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经典是作家学者读者共同的创造

“我没有功利方面的考虑，也不想超越自己，不会为此烦恼”

　　书和人一样，都各有命定的运道。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15年前在文学界掀起一阵旋风，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然而，此后他同样凝结心血完成的长篇小说《空山》和《格萨尔王》，再没有《尘埃落定》所获得的荣宠。

　　所幸，市场并没有影响阿来对自己作品价值的判断。他分析遭到冷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没有按照畅销书的路数写作，在《尘埃落定》开辟的熟悉的地盘上重复制造。“不是不明白商业操作，而是文学本身有超越商业利益的更高远的召唤。”

阿来近照

《尘埃落定》人文版发稿首页

《尘埃落定》人文版封面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尹平平

　　旋风吹来，有些东西轻盈，便上天了；有些东西沉重，便落地了。旋风吹过，尘埃落定。

　　15年前，阿来的《尘埃落定》就在文学界掀起了一阵旋风。彼时，文学评论家们交口称赞、媒体接踵报道、茅盾文学奖降临……曾经不为人知的阿来，乘着这股旋风，平步青云，声名鹊起。

　　《尘埃落定》刚出版时，有媒体采访阿来，问他对这本书有什么期待。阿来不假思索，说十年后，相信这本书还能摆在书店里销售。事后，这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藏族青年心里有些惶然，倒不是担心自己的书，而是担心市场。“那时出版业庸俗的市场化已经初露端倪，读者对于阅读的期许正被导往浅与陋，而不是深与雅……”

　　出版市场确实不景气，读者被通俗读物分流的情况确实相当严重，但《尘埃落定》并没有被此后一股又一股的旋风吹走。《尘埃落定》15年来累积销量高达100余万册，至今还在不断地被再版、重印，被读者购买、阅读、收藏。

　　日前，为了纪念《尘埃落定》出版15周年，阿来从四川来到北京，走进现代文学馆，与当年的编辑和文学评论家们一起追忆了当年出版时的往事。

　　阿来：书籍出版随风远走

　　1994年5月的一天，阿来打开“286电脑”，只是为了练习五笔字型。练着练着，他想顺手写点东西。就在这时，多年来对藏区地方史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滴，忽然在他脑海中呈现出隐约而又生机勃勃的面目。《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电脑屏幕上了。没有刻意的苦思，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

　　8个月后，阿来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并回到开头的地方，回到第一个小标题“野画眉”前，写下了大标题“尘埃落定”。长达8个月的写作，所有被唤醒、被激发的一切，都从升得最高最飘的空中慢慢落下来，重新归于平静。

　　在此之前，阿来写过诗，也写过小说。可1989年他便停笔，只阅读，思考一些类似于“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在此之后，他又十年没再写作。

　　“因为情感上没有需要，内心里没有那种要求。那次表达太充分了，以至于没有了写作的愿望。我没有功利方面的考虑，也不想超越自己，不会为此烦恼，我决不刻意告诉自己是不是该写或写什么。”对于阿来而言，写作是帮助他内心安宁的途径。只有内心感到压迫，必须写作才能达到自在状态，他才动笔。

　　2000年秋，《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阿来准备了一份领奖时的演讲词，名为《随风远走》。他在文中表示，他所能保证的，只是在写作过程中倾尽所能，但是当这本书完成，进入出版与流通过程时，写作者对于它的命运就无能为力了。

　　“一个作家一生会写许多本书，就像过去时代的父母，会生养好几个孩子。然后看着一个个子女终于离开家门，去往人世间经历自己的一切。父母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孩子们随风远走的背影，给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阿来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他只读过初中和马尔康师范学校。曾经放过羊，种过地，当过拖拉机手、机修工、汉语老师和《科幻世界》杂志总编，现在是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的经历在一般人看来已经相当奇妙了。可是在《尘埃落定》出版1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阿来说，“《尘埃落定》的经历，比我自己的经历奇妙得多。”

　　编辑：卖不出去我拿工资赔

　　1997年的一天，阿来走进北京朝内大街166号，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青砖小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出版社的编辑们见了面。大家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一起谈天气，谈即将出版的《尘埃落定》。

　　编辑们的办公室从来都是零乱的，老式写字台面上压着玻璃板，沙发上堆的书又乱又高。曾经漂流三四年时间，辗转了四家出版单位的《尘埃落定》，终于在这里找到归宿。“是这里的幽深与静谧，让这粒尘埃落定下来。”阿来和编辑们一边聊，一边在灰色布套的沙发里越陷越深。

　　1998年3月，《尘埃落定》即将付印，计划首印1万册。那时文学类书籍不像现在都是几万册起印，起印量一般是5000册，好一点的8000册，能够有1万册的起印量，已经是该书责任编辑脚印向社长再三争取的结果了。可她不甘心，又去找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室主任的张福海，告诉他这个书特别特别好，只印这点不够。

　　张福海看了看作者署名。阿来？没听说过，问脚印：“你跟这作家关系特别好？”脚印只一再说书写得好。张福海便把书稿拿回家看，一直看到凌晨4点，泪流满面。

　　“真的是在读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且是在你完全没有特别期望的情况下，突然遇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热血沸腾得不得了。”现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的张福海回忆起来，声音仍激动得微微发颤。

　　第二天一上班，张福海就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建议把《尘埃落定》的首印量提高到5万。

　　“赔了怎么办？”

　　“扣奖金吧。”

　　“奖金才几个钱？”

　　“那扣工资！”

　　社长答应了。结果不出所料，脚印、张福海们没有白拍胸脯。之后的一切，就是大家熟悉的故事了。

　　学者：经典是写出来的，也是读出来的

　　阿来说，他相信，书和人一样，都各有其几乎命定的运道。《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并热卖时，阿来不但没有被捧得自信心爆棚，反而有预感——“不是以后所写的每一本书，都会跟《尘埃落定》一样有美好的际遇。”

　　果然，此后他同样凝结心血完成的长篇小说《空山》和《格萨尔王》，再没有《尘埃落定》所获得的荣宠。尽管有文学评论家认为，《空山》的文学价值比《尘埃落定》更雄伟；有史学家认为，《格萨尔王》的史料价值，比现有所有关于格萨尔王的史料都要系统完整，但读者并不买账。

　　市场并没有影响阿来对自己作品价值的判断。他分析遭到冷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没有按照畅销书的路数写作，在《尘埃落定》开辟的熟悉的地盘上重复制造。“不是不明白商业操作，而是文学本身有超越商业利益的更高远的召唤。”

　　《尘埃落定》被各界奉为当代文学的经典，阿来从不谦虚。但是，在4月中旬和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交流时，他也表示出对市场的些许失望，指出“经典是作家、学者与读者共同的创造。好书需要好作家，也需要好读者。”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深有同感。“经典是写出来的，也是读出来的。不仅是好作家把好作品写出来，好作品要想成为经典，还要有好读者去读它——去知道它的好，去肯定它的好，去一代一代地把这份好传下去。而且在一代一代读者的阐释中，它会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文学发展、文化发展的常识。”

　　李敬泽指出，我们对当代文学缺乏发现和肯定的热情。公众、媒体，包括一些学者，都处于焦虑的状态，总是在问：“这么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经典在哪里啊？为什么还写不出来啊？”可是，光说“一概不行、一概没有”不能证明我们的高明，而是应该怀着珍惜的心去发现、去认识、去阅读。

　　不管市场提出怎样的要求、文学评论家们怎样说，阿来认定了自己的写作之路，他不期望自己的小说雅俗共赏。他相信，“真正描绘出自己心灵途径的小说会挑选读者，就像读者有权利随意表示自己喜欢哪一种小说一样。”

　　回想起15年前，那时还和阿来一样年轻的文学评论家们，不约而同在报刊上撰文力推《尘埃落定》，再对比现在，阿来说：“那些评论家那时都不认识我。当年看我的书，都怀着惊喜写文章，对公众推荐这本书，与作者讨论这本书。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几乎已经不可能了。怀念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