关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等许多问题。这就与当代的文化批判工作联系起来，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史上”。[27]正因如此，陈思和在整体观的思路下展开的研究实际上都是从不同层面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探讨，也是他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多方面地寻求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拓展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并且相当自觉地以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与当代现实保持张力从而介入现实的努力。无论是他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启蒙传统、传统文化因素与战争文化心理的反思，他对中国现代作家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的发掘，还是他在1990年代以来广有影响的对于民间问题和“共名/无名”问题的研究，实际上都如周立民所曾指出的，“除了学理的背景之外，都是有着现实针对性，同时也是个人面对当代世界的思考”。[28]比如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共名状态与无名状态的思考，实际上包含着他这样的精神关切——“我想考察中国这样一个集体意志(共名)很强的国家里，有否建立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文化多元格局的可能”。[29] 在1990 年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个人化”思潮中，陈思和的关于知识分子在无名时代必须坚持个人化精神立场的主张，不仅在现实精神、历史意识和理论视野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更是为当时整个的个人化潮流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他的关于民间问题的研究，不仅赋予“民间”这一范畴以新的学术内涵并且使其成为影响巨大的学术话语，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实践带来了重大突破，更重要的，他还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在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重新反思中深入探询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以便为作为“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30]的民间意识寻求资源。近些年来，民间意识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和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无疑与陈思和的倡导和支持密切相关。

　　陈思和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是其“整体观”方法的重要实践，在这样的也许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中，同样体现出陈思和超越方法限制，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探询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处境，并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当代的文化批判工作联系起来”[31]的精神努力。陈思和曾经投入不少精力研究过20世纪中外文学中的“恶魔性因素”问题，说实话，这些成果在发表之初，由于问题的新奇独特，我是颇为困惑的，不清楚这样的问题何以会使他投入那么多的学术热情。只是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911”以后的新的世界局势，重新认识当今世界，调整人文精神的思考模式，并且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深入思考新的世界性对抗中的恶魔性因素的自觉努力。[32]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世界性因素”的问题意识下，陈思和教授正在研究作为一种世界性因素的启蒙问题，试图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地考察西方启蒙问题的历史流变，重点突出西方启蒙思想与西方文学的双向演进的轨迹，并同时来呈现中国启蒙思想运动与新文学运行的双向演进轨迹，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交点和不同点，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下如何形成自己的传统，包括启蒙思潮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转型、与中国文学语言的重写、与民间本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与不同政治力量的国家想象等等，都是这一课题研究必不可少的程序。通过这样一种呈现来展示20世纪的中国如何在

　　世界格局下接受现代性的启蒙，并且在尝试和推行现代性的目标下又如何从自己的问题出发进行实践，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33]可以想像，这样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将会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怎样一种相当重要的突破，而且更加重要的，还在于这样的研究将会对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命运提出怎样更加深入的反思，并且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性进程提供怎样一种批判性的精神资源与思想资源。至此，超越了方法论限制而作为一种学术精神和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体观”，实际上已经成为陈思和进一步思考现代中国乃至于现代世界更有普遍性的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世界观”，或者说，作为一种学术精神和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体观”，已经初步显示出它在更加宏阔和更加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精神探询的巨大可能。

　　三

　　除了具体的学术研究，陈思和的学术世界还包括学术教育和学术出版工作。他曾说过，教育是他的“第一岗位”，是他传承学术，实现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重要方式。在他所供职的复旦大学，陈思和历来都是学生们最为爱戴的老师之一；他对中学、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现状充满关切，撰写过很多文字，专门讨论有关问题；他对研究生的培养，不仅注重知识层面的传授和最为基本与严格的学术训练，更加注重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养成，认为研究生教育如果“忽略通过专业来施行对研究者人格的培养和训练，那可能会使学生与其专业的关系仅限于获取专业或文凭的手段，而激发不起对专业深沉的感情和生命的寄托，也体会不到其安身立命的重大意义，这样的学生尽管也能成为一名专业研究人材，但终究是第二义的研究工作者”。[34]陈思和所一直敬佩的胡风先生曾经用“第一义”和“第二义”这样的字眼来区分一个诗人是否具有“战士”的精神品格，而他在这里，同样用这样的字眼来区分一个学者之是否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视。也正由于这样的原因，张新颖、张业松、王光东、刘志荣、周立民、王宏图、宋明炜、宋炳辉、李丹梦······这些出于“陈门”、活跃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均都不是那些于书斋中寻章摘句的“学者”，而是各自具有着突出的精神个性和精神关怀。在王瑶、钱谷融和谢冕之后，陈思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多的几位可以被称为“文学教育家”的著名学者。之所以对他的“教育岗位”充满热忱，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把思想学术、文学的发生和创作(著述)、专业知识与现代社会的传播关系(出版)和现代学术的承传方式(教育)视作三位一体的文化载体”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之后得出的认识。通过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及现实处境的研究，陈思和认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体制内不但具有悠久的文化承传学统”，还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知识分子传统”，有着“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战斗的精神传统”，在文化发展处于较为沉闷的“成胎期”的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在寂寞的文化承传中培育新的人格的种子”，而他的教育岗位，“正好”成为他“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基础与途径”和“精神寄托”。[35]

　　我以为在陈思和的教育实践中，文学史编撰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学术教育方式。众所周知，他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编撰工作的重大突破。但我曾经困惑的一点，就是作为供职于复旦大学这样一所高等学府的著名学者，他为什么要首先耗费巨大精力编撰这样一部属于他所说的“初级教程”？正是在这部教材的“前言”中，他很明确地指出过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文学史编撰工作所应针对的三个不同的层次，而作为一部“初级教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所针对的对象，似乎更应该是他所说的“全日制中文专业的大专生、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和成人教育的中文专业学生”，而不是复旦大学甚至是比它层次稍低的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有着认真的考虑的。他认为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文学史教材，都应“凝聚”着“生生不息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通过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的研究”，“启示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走下去”。[36]侧重于作品解读的《教程》更易于使一般的本科生和大专生“通过阅读作品(尤其是阅读潜在写作的作品)来理解历史背景，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而奠定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第一步”。[37]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这部充分体现着陈思和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思考的教材，之所以定位为“初级教程”，正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颠覆大专学生们在中学里受到的“虚伪的历史教育”，从而祛除魅惑，“戳穿历史的虚伪性，展示历史真相”。因为在事实上，相对于复旦一类高等学府的中文系学生们，《教程》的教学对象更加“面广量大”，由于师资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他们甚至在大专院校中仍然继续接受着陈旧而又“虚伪”的文学教育。

　　亲身实践和积极参与学术出版工作是陈思和学术实践的一种相当重要而又极具影响的方式。在人文精神萎靡不振、学术出版极度萧条的1990年代，陈思和与王晓明、李辉策划出版过后来成为著名图书品牌的“火凤凰”系列文库，这套文库先后包括了“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和“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等在内的百余种图书，在图书市场和文化领域广有影响。这些图书不管在内容和风格上有何差异，实际上都是陈思和在教育与著述之外传承学术的另一种方式。正像他在谈到“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时所指出的：“‘新批评文丛’是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书；‘文库’是中老年知识分子的书；‘青少年文库’是中学生的书，而这一套‘学术遗产’则是老学者的身后之书。从中学生到老学者，所有的图书都没有离开过学术承传的编辑宗旨”[38]。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图书的意义又绝对不止于“学术传承”，这是它们远远不同于很多学术图书的根本特点，也可以说是陈思和出版实践的根本宗旨。

　　在通过出版实践进行学术传播与学术传承的同时张扬和突出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当代立场，是陈思和策划主编“火凤凰”文库等出版活动的根本宗旨。他曾这样说过：“‘火凤凰’这个名字就是取‘凤凰涅槃’之意，希望中国学术文化在时代大变动中真正脱胎换骨，获得新的生命力量。思想文化的蜕旧变新必须在时代震荡中积极地形成，知识分子的当代立场也应该在实践中与人文精神传统真正地衔接起来。‘火凤凰’的精神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想之上的”。[39]与陈思和其他一些学术文化活动一样，这样的宗旨同样建立在他对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与道路深刻思考的基础上。他曾通过对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自20世纪初以来，“现代出版事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40]严复、林琴南、张元济、陈独秀、胡适之特别是他很有研究的巴金先生，正是以出版活动实现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杰出典范。1990年代以来，金钱至上、偏至发展的市场经济围困着当代中国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不拘书斋强调实践的陈思和向来认为“人文精神不能空谈，应该走向实践”，[41]“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传播真正的人文精神”。[42]正是知识分子的学术文化和人文精神四面楚歌的现实语境中，陈思和却身体力行、奋勇实践，成功地将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询转换为切实的精神文化成果，并以这些成果对于文化市场上那些甚嚣尘上、“消蚀人类精神世界”[43]的流行读物予以抵抗。特别是其中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诞生于严肃性的人文著作的出版环境最为恶劣的时期，但它的出版，却如烈火中的凤凰一样，在严酷的历史考验中实现着知识分子精神的壮美诞生。

　　在一篇关于陈思和教授的文章中，王安忆曾以“重建象牙塔”来形容和概括近些年来陈思和的学术实践，并且对他关于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反思和岗位意识的倡导提出这样的设问：“现在，陈思和要将知识分子从广场上召唤回来，是不是就是召唤进象牙塔里？”我以为不！而且以象牙塔的精致与轻微并不能够体现陈思和教授学术世界的深邃与广阔，我们毋宁放弃寻找比喻的努力，仍然遵循他自身的对于知识分子主体位置不无军事色彩的概括——即“岗位”——来想像和把握他的学术世界。通过对其学术思想和包括学术研究、学术教育、学术出版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学术实践的考察，我们发现，陈思和教授的学术世界实际上就是悲风吹拂、历史的风云仍在激荡的阵地或战场，正是这样的阵地或战场上，他不仅以其自身的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还以其杰出的学术出版和学术教育工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地培育、感召和组织了不同代群的知识分子坚守岗位、奋勇进击，使这片战场紧紧联系着现代中国充满沧桑深邃复杂的历史和更加广阔的人类世界与中国现实，而这一切，又无不贯彻和体现着陈思和教授相当独特的知识分子精神。

　　[1] 陈思和：《关于“火凤凰”，我还要说什么》，《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 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展望》，《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 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展望》，《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4] 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展望》，《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 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版。原载《上海文化》1993年创刊号。

　　[6] 《给知识以生命：陈思和访谈录》，《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7] 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黑水斋漫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8] 陈思和：《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9] 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黑水斋漫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10] 陈思和：《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1]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0页。

　　[12]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13] 陈思和、文贵良：《走出书斋的学术》，《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1期。

　　[14] 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2月版。

　　[15] “世界性因素”是陈思和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视角，我以为这样的视角同样适用于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考察。

　　[16]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396页。

　　[17]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6页。

　　[18]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页。

　　[19]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98-99页。

　　[20] 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黑水斋漫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1]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38页。

　　[22]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0页。

　　[23] 陈思和：《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4] 陈思和：《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5] 陈思和：《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6]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页。

　　[27] 陈思和、全炯俊：《东亚西亚的现代性与20世纪的中国》，《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8] 陈思和、周立民：《关于恶魔性因素的对话》，《黄河》2003年第4期。

　　[29] 陈思和、全炯俊：《东亚西亚的现代性与20世纪的中国》，《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0]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9页。

　　[31] 陈思和、全炯俊：《东亚西亚的现代性与20世纪的中国》，《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2] 陈思和、周立民：《关于恶魔性因素的对话》，《黄河》2003年第4期。

　　[33] 陈思和：《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考与探索》，《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3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35] 陈思和：《大学教育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岗位》，《牛后文录》，大象出版社2000年4月版。

　　[36] 陈思和、张新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对话》，《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7] 陈思和：《关于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几点看法》，《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8] 陈思和：《写在“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出版之际》，《草心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

　　[39] 陈思和：《写在“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出版之际》，《草心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

　　[40] 陈思和：《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版。

　　[41] 陈思和：《写在“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出版之际》，《草心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

　　[42] 陈思和：《关于“火凤凰”，我还要说什么》，《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43] 陈思和：《关于“火凤凰”，我还要说什么》，《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