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每个人都需要有尊严地活下去

　　学者梁鸿刚刚凭借《梁庄在中国》获得“年度散文家奖”，最近，她的这本书也更名为《出梁庄记》出版。领奖之后，她赶回南阳，参加亲戚的婚礼，在现场一片忙乱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谈到这本书，她感慨道，梁庄人的出走宛如“出埃及记”，但却是一种“反讽”的存在，他们没有找到“奶和蜜”，还在城市边缘挣扎，他们仍是被遗弃的子民。农民工，一个涵盖着几亿人口的群体，已经成为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具有复杂含义的身份象征。

　　对于同乡们的生存真相以及生活状态，梁鸿认为自己有责任书写出来，不仅要给梁庄人留下一个记录，更要为这个群体发出一种声音。

　　运用文学语言进行写实化的表达，是我的写作特点

　　青阅读：这本书是调查报告还是文学作品？你的同乡情怀对于写作有什么帮助？

　　梁鸿：首先，这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份调查报告。运用文学语言进行写实化的表达，是我的写作特点。我与梁庄有割舍不掉的乡情，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其中，这可能恰恰是我的优势。所以，我呈现的梁庄，带有主观色彩。但这个主观世界不是社会的成见，不是我的知识背景，而是关注生命的细节，希望通过细节来重新思索自己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关系。如果有人感觉不够客观，也没有关系。我没有必要压抑自己的感情，就是要把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需求的理解全部写出来，呈现这一生活背后的制度逻辑和文明冲突。

　　为什么要一个人、一个群体以牺牲自尊为代价去生存

　　青阅读：你的书中有一个18岁的三轮车夫民中的故事，你写到他没有像父亲那样的“认命”，他以自己的生存方式为耻，急于摆脱，甚至感到愤恨。你认为年轻一代农民工和父辈的差异在哪里？

　　梁鸿：差别很大。上一代打工者对社会的期许比较小，只要可以生存，就能得到心理补偿，忍受外界不公正的对待和鄙视的眼光。当然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只是钱的问题了，还有身份和尊严。被驱逐和排斥，对这个孩子的心灵伤害是很大的。三轮车夫本是正常的职业，如果社会包容，他们不会感到羞耻。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父辈那样，放下自尊继续求生。但是，为什么要一个人、一个群体以牺牲自尊为代价去生存？我们的社会是有责任思考这个问题的。

　　青阅读：有人说，农民工是追求现代化的牺牲品。这句话你怎么看？

　　梁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这样。农民工进入城市，从事重体力劳动和高污染的工作。因为他们的付出，我们的城市GDP直线上升。但是，社会给他们的回报很少，他们少有生活保障、经常面对轻视的眼光，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如果一个几亿人口的群体要养家糊口，必须要以背井离乡、骨肉分离为代价，这是残酷的现实。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寻找更多的出路，营造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我们应该时常反省是否把他们作为城市生活中的一分子来对待。

　　青阅读：你写到，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是为了对抗遗忘。你这两本书想给梁庄人留下什么？你怕大家忘记什么？

　　梁鸿：想给这片土地留下一个记录吧，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和他们的生存困境，他们的乡愁、情感、矛盾。我们眼中面目模糊的农民工群体，其实都是由每个鲜活的人组成的。 用问题式的眼光来看农村是歧视。生活在里面的人，他不是问题，不是病，不是肿瘤，他就是一个人。不要排斥、轻视他们，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有尊严地活下去。

　　每个作者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和视野去观察社会

　　青阅读：最近，关注打工群体的书很多，其中《打工女孩》在中国的出版引起很多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梁鸿：每个作者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和视野去观察社会，完全脱离自己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的，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才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认为，只要是花费时间和精力，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去写作，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这个群体实在太需要社会的关爱了。我在自己的作品里，也特别说明了这点：书里的梁庄，只是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理解的梁庄和中国，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

　　文/本报记者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