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替打工者发声，重点是作者的立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致丽工厂的一场大火，让尚在读书跑到现场的潘毅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的残酷问题？她一直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中国劳工问题研究领域。她说，这么多年，她的每本书都是扣紧这个问题在问。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她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著有《中国女工》、《我在富士康》、《大工地》等书。

　　其实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阶级分化的情况

　　青阅读：您写《中国女工》是通过对打工妹的生活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调查怎样进行的？

　　潘毅：以往我们都会用一到两年的时间扎进这个田野去，一步一步地细微观察每个个体，每个工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虽然在同一个生产线上，有一些对郭台铭不满，有一些觉得还可以，有些认为要学习郭台铭……可是我们不但要看他的差异性，还要看他在一个生产关系结构里，共同性在哪里，他们作为一个整体阶级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视野和看问题的方式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还没看出中国已经有一股阶级力量存在，而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阶级分化的情况。

　　青阅读：去年7月出版的《我在富士康》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写这一群体的生活，这样纪实性的写作与之前学术性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潘毅：写《我在富士康》的初衷，是因为富士康员工不断跳楼，我们着急把这个现象展示给大家。调研的过程主要是在训练学生，所以写法上没有理论的规范。坏处就是不够深入、不够深刻，好处就是浅白，能引起关注，肯定是比《中国女工》能引起媒体的关注。如果理论修养比较好的话，就算是写故事，懂的人会看出来的，不一定要把学术“大牛”抬出来。我现在的追求就是，有理论素养，又不需要用“大牛”，可以直接讲出去让人懂。我还在学习这个状态。

　　青阅读：《大工地》也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吗？

　　潘毅：写《中国女工》时我还在处于读博士的阶段，比较喜欢追求前卫的理论解释现实，这让你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有一种超前甚至脱节的情况。等我博士毕业，当我真正想要为打工群体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不能对应中国当下最现实的问题，也没有把中国最宏观的问题讲清楚。所以后来从这本书到《大工地》，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大工地》更加朴实一点，没有玩更多的理论，当然，更多的也是通过建筑工人的小故事来帮忙解释填补，我认为更加切合中国的现实。

　　我认为必须有立场有视野你才能看到问题

　　青阅读：2013年之后，内地悄然掀起打工者书籍的出版热，对此你怎么看？

　　潘毅：其实不仅是出版热，近几年有很多研究课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我在90年代开始研究的时候还很少有人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是好事情。书写得越多，引起大家的关注一定是越来越多。可是我还有一点期待：希望他们能做得更正宗、更扎实一点。从调研的角度，希望他们能多做一点。如果是采访的话，其实《打工女孩》的作者有一些个案跟得是比较深的，她可能是选择了成功的案例，我认为这种深入探访是可以学习的。另外，我认为必须有立场有视野你才能看到问题，像《打工女孩》她的立场是一个美国中产的立场，很明显。我们作为中国人写小说也好、做社会学研究也好，到底你的视野是什么？很多人看到打工者的困难，但你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是有思考？你关心什么批判什么？你会不会为这个群体寻找出路？如果光呈现现象，是不够的。

　　青阅读：在最近热门的几本有关打工者的书中，作者绝大多数是女性，为什么恰恰是女性作者较早地介入这个题材？

　　潘毅：(想了一会儿)不知道是不是有偶然性，但我认为女性介入有一个视野，不仅看到阶级的问题，还看到了性别的问题。女性作者的性别和阶级的问题交叉到一起，能看到一个个体如何要承担在中国父权社会的问题。

　　青阅读：最近我关注了几场写打工者书籍的新书发布会，但几乎都存在着主角缺失的情况，打工者自己会看这样的书吗？你希望他们看些什么？

　　潘毅：替他们发声本身不是问题，因为打工者没有时间来整理呈现(自己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劳动强度这么大。其实我们有一本书叫《失语者的呼声》，大部分是女工的日记，比较靠近他们的声音，甚至是有一些打工者参与书写。这些年我走过来，发现有一些不现实，必须靠记者靠学者，才能把他们的问题呈现出来。重点是我们的作者立场是什么、关怀是什么。要呈现出不同的声音，因为一定没有一个真理，我们只能是靠近真实。采写/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