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批判中的道德诫命

——黄梵小说读札

　　黄梵是小说家，也是一位诗人。他有一首题为《中年》的诗作，脍炙人口，为很多人所喜欢，每次读来，我都会生出许多感慨，回味良久。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

　　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

　　现在，我的面容多么和善

　　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

　　从遥远的海港，到近处的钟山

　　日子都是一样陈旧

　　我拥抱的幸福，也陈旧得像一位烈妇

　　我一直被她揪着走······

　　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

　　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

　　它也一声不响。年轻时喜欢说月亮是一把镰刀

　　但现在，它是好脾气的宝石

　　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

　　在这首诗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体会到某种中年的松弛、宽厚与安详，在这样的中年，诗人的面容变得“和善”，青春也显得“多余”，这正如诗中所写的：“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它也一声不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在这种表面上的“和善”与安详之下，却隐含着诗人对中年的无奈与反讽——“从遥远的海港，到近处的钟山/日子都是一样陈旧/我拥抱的幸福，也陈旧得像一位烈妇/我一直被她揪着走······”。在如此温吞的中年，“蒸汽”一般“热烈”和充满着“仇恨”的青春虽然已“退去”，但是在实际上，它仍然潜伏和奔突在“我”的体内，成了一种不可忽视而且也许更加宽阔和雄浑的力量。在这首诗中，青春的新鲜、锐利与热烈，时时映照着中年的“陈旧”与暗淡，并被诗人所深深地怀念。也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在诗的结尾所看到的光芒，虽然在表面上来自于“好脾气的宝石”，但却仍然具有“镰刀”的锋利与寒意，与夜空或世界构成着某种激烈的紧张。——这就是黄梵的中年，在平静与安详的表面实际上隐含着内在紧张的中年。

　　在一篇题为《诗歌的教益》的“创作谈”中，黄梵曾经这样说过：“不能设想如果不写诗，我可能写的那些小说会有什么意义？”非常明显，黄梵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了解他的诗歌创作对于进一步理解其小说创作实际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篇文字中，黄梵不断强调文学创作中“精神自治”的重要性，强调每一个诗人或作家的写作都应该是一个相当独特与“自治”的精神世界。[1]诗歌写作对于精神问题的重视特别是它对精神细节的敏锐、精神深度的挖掘及其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精神世界的建立，同样表现在黄梵的小说创作中，使得他的小说形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精神世界。

　　黄梵的小说大部分都写于中年之后，属于很标准的“中年写作”。正如他的《中年》一诗所体现的，这些小说在平静的叙述和不无悲悯的隐忍之下，实际上与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存仍然保持着激烈的紧张，正是这种紧张中，黄梵以其特有的沉着、冷静甚至残酷，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存在的真相。具体地说，黄梵的小说往往通过书写社会世界对于个体生命的自由与尊严所造成的压迫与侵害，揭示出“社会”对于“个体”的权力性本质，从而在对种种权力的不懈批判中，声张和言说我们这个时代所深为匮乏的个体伦理与道德诫命。我个人以为，这不仅是黄梵小说最为重要的思想价值，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而且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所相当鲜见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立场。

　　在黄梵的小说中，我们所最常见到的，往往都是“学校”、“医院”、“警察”和“单位”这样一些现代性的规训机构对于个体生命的压迫与侵害。我不知道黄梵是否受到了福柯的影响？以我的猜测和我对他的了解，博览群书的黄梵一定阅读过福柯的著作，很了解福柯的《癫狂与文明》、《规训与刑罚》和《诊所的诞生》等一系列著作对于诸如“精神病院”、“监狱”和“医院”等现代机构“规训”力量的揭示，这是因为，也正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规训”之中，现代权力将人类置入了种种新型的压迫，不管是自觉还是无意，黄梵的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和福柯其实是相通的。

　　黄梵的短篇小说《女校先生》、《凶案写意》、《自我教育》、《我们的信仰》、《玻璃节》、《美人鸟》和长篇小说《第十一诫》、《等待青春消失》都集中于对教育机构的批判。《女校先生》写的是一所“空气压抑的女校”中的一位教员在教学理念和生活方式上与校方发生的冲突，在权力的淫威下，不管其中的“我”具有怎样的正当，他从教学工作到私人生活无不遭到不断的挫败。《我们的信仰》写的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小学校在三好学生评选当中的滥用职权和以权谋私的腐败，以及其中“我们的信仰”对此现实的批判与不屑。而在《凶案写意》和《美人鸟》中，学校竟成了逼迫学生杀人和自杀的重要缘由。正是因为学校的压迫和它所固有的腐败，《玻璃节》中的学生们才将毕业视为是解放，纷纷都以砸烂玻璃的破坏性方式控诉这种压迫和腐败，举行自己青春的狂欢和他们的人生庆典。

　　长篇小说《第十一诫》是黄梵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作品中，黄梵揭露了目前的大学制度中所普遍存在的学术腐败与人性扭曲。小说中的齐教授是一位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的知识分子，有着相当突出的强势地位和学术权力，但这一切的取得，却是建立于他在体制中的钻营以及惊人的学术腐败、荒唐的科学造假和无耻的学术掠夺，而正是这些行经，却成了他在学术界游刃有余和招摇撞骗的重要法宝，具有很明显的典型意义。在这样的人物反得嚣张的大学中，单纯如姜夏者的堕落与扭曲自然便毫不奇怪。作为齐教授的学生，姜夏由起初的一个非常单纯的青年，经过领教包括毕业分配的权力和学术权力等在内的种种大学权力的压迫、侮辱和侵害后，终于“成长”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物，大学之中种种权力的结合也终于在齐教授之后，非常“成功”地生产出了齐教授一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主体。正是通过这样的写作，黄梵很深刻地揭示出大学制度对于腐败堕落的知识分子主体的生产机制，向我们提出了令人警醒的道德诫命。

　　但是说实话，在黄梵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像《十七岁的愚人节》、《往事》、《玻璃的刺痛》和《中国病人》等一些以医院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向来被视为是“白衣使者”的医生已经不再具有“救死扶伤”的光辉品格，相反地，平庸、冷漠、残暴和自私成了他们的典型形象。我以为，这绝不仅仅是因为黄梵对我们医疗机构中的道德现实具有较为具体和相当切实的忧虑，这虽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在更高的意义上，他的叙事目的，却是要将医院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来揭示我们生存的普遍性境遇，正是在这样的揭示中，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自由与尊严陷入了十分荒诞而又严酷的境地。对于《玻璃的刺痛》里的“我”来说，众多医生勾结在一起视其痛苦如儿戏，形成了一个相当严密的“圈套”，不仅陷其于“云山雾罩”般的无物之阵，更是造成了“我”生命之中永恒的“刺痛”。而在《中国病人》中，生命的“刺痛”并不只源于那根似有若无的鱼刺，还来自于他的一次次就医所曾遭到的冷遇。在这样的医／患关系中，患者只是一个可以例行公事般地冷漠对待的动物性存在，而不是有着更加复杂和更加内在的精神痛苦的人。至于《十七岁的愚人节》，则是黄梵短篇小说中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其对医疗权力的揭示与批判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精神思想的深度，也是一篇不可忽视的短篇小说精品。

　　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学校与医院外，另外一些现代组织或单位制度对于人的规训与压迫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与紧张，在黄梵的很多小说中也有着相当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比如在《良民》中，曾经供职于国民党军情五处的陈浮云正是由于自己的“历史污点”，长时期地生活在国家这种最为巨大的现代组织形式专政性的权力之下，胆战心惊和如履薄冰地谨慎做人，终于被“改造”成了一个被称为是“窝囊废”的“良民”；再比如在《路过》中，新近进入出版社工作的大学生陆镇阳由于洁癖而行为特别，绝不愿意与人很随便地握手，哪怕是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或出版社的老总。这样一种个性特征自然不见容于具有典型的科层制特点的出版机构，从而受到这种科层权力的逼迫与排挤，而在这种逼迫与排挤面前，陆镇阳也绝不屈服，绝不委屈自己的个性与尊严，终于在最后愤然辞职。

　　在小说《路过》中，除了主人公陆镇阳，还有另外一个作为叙事人和见证者的出版社考勤员“我”。他的职业特点使他很直接地领略到了单位制度的严酷，而这种严酷，又以其所镇日执掌的指纹打卡机为象征与代表。在小说的开头，“我”曾经有这样的心理独白：

　　“我时常有说不出的苦恼，几乎认为没有什么人值得做我的榜样。后来，是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的指纹打卡机成全了我。它有一张四方小脸，身子又薄又黑，从显示屏投来的眼神含着一丝冷嘲热讽。一开始，我是奉命而为，像看守宝石那样守护着它。我注意到它绿幽幽闪烁的目光十分深邃，大家都特别怕它。在它严厉的注视中，大家都规规矩矩排着长龙。连一些平时最难管的刺儿头，也消失了叱吒风云的劲头······

　　“指纹打卡机永远一动不动靠在墙上，它什么也不说，有人哪怕只迟到一秒，它也不会原谅。它会把他或她的名字郑重地列入一个名单······所以，在等候打卡的时间里，那一点点的楼道，一下挤进了整个出版社的人。有的人在用湿纸巾擦拭大拇指，那些看起来无伤大雅的灰尘，有时真会让指纹失效。一个编辑为了得到并不远大的前程，首先得与每天的四次打卡搏斗……”

　　长年累月这样的感受，特别是“路过”出版社的陆镇阳对于他的“榜样”的力量，终于使他也出于对“单位”权力的警惕与反抗而在后来不停地变换着工作——

　　“后来，我不停换着工作，跳着槽。总有人问我同一个愚蠢的问题：‘你干嘛不在一个单位扎下根呀？’我除了冲他们笑一笑，当然不会说出心里的想法。说来也怪，他们的问话总让我又想起陆镇阳，一想起心里就十分愉快，他可是我心里一直暗暗珍藏的榜样啊。”

　　小说在开头就曾表露出来的“我”对“榜样”的寻找终于在陆镇阳这里得以实现，而《路过》，也成了黄梵抗议“单位”权力和捍卫与伸张个体自由的重要作品。像是一位异常冷静和十分敏锐的权力分析家，黄梵的目光深入到诸如学校、医院和出版社等种种不同的现代组织机构，深刻揭示了它们对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压迫与侵害，个体生命牢狱般的悲剧处境因此也得以触目惊心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黄梵的揭示并不只是到此为止，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揭示了我们也许更加悲哀、更加荒诞，实际上也更加严峻和更加具有难以反抗与逃脱的宿命般的生命处境，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面临的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如上所说的机构或组织中，在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友谊和我们的邻里这些形形色色的日常伦理中，同样存在着压迫性的权力。现代性的组织机构和这些伦理权力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张具有章鱼一般巨大的纠缠与吸附力量的严密而又异常恐怖的权力之网，通过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有力渗透，非常严重地侵害和窒息着我们。在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很多作品中，个体生命的痛苦甚至悲剧的造成，实际上都能看到伦理权力的参与。而在黄梵的另外一些作品如《哀乐作曲家》、《方向正北》、《金国的指南针》、《刘超去甘司》、《李进和圣徒》和《友谊万岁》等小说中，在社区、邻里、家庭、兄弟、友谊和爱情等种种伦理关系中，都隐含着种种支配性或压迫性的权力。我以为在这些方面，我在前面所约略谈到并曾给予高度评价的短篇小说《十七岁的愚人节》，对此便有着相当深刻的表现。

　　在《十七岁的愚人节》中，作品的整个叙事进程，就是书写十七岁的主人公“我”与父亲和精神病院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因为对于文学的酷爱与追求，作品中的“我”既不见容于家庭，也无心于自己检修工的职业，靠着一股青春的激情离家出走，但在不无狡狯的父亲的诱骗下，他却被指认为一个精神病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小说在接下来的主要内容，都写的是“我”在精神病院里的非人经历。出于愤怒与绝望，更是出于对尊严的捍卫和对自由的向往，“我”不仅在病院中拒绝服药，而且还一次次逃跑，一次次奋不顾身地冲向那扇黑漆漆的铁门，但在最后，却又被一次次缚回，一次次地遭受了很多残酷的折磨——在这个精神病院中，“除了集体电击治疗外，医生把单独电击治疗作为对病人的惩罚。如果有谁显得不安分，或在房间乱涂鸦，或拒不接受治疗，或企图寻机逃跑，医生都会用电击好好招待他。没有人关心他是不是一个人？对医生来说，病人的主观想法没有丝毫意义，此外，他们也不需要毫不惧怕、怯懦的硬汉”。在黄梵的这篇小说中，我们在很强烈地感受到精神病院的恐怖与黑暗以及它对“病人”的残害与压迫的同时，更是一次次地为主人公的勇敢反抗和他对自由的渴望与奔赴所振奋与感召，具有一种激荡人心的悲壮与美。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一部著名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我以为黄梵的这篇小说正与它一样，是一曲壮美动人的自由的颂歌。实际上，它正如一个象征或寓言，寄予着黄梵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对极权主义压迫下的人性与自由的声张与赞美。在这个象征或寓言中，对于所谓的精神病人，既有以电击为手段的威胁与惩罚，也有对顺从和告密者们近乎意识形态的欺骗与怀柔，所谓精神病人病症的指认和对他们的迫害，也不仅仅只来自于医院，还来自于它和病人亲属的密切合谋，而这种将权力竭力渗透进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包括最为神圣的血亲伦理之中，正是极权社会的典型特征，所以说，黄梵在这篇小说中的关怀与思考实际上是很深广的。

　　以疾病或病院为隐喻来书写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候或揭示社会的某种本质是中外文学史上的重要经验与传统，托马斯·曼的《魔山》、加缪的《鼠疫》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第四病室》等作品，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我知道黄梵很喜欢《魔山》，也很熟悉上述作品，《十七岁的愚人节》和他的其他一些以医院为题材的小说，肯定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能很容易地看出他的这些小说与上述作品间的精神联系。比如巴金在谈到他的《第四病室》时，就曾这样说过：“‘第四病室’，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2]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黄梵的医院题材小说不正是有着同样的思路？而《十七岁的愚人节》，则更是仿佛同时吸纳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巴金的《第四病室》两方面的经验，塑造了一个“病院”或“病室”中的反抗的“狂人”形象。

　　当然，黄梵小说的权力揭示与权力批判并不仅止于我们前面所论及的一些方面，实际上在社会组织和伦理关系之外，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比如在《哀乐作曲家》中的“规矩”)或意识形态(比如《友谊之路》中的金钱意识形态)的精神权力，同样参与着对人们的压迫。在黄梵的视野中，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我们的精神意识，到处存在着压迫性的权力，我们无往而不在权力之中，人们在世界的权力性处境，近乎成了根本性的宿命。在此意义上，黄梵小说的权力批判倒真是体现出非常浓厚的哲学意味，具有相当突出的存在主义或福柯的色彩，这也使他的写作超越了很多在权力批判方面过于写实的作品，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黄梵的小说在当下中国文学背景中的重要意义。

　　在一次讲座中，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来谈论小说家的任务，她说：“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既创造——通过想象力的行为，通过使人觉得无可替代的语言，通过生动的形式——一个新世界，一个独特、个人的世界，也回应一个世界”、“一位坚守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或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和令人欣赏的，什么是可悲的和什么是激发欢乐和赞许的。这并不是说需要在任何直接或粗鲁的意义上进行道德说教。严肃的小说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3]正如我们在前面所阐述的，黄梵的小说创造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和个人化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着形形色色的权力关系和权力压迫，正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努力创造，黄梵坚决地回应或批判了我们这个充斥着种种权力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存保持了充分的警觉和极为可贵的紧张，这不仅为我们的个体生命、也为像他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一样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伸张着道德，发出了相当有力的道德诫命与呐喊。

　　[1] 黄梵：《诗歌的教益》，《南京哀歌》，北京汉语诗歌资料馆，2008年4月。

　　[2] 巴金：《第四病室·后记》，《巴金选集》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

　　[3] 苏珊·桑塔格：《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同时：随笔与演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