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我们的核心经验

——读凤鸣的两篇小说

　　前些天读了凤鸣的两篇短篇小说《香格里拉》与《看录像》，总是会想起它们所具有的复杂意味。十来年前，凤鸣就开始文学创作，并在《人民文学》、《散文》和《作家》等重要刊物发表了大量作品，还分别出版有散文集与小说集《有一条河》及《天尊院》等。对于他的创作进行总体性的回顾与讨论，也许将是以后的事。我在这里，还是想先集中和具体地讨论一下他的这两篇小说，想搞清楚它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到底是其中的什么让我对这两篇作品颇费思量般地难以释怀？

　　一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象征与符号，很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梦想与激情，在这些象征性的符号中，除了“LV”、“香奈尔”、“路易威登”、“爱马仕”、“宝马”、“奔驰”和“豪华别墅”等之外，“香格里拉”和“希尔顿”等国际性的著名酒店，应该也是其中突出的两种。它们所意味着的金钱、权力与豪奢，为很多人所深切向往。人们钦羡和想像着其中的生活，甚至会为对它们的短暂入住而感到自得与光荣。正是这些象征性的符号，对我们的社会进行了区分。财富与贫穷、权贵与庶民、上层和底层、成功与失败，端靠的是对这些符号的占有与否。凤鸣的《香格里拉》写的就是“香格里拉”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巨大的象征性意义。

　　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为当年在个人事业及婚姻生活中的全面失败而不得不败走麦城，南下淘金。十多年过去，他终于在获得成功之后重返旧地，荣归故里，以对“香格里拉”的入住作为象征，极尽了成功者的繁华与荣耀。在此方面，我们不仅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所谓“成功”的单向度理解，将对财富与金钱的拥有当成了“成功”的惟一标志，而且还将这样的“成功”基本上等同于一个人的价值之所在，形成了一种很有问题的价值观。所以，对于他的这次荣归故里，小说中有着这样的文字：“毕竟多年之后的第一次回来啊。未成功之前，这个城市回都不想回的，便是不得不回家过年，都是在邻省的机场降落。年青气盛走麦城的地方，大家就看到他的穷途末日了，他自己也看到自己的穷途末日了。好好的大学教师呢，好好的公务员呢，好好的国企员工呢，说舍弃就舍弃，说没有就没有了。就有借酒浇愁的时候，浇愁后在路上晃荡，就把人给碰了，就让人不客气地撂倒了，就摊在地上捶打冰冷的地面······”这是一幅多么潦倒的图景！所谓的“成功”，无疑成了我们整个社会共同具有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每一个人衡量别人和自我衡量的惟一准绳。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香格里拉》所写的，实际上就是“成功者”的故事，它的基本的叙事模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成功者”的荣归故里。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类似于凤鸣《香格里拉》中这样的“归乡”模式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叙事模式，这在鲁迅的《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等作品中表现得就很明显。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中，“归来者”们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击者和见证者，他的故事，往往还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的故事形成了复杂的张力和内涵丰富的复调，使作品的主题意味深长。正如我们前面已指出的，十多年前败走南方的主人公已经今非昔比，以一种“成功者”的身份凯旋归来，而最能代表和体现他的“成功者”身份的，就是他对“香格里拉”的入住。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相应地所引起的诸多个人命运的变迁，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早已有着相当突出的普遍性，我想几乎每一个地方一定都曾上演出过这样的戏剧。因此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说，凤鸣的这篇小说就意义重大，很值得思考。

　　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王者归来”后，其主要的任务与想法，就是重访故旧，在重温旧情的同时雪除旧耻，好好地体验一把“成功者”的骄傲与辉煌，小说的叙事进程便以此来展开，书写了许多颇堪玩味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除了作品的主人公“他”，还有被称为是“旧友”、“老太太”、“老千”和“狗蹦子”的几个人物，十多年来命运各异的当年好友在主人公的荣归与寻访中重又聚集，上演了作家寄意遥深的“人间喜剧”。说实话，《香格里拉》确实具有一定的喜剧色彩。作家基本上是在用嘲讽的笔调书写主人公的这次寻访与荣归。不过在上述人物之外，其实在作品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人物”，这便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物欲与成功之象征的“香格里拉”。作品的起初有一段关于“香格里拉”大厅的华丽文字，为我们很逼真地绘写了它的高档与豪华。——“阳光那时就洒在香格里拉温度适宜的大厅里。伴随着阳光的是香水般的音乐。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说话和香水般的音乐，更衬出了香格里拉的品味和素质······”。对于“他”来说，“当初能上香格里拉早餐，就未必赶往南方。当初赶往南方，就是为了某天能堂而皇之地香格里拉”，而今天，当他志得意满地入住“香格里拉”并且在其中会友待客，那种获得“成功”的感觉便很自然地难以掩抑，溢于言表。也正是带着这样的感觉，他在一位虽属“旧友”但在本质上则更是他这次寻访活动的“见证者”与“陪衬人”的陪同下，先后拜访了“老太太”和“老千”。但很有趣的是，“老太太”对他的到访非常欢迎，不仅对他有着特别的热情和礼遇，还在实际上非常“配合”地收下了他一千元的红包，满足了他的面子与虚荣；而“老千”，不仅对他不冷不热，还在自己的财力完全许可的情况下，非常吝啬地在很普通的饭店和练歌房中接待他这位凯旋归来的“成功人士”，他的“香格里拉”并没有如其所愿地让他在“老千”这里获得特别的看重与“吃香”，这不禁使他颇受伤害。所以在作品的最后，他才不无阴损地在唱歌时中途走人，以“逃单”的方式近乎恶劣地戏耍和报复了“老千”，回到了他“巍峨的香格里拉”——

　　“一辆出租车迅疾地开过来，平稳地停在身边。司机长得有些像老千，吓了旧友一跳，也吓了他一跳，脸上却是见惯不怪的笑。俩人的表情，司机也是一怔，怔后问道，去哪里。他的心情迅速调整过来，颇为自负地说道，香格里拉。长得像老千的司机肃然起敬地看他一眼。枣红色的出租车就远离了老千和狗蹦子，经过老太太居住的小区，经过博士后妻子至今工作的单位门口，沿着印留着无数个时光的道路，向着巍峨的香格里拉轻盈地前行”。

　　在上述文字中，我们不仅能很清楚地看出“香格里拉”对于作品的主人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且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凤鸣的用心。一个“成功者”不无平常的归乡故事，被作家的精心构思挖掘和赋予了相当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对我们这个时代进行了一次非常有力的嘲讽与批判。

　　二

　　如果说，《香格里拉》所写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欲望，那在《看录像》中，性的欲望却成了主角，成了作品中人们的中心性焦虑。在《香格里拉》中，“巍峨的香格里拉”作为一种时代性的巨大象征，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人们的物质焦虑，而在《看录像》中，人们性的焦虑则体现为“色情录像”，这与“香格里拉”相比，符号性的特征要更加明显。所以说，这两篇小说在表面性的不同中却有着非常内在的相似，即都是以人们对某种象征性的标志与物象的尊崇与迷恋来揭示与批判我们时代性的精神与生存，只是《看录像》中的人们对于色情影像的聚众观看更多地触动了我们普遍性的社会禁忌，因此才在作品中构成了“案件”。

　　在如今这样色情成为产业(虽然是处于地下的非法产业)，色情影像也由于网络之类传播渠道的高度发达而普遍易得的背景下，《看录像》中所写的故事似乎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事情了：一个在地方上颇具资望的乡镇医生李三刀有点出于同情，也有点出于友谊或讨好，很随意地召集了几位乡镇老师在家里一起观看了一通黄色录像。这种在私底下人多有为而在实际上却断难公开的行为，却被认为触犯了法律，进而被乡镇的派出所课以处罚。有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色情幻想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还很重要”，因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色情的”，“人人心中都有色情欲望，而往往又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而乔治·巴塔耶这位以对色情的研究闻名于世的法国思想家，则在他的《色情史》中径直指出了人类不可理喻但却客观存在的矛盾性——“人类总是自相矛盾，突然由慈善变得残酷，由纯洁变得无比卑污，由迷人变得万分可恶”。人类的很多“不和谐”也会非常自然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与家人在一起，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天使，但当夜晚来临，他便沉溺于荒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家庭的父亲在与他女儿玩耍的时候，就会忘记他作为一个放荡成性的人出入的不良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他若回忆起他曾是个卑污的人，他会感到吃惊，这个人违背了他陪伴女儿时看到的一切温情的法则”。[1]实际上，无须我们作更多的引述，诸如像“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样的常言对于人的本质性认识，已经基本上道出了一切，只是上述所引的两位学者更加侧重于从色情的一面具体和更加深入地揭示人的魔鬼面目，我想，这也是我们中的很多人一定会非常理解作品中有关老师的原因和理由。

　　不过在另一方面，理解是一回事，道德与法律的原则却又是另一回事。《看录像》中的老师们通过观看色情录像的方式而对欲望的象征性释放与满足，却落入了错综复杂和相当严重的社会禁忌之中，其所引发的冲突含义深刻。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所涉及的主题实际上正是福柯所一贯关切与处理的。“教育”、“法律”和“医院”，恰巧正是福柯所一直批判的最为典型的几种现代性“规制”。而作品中所写的“性”的处境，也正是福柯的现代性批判所努力揭示的。这样一来，《看录像》的基本主题就具有了反思当今时代的基本人性与“教育”、“法律”和“医院”等规训机制之间关系的内涵，而且其反思由于触及到了上述“规制”背后所深深隐藏着的如那个“书记”这样的根本性力量，同时也由于涉及到蛰居僻壤的乡镇知识分子在色情方面的异国想像，这都使得我们对这篇小说的主题学思考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可能和更加阔大的空间。作品中的那位书记和那位派出所长，或者是有隐秘的渴望，或者则是难以否认，他们在实际上都和那些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们一样，根本无法回避“色情”的诱惑，作品中的这方面内容不仅是对这两位官员形象的嘲讽与解构，还对作品的主题进行了相当有力的强化。情况似乎已毫无疑问，“性”的泛滥——哪怕是这种象征性的泛滥——已经不仅是乔治·巴塔耶所指出的人性的本质，则更是我们这个时代过于放纵的普遍性灾变。

　　三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在去年的《作家》杂志上，我曾经就两篇作品谈到过自己的一个也许显得过于直率的观点，即“改革时代中国最为核心的经验就是‘金钱与性’”，认为“这些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为巨大的变化，就是‘文革’时代的‘革命’与‘政治’退出了历史，‘金钱’跃上了前台，变成了历史的中心”，而在我们的精神与生存中，与“性”有关的经历与体验比如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和我们对世界的有关观察、理解与想像，越来越变得更加突出，“金钱与性”，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核心的经验与问题。几乎是不谋而合地，凤鸣的《香格里拉》和《看录像》所写的，刚好仍旧是关于“金钱与性”。说实话，我并不把这看成是非常简单的巧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作家实际上都在以自己的作品有意无意地触及到了这两个主题，只是其方法与深度各有不同。凤鸣这两篇小说的独特之处，是以“香格里拉”和“色情录像”这样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象征性符号来揭示我们精神与生存中的本质性问题，叙事绵实且多反讽，具有“滔滔者天下皆是”般的洞明与俯察，不仅值得我们认真地去对待，更应该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1] [法] 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