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作家作品论

　　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读札

　　刘醒龙在他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天行者》的开篇之前，有一句非常郑重的“题词”，指出他是要将这部作品“献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我非常欣赏其中“民间英雄”这样的说法和他对“民间英雄”们所特别表示的敬意。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当代中国，那些隐伏民间、“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很少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他们的精神与他们的命运，也很少得到我们文学的切实表现。与他们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贡献和他们的巨大付出与牺牲相比，我们的关注真的是太少，某种意义上，这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学和我们学术的羞耻。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刘醒龙的如此自觉和他的努力非常尊敬。

　　我和刘醒龙一样，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都生长于乡村，对于像《天行者》中的乡村教师一类的乡村知识分子都很熟悉。在刘醒龙的诸多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他在说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他的社会交往时，这样的人物，也很经常地会频繁出现。可以说，对于乡村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注和与他们的深刻联系不仅是刘醒龙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现实人生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我来说，由于自小就随着外婆生活于苏北农村，对于诸如“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乡村医生”和“回乡知青”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不仅很熟悉，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还曾领受过他们永远难忘的救助与恩泽。可以非常明确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我的今天，一定会是另外的模样。而且，我也可以同样很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像刘醒龙笔下的一代又一代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乡村知识分子们的指引与帮助，我们中的很多人——不管是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精英”，还是更多的平民百姓——人生的道路一定会改写。所以在几年前，我甚至也曾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要呼吁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知识界认真地关注和研究广大的乡村知识分子，不仅要对他们的历史贡献作出公正与切实的评价，还他们以应有的公道，还应该对他们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的独特意义与重要价值深入研究，这无论是对我们的社会文化转型，还是对乡村社会结构和乡村文化世界的健康发展，抑或是对乡村知识分子自身价值与自身权益的实现与维护，无疑都有着相当特别的意义。但诸事劳劳，这样的想法始终未能够付之于实践，一直停留在“想法”的阶段，所以读了刘醒龙的小说，特别是他《天行者》前的“题词”，真的是非常会心，也非常有感触。

　　在刘醒龙的《天行者》中，作为民间英雄的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生存得到了非常真切的书写。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的英雄精神。他们默默地在穷乡僻壤，在不为人知的世界的一个角落忍受着贫困，忍受着来自自然和来自社会的种种迫压，非常艰苦地从事着传承文明的教育工作。这一点，正如小说“封底”的文字中所说的：“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一度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我想我和刘醒龙以及很多人一样，都曾经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民办老师们的教育，对于他们的精神应该都有深刻的记忆。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如上所说的对于他们英雄精神的概括，仍然不过是“宏伟叙述”，他们的精神与他们的生存之中更为内在和更复杂的一面，并未得到应有的揭示，而在《天行者》的具体叙述中，对此却有着相当充分的书写。

　　刘醒龙的小说有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就是他经常会以一个乡镇或某一单位作为相对完整的叙事空间，在一部作品中非常集中地书写其中的种种情事，这在他的《秋风醉了》、《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寂寞歌唱》和《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前期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长篇小说《天行者》系以《凤凰琴》为第一部，在续写增加了后面的两部“雪笛”和“天行者”后合并而成，仍然写的是界岭小学，讲述了其中的余校长和明爱芬夫妇、孙四海、邓有米和先后加盟与离开的张英才、夏雪、骆雨等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与村长余实、乡镇干部万站长和农民间的复杂故事。在《天行者》所讲述的种种故事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民办教师们对“转正”的追求。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说，“转正追求”正是《天行者》的最为基本的故事模式。千方百计地摆脱自己的民办身份而转成正式的公办教师，是小说中的老师们的最为核心和最共同的精神焦虑。作为在农村基层生活多年和深谙民办教师精神心理的作家，刘醒龙非常真切而又生动地书写了他们围绕着“转正”问题所发生的种种故事。而在其中，最为惨烈的，还应该是余校长的妻子明爱芬的故事。小说中的万站长当年也曾是界岭小学的老师，为了获得转正指标，他不惜违背自己的心愿而与有着权力背景并屡次离婚的李芳结婚，而为了以考试成绩的优势与当年的万站长竞争，明爱芬甚至不顾自己的产后病体，渡河赶考，非常不幸地导致了她的终生瘫痪。病瘫在床的明爱芬，至死都在渴念着转正，渴望着摆脱民办教师的身份，在得知自己被“转正”后才终于瞑目，摆脱了病残的折磨。明爱芬的命运真的如一曲凄惨动人的哀歌，不仅诉说着民办教师们的哀痛，也很深刻地隐埋着他们的怨愤与不平。

　　不过，在明爱芬凄惨无比的命运故事外，更加深刻的，却是小说中围绕着转正指标所发生的一切。在小说的第一部“凤凰琴”中，张英才由于不谙世故向上级告发同事们的弄虚作假而得罪大家，导致了他在学校的倍受冷落和被排挤，为了摆脱这样的局面，他听从深谙民办教师心理的舅舅万站长的计谋，摆出一副迎接转正考试的架势，假意复习，不仅很容易地扭转了局面，使同事们对他竞相讨好，打探消息，而且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界岭小学复习迎考的风气与氛围，演出了一幕令人心酸的喜剧。而在后来的两次围绕真正的转正指标所发生的竞争、选拔与谦让，以及因为蓝飞对指标的擅用所导致的纷争，其对每一位当事人的道德拷量都相当严峻，人性的自私与灰暗以及人性的庄严与崇高，都在这样的事件中猛烈激发，充分显示出它的复杂。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叫做“二桃杀三士”的著名故事，其所隐含的治术与权谋以及无比惨烈的道德喻义，每当我想起都感到惊心动魄。说实话，我在对刘醒龙《天行者》的阅读中，始终都难以摆脱这样的印象，觉得那些个转正指标不过就是那两个杀死了三个壮士的桃子。围绕着这些“桃子”，这些被我们尊称为民间英雄的民办教师，这些乡村知识分子们，不过就是那几个不仅有着人性的弱点，而且还有着人性的崇高与尊严的勇士。在这样的意义上，不管刘醒龙是否是有意，反正我读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传承至今的治术与权谋。这样一来，《天行者》的基本主题，客观上便有了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的意味，显示出它独有的深刻。作品中的几位知识分子，也在一定程度上非常深刻地隐喻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在如作品“题词”所限定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当代中国，在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知识分子的头上，悬挂过多少种形形色色像是《天行者》中的“转正指标”一样无比诱人的“桃子”啊！所以说，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在向作品中的民间英雄表示致敬的同时，还应该有着清醒的反思和深切的认同。他们虽然身处民间，但却念念不忘地心系体制，不仅希望体制的承认，更是渴望体制的利益。虽然在作品的具体情境中，他们都有着情不得已的种种因素，大多也都是出于对自己生存保障的考虑，但是在本质上，这种由于复杂的动机所支配的知识分子向体制的趋赴，却与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许也包括着笔者自身——基本相同。所以说在根本上，在更加严格的意义上，我对《天行者》中的几位乡村知识分子，最为钦佩的，其实是孙四海。因为正是在孙四海这里，在他嫉恶如仇、勇于行动和敢于承担的挺身而出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真正希望。他已不再像他们起初那样地龟缩于校园，一边在以一种几乎盲目的忠诚徒然唤起人们道德上的悲情，一边又只是在对“转正指标”的渺茫希望中艰苦坚持，在意识到自己的真正责任和真正使命之后，孙四海所作出的选择，是对社会的毅然介入。我们正是他的身上，在这样一个应该被我们称为真正的民间英雄的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选择中，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更值得追求和也许更加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