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青瑜：生活·小说

　　写了十多年的小说，虽然没形成气象，但多年的操作经验，常常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小说之本是什么？在语言哲学影响下的现代派小说主张语言是小说之本，是联系文本与世界的纽带；而我却常在文论中力推“象本论”和“故事论”，主张以“事象”为纽带，建立小说文本与世界的联系。其实静下心来思索，无论是语言，还是事象，都不是小说最高范畴上的本元，或者说它们可以称为“传达论”中的本元，却不是艺术“发生论”上的本元。

　　那小说发生之本元会不会真的像诗学里讲的那样，假以“物之自然”的“物”呢？这个“物之自然”与小说家常说的“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及那个快被人说烂的“艺术源于生活”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又以怎样的方式与创作主体发生内在联系的呢？

　　前几天，有领导们考察业余写作者的难处和困惑时，发现我和另一位“90后”的作者，都在理直气壮地当着父母供养的“专业作家”，自然关心又担忧。他们主张我们不要在家“啃老”，一定要走出去，深入生活，一是要先解决自己的生活来源，帮父母解忧，二是了解社会，更好地进行小说创作。看着诸位前辈的担忧和关心，我自然是感动又羞愧。可感动之余，又翻起了往日有关“生活与小说”这对一直没有成文的老话题。正是因为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所以对“深入生活”四个字，便有了不同的认识。

　　因为“深入”二字，注定姿态是居高临下的“浸入”，目光是外在与内在无法融合的“旁观”，这就决定着“走向”的一定是外在着的世界，与本心难以通和。我更愿意将这个“本”解为道家的自然本性，秉着自然本性，陷入生活(而不是深入生活)，随后在不知然而然中，让“个体”的性、情、命置放在同一个层面和空间内得以体认。大概正是因为大文豪苏轼清楚地悟怔了“性”、“情”、“命”与世界的关系，所以不但让他的《东坡易传》成了哲学史中的一个别样存在，同时也让他的诗词书画都登及了中国文化的颠峰处。原因就是苏轼体认的是自己的性、情、命，而不是别人的性、情、命。

　　因为生活本身不具有类推的演绎性，只有本真的性、情、命才具有类推性和演绎性，有点近似于我们俗话说的“推己及人”和“将心比心”。比如我创作《壶里怀梦》时，年龄与小说中的两个女主人公相差十几岁，我也没有把玩过名贵的茶壶，更没有上过买假名壶的大当。但是我能把她们和她们的生活写“活”，写“真”，原因就是我把我的生活感受和我的本真性情，推理演绎到了她们身上。再比如我写《折子戏》时，压根儿就没有去过酒吧，我的生活圈子不是家，便是离家不远的菜市场，也就是说我是一个闭门不出又不善交际的宅女，并没有接触到“DJ小姐们”，自然也就无从知道她们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之所以选择写这篇小说和这个题材，缘于我和我的家人爱吃合记烩面，而合记烩面的一家分店，恰好与一家夜总会相邻。每次和家人去吃烩面，我总能透过玻璃窗看到排队候客的DJ小姐，以及在大门口迎客的众多门童，就凭这么多纯粹的视觉感知，我却敢动笔写玻璃窗深处那片幽深的生活和那个昏暗的世界，原因就是我知道我能凭着自己的真性情，成功地“掉”进他们的世界里，将他们当成了“我”，或者说，将“我”化成他们和她们。而这两篇小说发表之后，竟都荣幸被转载了。在这里，我绝不是炫耀自己的能力，也不是说转载了就一定是好小说，我只是在证实，生活和生活感受的区别，以及它们两个到底谁在与小说、与创作主体发生着直接的内在联系，以及谁才是艺术发生、营造过程中那个元概念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庄子·秋水》中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问：“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说的就是，我非你，你非鱼，各不相知了。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 。我知之濠上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庄子辩论的惠子也许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语言哲学家”之一，他一直在研究离合、异同，以及对立与统一的逻辑辩证问题，所以他是站在理性的角度，用二元对立的思辨眼光在看鱼和庄子，而中国哲学从先天八卦开始，就是不讲二分说的，它是一个衍生加互通性质的哲学体系。庄子所说的“请循其本”，我个人觉得应该注为“道家的自然本性”，才能更接近庄子的原义。也就是说，庄子是在精神层面上来和鱼“神通”的，神通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含有了“庄子的过去”，庄子将自己的过去与鱼、与“自己濠上观鱼”的那个“当下”化在了一起，放在了同一空间内，以此来说明，精神具有互通性、类推性和演绎性。原因就是这一章里，老庄讲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化”。而“化”的基点，正是自己的过去。如果说没有纯粹的内在体验积累，没有在不知然而然的状态下积累出的生活经验、人生体悟以及对道变规律的知性背景，如何“化”？也无法打通外在世界，更无法直抵那个物我合一之境界。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光有别人的故事，没有化“我”之感受予小说人物的能力，是写不好小说的。因为在实际的写作当中，我们常常会出现“忘我”状态，直接进入小说场景，将自我本心与自我本性一同化入了小说，达至文本与“我”化合为一，才能写出艺术之“性真”，才能写“活”人物和小说里的世界。

　　我这样说，肯定有作家表示质疑，会强调小说还是要写自己的生活。但是一个小说家一生，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写别人、都是在写别人的故事和别人的世界，不过，却是在写着自己本真的生活感受。因为作为一个小说家，无论你自己的生活多丰富，一部长篇便会写没了，剩下写什么呢？那就是写别人的事和别人的生活。而把别人的世界写“活”的基础，正是自己的生活感受，让别人的故事在“我”的基础上，走向艺术真实。

　　也就是说，“性情”和“本真的生活感受”具有很强的类推性和演绎性，而生活本身却不具有这种性质，它所具有的只是移嫁。

　　所以，在艺术发生论中，诗之本元不是物，而是性情，因为面对同一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正是这种差异性决定着诗人引怀之“物”的选择。而小说之本也一样，触动小说发生的本元，不是事象和故事，而是小说家的性情。而生活之所以成小说，小说之所以成为艺术，便是作家真性情的渗入，从而形成的内在支撑。(孙青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