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归顺”于对“人”的关切

——关于吴克敬的小说创作

　　一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在一九八○年代就曾从事创作的作家与诗人，在从文坛上“消失”多年后，重新“归来”，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又一批“归来者”。一九八○年代，很多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的诗人如艾青、公刘、邵燕祥和白桦等人重新复出，形成了被称为是“归来者”的诗歌群体，他们的创作，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二十一世纪以来，不同于艾青等人当年的“历劫归来”，一批在一九八○年代开始创作但却在后来下海经商或从政的作家与诗人，在相隔了一段不算太短的人生历程或者是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之后，“历‘捷’归来”，重新进行文学创作，不仅再度焕发出他们的热情与活力，有的甚至形成了个人创作史或个人生命史上的又一次高峰，相对于当年的艾青等人，这些作家与诗人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是“新归来者”。不过，“新归来者”的创作更多地被人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在诗歌界。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诗歌潮流、诗歌现象和一些诗歌出版、诗歌传播及诗歌活动的举办等等，很多也都与“新归来者”有关。实际上，在另一方面，除了诗人，小说家或散文家中的“新归来者”也有很多，不乏其人，而吴克敬，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正如吴克敬在他的作品集“跋”中所指出的，早在一九八○年代，他就“曾十分醉心于文学的创作”并“小有成就”，[1]在《当代》等杂志发表了《渭河五女》等中短篇小说，很受好评。在其后的很多年间，他的主要经历都是从事新闻工作。本世纪初，当他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而认真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青年时代的文学理想重又复苏，他又以很高的热情，以近乎井喷的速度与强度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与小说，不仅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注意，还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文学大奖。关于这一点，他曾有过这样的自白：“我以为，人活到五十，所以要知天命，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经历了春天和夏天，甚至已经经历了初秋，而步入金黄的深秋了。时间对于每一个肉体，其实没有多少可以忽视的了！如果你有了自己的收成，却还存在遗憾，你就要抓紧时间，把你的遗憾补充起来；如果你有了自己的成功，却心中还有理想，你也应该抓住时间的尾巴，让你的理想更加圆满起来。······我正是在五十岁的这一年，在《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工作岗位上，突然天机顿开般想到这么许多，并且认真地回想自己，到这时候还有什么遗憾或者理想？我又自然地想到了文学。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犹豫呢？没有了，我自觉地、奋勇地向我神圣的文学大梦走来了”。[2]我们在思考“文革”后中国的文学史时，中国作家的“人生意识”和他们的“人生史”与“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基本特质之间的深刻关联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方面。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人生意识的觉醒和带有时代特点的人生价值观的确立，才导致了一九八○年代“文学热”的出现和那个时代的文学在话语主题和精神气质等很多方面基本特征的形成。二十一世纪以来，包括吴克敬在内的很多“新归来者”们之所以重返文坛，不仅导因于他们当年青春旧梦的亟待圆满，同样也是基于他们在“盛夏”或“初秋”般的年纪对于人生的根本理解。所以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新归来者”文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还是他们“旧梦重续”的结果，中国作家的“人生史”与“文学史”间的内在关联又一次得到了非常具体、非常生动和近乎戏剧般的呈现。

　　不过，在吴克敬这里，“神圣的文学大梦”的自觉重续还有着更加深刻的表现，这就是他对一九八○年代文学精神的自觉接续和重新强调。而这种接续和强调的主要方面，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所曾指出的，主要是一九八○年代的文学精神，是那个时代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关注痛苦的现实人生的“大风尚”。吴克敬将他自己和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文学界对于这一风尚的重新自觉与倡导名之为一种“归顺感”的获得。他说：“我们的文学仿佛一个夜游症患者一样，盲目地夜游了一些时日后，是该归顺了”。[3]很显然，这里对“归顺感”的认识，已经包含着作家对于一九八○年代以来文学史的基本走向与诸多偏颇的理解。在他看来，一九八○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后来由于偏离了其所推崇的优良“风尚”而不断地步入误区，夜游多年，是该觉醒，已经到了重新“归顺”的时候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吴克敬的创作所体现出的“归顺”，才不仅具有充分的坚定与文学史意义上的自觉，而且也更加深刻和更加丰富。

　　二

　　吴克敬的小说创作对于一九八○年代文学风尚的“归顺”，自然体现于他对文学社会责任的强调和对现实的人生痛苦的书写。他的小说中的悲剧色彩、乡土精神和对地域文化的真切再现，以及他对人物形象的自觉刻画，都使其作品有着深刻动人的美学意蕴。但我认为，他对一九八○年代的中国文学深切地关注“人”的命运，自觉地书写“人”的精神与生存的文学传统的接续，才是他在“归来”之后最为重要和最根本的“归顺”。重新“归顺”于对“人”的关切，成了吴克敬“归来”后创作的精神核心。

　　吴克敬的小说非常深切地关注着“人”，关注着“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性格、命运与处境。他经常将人物置放于一种悲剧性的复杂困境中，通过书写人物的艰苦奔突与精神挣扎，在很生动地刻画出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特征的人物性格的同时，非常有力地揭示和展示出丰富与独特的人性。吴克敬成功地刻画过冯来财(《状元羊》)、宋冲云(《手铐上的蓝花花》)、牛黑狗(《白裙子·黑裙子》)、邸大丑(《草台班子》)、崔文化(《羞涩的火焰》)、陶本纯(《含泪的信天游》)和小墨(《小墨》)等男性人物形象，这些形象由于带有非常典型的秦地特点而令人难忘。秦属西北，那里的自然地理和文化传统形成了秦人特殊的精神性格，人性也有了独特的状貌。据赵园《地之子》，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地部》在谈到东南和西北人的精神性格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比较：“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饮淡而轻生，士沉厚而慧，挠之不屈”。[4]这种“毅而近愚”的人物性格在吴克敬的很多小说中都有表现，困境中的坚毅与执顽，更使得痴愚具有了非常强烈的悲剧色彩和震撼力量。

　　《状元羊》是吴克敬的一篇颇受好评的中篇小说，其中的冯来财一直处于困境之中。他所面临的困境，起初是极度的贫穷和他作为

　　“半截人”(侏儒)的特殊身份。由于残疾，也由于贫穷，冯来财从未获得过村里人的尊重：“半截人冯来财，活在坡头村，几百号人口，谁对他亲过？差不多都视他为玩活，把他当做猴子一样耍”，对他极度地冷漠与歧视。受尽羞辱的冯来财，从来都没有获得过人的尊严，只能与他的瘫子爹和他所放牧的羊群相依为命。而当他在后来由于养羊而“发迹”和“走红”之后，却获得了村民们的充分尊重与拥戴，被很光荣地推举为人大代表，“一个过去不像人的人，能够像人一样参加人代会，像人一样发表自己的意见，像人一样表达自己的立场，像人一样宣示自己的态度”，终于重获了“人”的尊严，这样的结果，甚至使他的妻子喜极而泣——“现如今，半截人冯来财是她的男人了，她是半截人男人的女人，她的不如人的半截子男人冯来财，有机会成人了，被大家推选为人大代表，她怎么能不呢！她眼里流出的泪水是甜的，是欢喜的，高兴的泪水哩”。可是在后来，一旦当冯来财风光不再，重又陷入困境与苦难的时候，村民们又重新恢复了起初对他的歧视与冷漠——“村里的人，看他的眼睛，又回到了他未养成状元羊以前的那种神态了”······作品在这方面的书写，实际上已经有着非常明显的人道主义意识。把人当作人，尊重人，肯定人，还人以其应有的尊严，正是小说的重要主题。不仅如此，作品对村民们的身上所具有的恶劣根性，显然还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揭示与批判，这都接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一九八○年代中国文学人道关怀和国民性批判的精神传统，显示出对传统可贵的“归顺”。很多年来，由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转换与变化，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话语早已丧失了一九八○年代的强劲态势，二十一世纪以来新的历史情境之下中国民众尤其是他们作为“人”的精神与生存，亟需勘破，吴克敬的“归顺”，无疑应该高度评价，弥足珍贵！

　　然而，《状元羊》，以及《手铐上的蓝花花》、《白裙子·黑裙子》、《草台班子》和《含泪的信天游》等很多作品在对“人”的关切方面的另一重意义，就是我们如前所述的，是在于书写了很多人物困境之中“毅而近愚”的精神性格。如果说，《状元羊》中的冯来财所面临的困境，除了他的残疾、贫困和村民的恶劣根性外，还有对他“始乱终弃”、深不可测的官场，那么，在《手铐上的蓝花花》等作品中，宋冲云、牛黑狗、邸大丑、崔文化和陶本纯等所面临的，就分别是“法律”、“城乡差别”、“剧团改制”及“官场规则”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方面的困境了。正是在这些不同的困境之中，“毅而近愚”的秦人性格才得以彰显，作家之对“人”的关切才在文学形象性格塑造的层面得以落实。在《手铐上的蓝花花》中，执行着对阎小样押送任务的宋冲云一直在阎小样的道德感召、他对阎小样的复杂感情和铁一般的司法纪律间痛苦挣扎，而在最后，却又终于明知故犯近乎愚顽地违反了“很严重的司法纪律”——“宋冲云应该知道，他今天是犯了纪律，很严重的司法纪律啊！到他把阎小样押解着送进监狱，他回到陕北的保安县，是一定要受到组织处理的，轻则会让他蹲几天禁闭，重则会脱了他的警服······这样的结果，宋冲云想过了，但他由不了自己，他给自己说，要处理就处理吧，蹲禁闭，脱警服，就由组织决定了！”。[5]而在《草台班子》和《含泪的信天游》里，邸大丑在剧团改制的过程中放弃留团重任的机会主动下岗，带领一班下岗演员白手起家，重新组建“大丑秦腔剧社”，历尽艰辛地走南闯北，终于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下；作为一个贫困村的支书，陶本纯宁愿影响自己的“前程”，也不愿向村民们搜刮种种苛捐杂税，甚至于以个人借款的方式独自承担······他们——包括《状元羊》中的冯来财——在困境中的坚韧、沉毅与痴愚，不仅显示出秦地男人的“毅而近愚”，更是非常充分地体现了深厚独特的人性内涵与道德光彩。

　　三

　　不过，我个人以为，吴克敬小说最为出色的方面，还是在于对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或许是“毅而近愚”的秦人性格的另一种体现，吴克敬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大都具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她们的婚恋与家庭生活中。

　　吴克敬的小说书写了很多情爱故事，这些故事中的很多女性都以她们的勇敢、自尊和突出的奉献与牺牲精神而令人尊敬。比如在《山丹丹红透碾子湾》中，来自北京的女知青刘迎春会为了丈夫和儿子而放弃回京的机会，一再委屈自己而终于真正地扎根于陕北，度过了她虽很光荣但却又充满悲剧性的短暂一生；《含泪的信天游》、《草台班子》和《五味什字》中，女企业家惠麦花、秦腔名角杭小唱和“小姐”大满，不管她们的身份与地位如何，都能够在自己所深爱的男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挺身而出，鼎力相助。特别是《五味什字》中沦落风尘的“小姐”大满，家庭的困难与不幸使她走上了充满屈辱的道路，但当她得知她所深爱的小满在高考中虽然中榜但却同样因为家庭的贫穷而难以入学后，千方百计地为他筹款，帮助小满度过难关。这些女性重情义，多牺牲，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突出地具有痴愚的一面。《欲望的绳子》中的米放心，可以为了爱情而放弃自己在城里开车的职业和赖驴儿同甘共苦，回家务农。《白裙子，黑裙子》中的房照兰，她在看待自己与牛黑狗的关系问题上，虽然一直很清醒地认识到恩情与爱情的本质性不同，认识到自己与牛黑狗无论是家庭出身、文化差别还是身份地位等方面几乎都根本谈不上所谓的爱情，但在最后，当牛黑狗身陷囹圄面临极刑的时候，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与牛黑狗结婚并为他生育，这种近乎异想天开般的选择非常突出地显示了她“毅而近愚”的性格特征。在爱情上，“毅而近愚”的秦人性格使秦地女子经常会作出令人震撼的情感选择，具有非凡的道德力量。

　　吴克敬的小说写过很多寡妇。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自觉地以自己的诸多作品非常成功地塑造出众多寡妇形象的作家，真的可能非吴克敬莫属。而且，一个更加特别的方面还在于，吴克敬笔下的寡妇形象，无论是“美阳寡妇”(《美阳寡妇》)、“岐阳寡妇”(《岐阳寡妇》)、“麻子太太”(《溅血旗袍》)、“绣花枕头”(《 绣花枕头》)，还是“烈士奶奶”(《黄军大衣》)、“灯笼红”(《灯笼红》)、“勺勺”(《井台》)和《白土壕》中的那位母亲，大都具有道德上的“节烈”，忠贞得痴愚。比如“绣花枕头”，即使她的丈夫因为出卖了红军“老五”而被自己大义灭亲，革命成功后，她仍然谢绝了“老五”的好意，坚持回家陪伴她死去的丈夫——

　　绣花枕头跟着老五，打进了县城，组建了新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老五当了副县长，本来给绣花枕头也要安排个职位的，如妇联主任、农会主任什么的，可绣花枕头不乐意。

　　绣花枕头说：“我回村里呀！我去陪我男人呀。”

　　老五说了绣花枕头，给她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但终究没能挡住绣花枕头回龙尾村的脚步。

　　而当后来，当“文革”中被冲击而又受到绣花枕头保护的老五重新又官复原职并且又离婚，很想与绣花枕头一起生活时，仍然遭到了绣花枕头的拒绝，对此，小说中又有这样的描写——

　　老五要带着绣花枕头一起走。绣花枕头还是摇了头。

　　绣花枕头说：“我得陪着我男人。”

　　绣花枕头一直陪着她男人，到她也倒下头，躺在了她男人已化为朽骨的身边。

　　实际上，如此悲壮的节烈，除了“绣花枕头”，在吴克敬笔下的很多寡妇形象身上都有着非常突出的体现，初一读来，这似乎是吴克敬向已然陈旧甚至腐朽了的妇女节烈观的严重倒退，是一种近乎离谱的“道德归顺”，但在实际上，这只是作家对于秦地女性道德意识的真实写照，而且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旧时代”的女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吴克敬对她们的精神姿态，更多地带有鲁迅先生所说的“哀悼”的特点。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先生曾经断言“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它的意义即使说有，也只是“还有哀悼的价值”。[6]我不知道如今的世道是否属“浇漓”，我只是想假设，只要这“浇漓”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还存在，特别是，只要与节烈这样的极端道德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比如建立在金钱和权力基础上的性与所谓的“感情”和种种轻率与薄情弥漫于社会，吴克敬对节烈的书写，就不仅具有哀悼的意义，更是有着道德批判和道德感召的价值——当然在实际上，我以为这样的批判与感召肯定也是其效也甚微！

　　不过，吴克敬之“表彰节烈”也并不是仅止于此。在他笔下的很多寡妇身上，同时还体现出她们对家的责任。或者说，她们对丈夫的节烈，实际上还包含着对家的承当。在她们的思想意识中，“夫”与“家”是不可分割、联为一体的，哪怕是死去了的丈夫，实际上还是家的象征和真正的主人。她们的责任，就是要接替亡夫的重担，为家的保有、兴旺和延续而竭尽终生。所以在《美阳寡妇》、《岐阳寡妇》、《溅血旗袍》、《绣花枕头》、《黄军大衣》、《灯笼红》、《井台》和《白土壕》等很多作品中，家的保有(《绣花枕头》、《黄军大衣》)、子嗣的养育(《灯笼红》、《井台》、《白土壕》)和家业的振兴(《美阳寡妇》、《岐阳寡妇》、《溅血旗袍》)，都是寡妇们最为神圣的使命。特别是其中的“美阳寡妇”、“岐阳寡妇”、“麻子太太”(《溅血旗袍》)和“灯笼红”们，她们的事迹，几乎成了一方的传奇。比如“岐阳寡妇”，在他的丈夫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后，  非常勇敢地承担起了抚育女儿、振兴家业的重任——“这是怎样一副重担呀！岐阳镇上，老先人留下的生意有半条街，油坊、醋坊、烧锅坊、布庄、粮庄、杂货庄、盐店、旅店、饮食店······管理这一大摊子生意，实在让岐阳寡妇头痛”，“岐阳寡妇想哭没有哭。她一滴眼泪都没流，一声哭啼都没出。她相信了命，一切都由命来安排。生命安排她来担起家业的重担，她就只有勇敢地挑起来”，经过她的苦心经营，夫家的家业不仅日益兴旺，她还兴义学，办义社，造福乡里，赢得了极高的道德声望。实际上，除了“岐阳寡妇”，兴办义学、造福乡里也是《溅血旗袍》中“麻子太太”的善举，某种意义上，《溅血旗袍》正是对死于非命的“麻子太太”的深切追怀和对当时疯狂了的群众的有力痛责。吴克敬笔下的很多女性，不仅在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中“毅而近愚”般地敢于承担，在为人处世和公共事业中，同样具有相当突出的奉献精神，令人尊敬。

　　当然，吴克敬在以较多的作品书写秦地男女美好人性的同时，对于他们在当下社会的人性变异也作了批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及复杂的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形成，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蒙昧，即使是古风深厚的秦地世界，也难幸免。在这些新的蒙昧中，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对金钱与权力的膜拜与臣服。由于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慑服、投靠与追逐权力和见利忘义，甚至为了金钱而不顾廉耻，成了中国不可忽略的人性现实(如《含泪的信天游》中的惠名标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油菜地》中的九大和米丑的男人、《手铐上的蓝花花》中阎小样的父兄对金钱的慑服)。在这样的背景上，吴克敬以充分的自觉重新“归顺”于对“人”的关切，并且试图从秦地世界和秦人性格中重新发掘深厚绵久的道德与精神资源，显然具有重要和独特的意义。

　　[1] 吴克敬：《吴克敬中篇小说选·羞涩的火焰》，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2] 吴克敬：《吴克敬中篇小说选·羞涩的火焰》，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3] 吴克敬：《都是题外话》，《吴克敬散文选·伤手足》，西安出版社2009年版。

　　[4] 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5] 实际上，《手铐上的蓝花花》的人性主题仍很突出，宋冲云之违反纪律，正是由于作为“罪犯”的阎小样在人性上的美好对他的感召。

　　[6] 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