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救济福利观：不能再有一点“施舍”涵义

1947年，宋庆龄在上海组建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图为宋庆龄和孩子们在一起。

　　今年1月27日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陆续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日前，由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与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主办的纪念宋庆龄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暨《宋氏家族研究丛书》首发仪式在海口市举行，来自京、沪、琼三地从事宋庆龄思想研究的专家学者、宋庆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60余人参加。

　　1月25日，在纪念宋庆龄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盛永华、朱玖琳等5位专家学者从宋庆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救济福利观、政治伦理思想、家族亲情、民生思想等方面，阐述了宋庆龄的一生和思想，交流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专家们认为，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的思想、品格和情操，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研究、继承和弘扬。

　　站在历史关头的两次重大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研究著名专家盛永华，在参加我省纪念宋庆龄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中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呼唤宋庆龄精神。

　　盛永华说，在宋庆龄近90年的人生长河当中，有70年的革命生涯。她把毕生献给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人民的民主幸福而奋斗的伟大事业。

　　盛永华认为，宋庆龄的精神可以归纳为“大爱和奉献”。她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爱和平，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她无私地奉献出她的一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宋庆龄的革命生涯中，她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进击，在革命实践中通过反思、探索和迈进，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两次作出重大抉择，总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

　　盛永华介绍说，宋庆龄的第一次重大选择是在辛亥革命尾声中选择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孙中山身临逆境。这时宋庆龄带着献身革命的情怀和蓬勃的朝气，带着西方民主主义的传统，带着温柔和觉悟来到他的身旁，给孙中山以莫大的慰藉和支持。在与孙中山并肩走过的十年中，顿挫大于发展，失败多于胜利，但不论在任何艰危的情况下，宋庆龄都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抚慰他的伤痛，分担他的压力，协助他工作，这成为激励孙中山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在孙中山自己对这段生活的论述当中，他有过对宋庆龄的赞誉和对宋庆龄作用的肯定。

　　孙中山和宋庆龄共同生活的10年当中，宋庆龄还在新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促成孙中山在晚年达到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孙中山在制定三大政策的时候，有很多的顾虑，在这个时候，年轻的宋庆龄和孙中山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在孙中山事业长期的追随者当中，因为各种原因，当时很多人是不同意三大政策，很多老同志都去找宋庆龄希望她劝说孙中山不要执行三大政策，但是遭到宋庆龄的坚决拒绝，她坚决支持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在联俄联共的具体过程当中，宋庆龄担负了很多具体的工作。盛永华说，在这方面，宋庆龄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重大抉择是在土地革命严重挫折之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国内土地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国际上法西斯主义抬头的时候，宋庆龄明确宣布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完成了由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她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总的战略部署，战斗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这两个选择可以归纳宋庆龄的一生，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继承她的事业、弘扬她的精神的原因，因为这是民族复兴的伟大需要。

　　宋庆龄的救济福利观

　　宋庆龄对20世纪的贡献，其中之一是创建并领导中国福利会，为中国的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朱玖琳认为，宋庆龄的救济福利事业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在战争时期，宋庆龄的救济福利观与反法西斯和争取人民民主密切相关。抗日战争打响后，1938年，宋庆龄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这是一个以援助是相互的、援助不是施舍、接受援助是为了自救自助等新的救济思想为指导的救济团体，其宗旨是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服务。

　　朱玖琳说，这一时期，宋庆龄以全球性的眼光指出，救济是反法西斯的救济。1939年，反法西斯战火燃起，然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援助未受到重视。宋庆龄向欧美各国发出提醒，远东前线依然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中国的斗争就是你们自己的斗争”。在国内，宋庆龄反对不顾大局的存有党派之见的救济，明确提出救济工作必须有政治立场，即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她规劝国民党应放弃党派之见，与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她提出，应首先把援助送给游击作战区。

　　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宋庆龄主持下进行改组，易名为中国福利会，确定了新的工作任务和方针。中国福利会先后创办了幼儿园、托儿所、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儿童艺术剧场、儿童时代社等一批机构，形成了由妇幼保健、学前教育、校外教育、少儿文艺构成的基本格局。

　　朱玖琳说，这一时期，宋庆龄认为，新中国的救济福利工作不再有一点“施舍”的涵义，它已经取得了一种公认的地位，是国家职能中的一部分，应该走群众路线。因此，宋庆龄强调妇幼文化福利工作的重要性，并将儿童福利工作的重心从救济转向抚育，提出了著名的“缔造未来”思想。宋庆龄认为，“缔造未来”工作应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在物质上做好儿童的保健工作，在精神上加强儿童的思想教育。

　　在宋庆龄的精神财富和人格魅力的吸引下，一大批著名记者、医生、社会活动家、政治家、艺术家、作家，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群众聚集起来，共同为中国福利会事业服务，宋庆龄开创了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先河。为此，周恩来把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称为“孙夫人的事业”。如今，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各地的宋庆龄基金会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纷纷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朱玖琳说，“孙夫人的事业”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篇章之一。

　　传奇经历形成独特政治伦理思想

　　宋庆龄是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特殊而伟大的女性。在一生漫长的政治活动中，宋庆龄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李珂认为，在当今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经历着深刻变革和整合的时期，更加需要宋庆龄充满道德人文主义的先进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引导。

　　李珂说，宋庆龄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缘于她独特的生长环境、独特的身份和独特的成长经历及革命历程。宋庆龄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她的家庭有着浓厚的革命气息，她早年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熏陶。这种生长环境，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罕见的，中、西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成为宋庆龄政治伦理思想的文化养料。在宋庆龄嫁给孙中山后，她的政治伦理思想又深受孙中山爱国主义、博爱精神、官为民仆、天下为公等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此外，宋庆龄成长于中国由积贫积弱逐步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时代，她的革命历程跨越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此，为中国人民谋福利成为了她终生奋斗的道德目标。

　　宋庆龄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时期我国政治道德建设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思维，她的政治伦理思想蕴含着先进的政治理念，如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注重政治品德修养等。

　　李珂认为，宋庆龄的政治思想旨在寻求政治的社会本质和价值属性，探究政治的根本目的，超越了当时现实政治，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宋氏家族亲情影响中国现代历史

　　在中国现代特定的历史平台上，宋氏家族成员各自有着非凡的作为和显赫的名声，以及由此带来的卓越影响力。而当时，由于政见不同，宋氏兄弟姐妹分处不同政治阵营，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程昭星认为，正是由于存在着血浓于水的家族亲情，宋氏家族成员才能在你死我活的激烈阵营斗争中仍然相互照顾、加以保护，而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由于政治歧见相互残害的悲剧，而这种亲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宋家子女各择其径，分道扬镳。宋庆龄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新的研究资料还披露，早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远东组织的下属成员，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处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予以极大帮助。而宋氏家庭其他成员，则辅佐蒋介石集团。

　　但是，政治分野并不能动摇宋氏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亲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战中，宋家兄弟姐妹共赴民族危艰，出钱出力，捐献资金和物资，亲赴前线劳军、创建野战医院等等支援抗战。宋子文将自己的宝贝武装税警总团派赴战场，配合十九路军的抗敌作战，为淞沪抗战作出了重要努力。宋庆龄牵头成立“保卫中国大同盟”，募集的药品、医疗器械、现款和其他物资通过种种渠道，源源不断予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供应。宋美龄不惧危险日夜奔波于抗战前线，车祸身受重伤仍坚持到前线劳军和慰问伤病员，募集款项，筹建医院，发表演说，鼓舞士气，揭露日本人侵略罪行。宋霭龄为抗战事业捐出巨额钱财物资，迁居香港后，还兼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会长，把一部分精力和钱财用于帮助伤员方面，以减轻抗日将士的后顾之忧。

　　程昭星介绍说，尤其宋家兄弟姐妹在西安事变事件中的反应和表现，那既是宋家兄弟姐妹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浓烈亲情的自然反应。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家兄弟姐妹摈弃政治恩怨，力主和平解决，反对武力讨伐。宋霭龄尽己所能联络各方，宋子文、宋美龄冒险北上入陕，宋庆龄则联系中共，正是在宋家兄弟姐妹的共同努力下，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为平息内战，开创国共合作、抗日救亡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血液里流淌的民生情怀

　　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郑朝波认为，终其一生，宋庆龄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在这种情怀的深处，暗自流淌着民生主义的血液。

　　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国民党集体向右转，宋庆龄在党内受到孤立，但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在三民主义中，宋庆龄非常注重民生主义，她强调“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她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在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是最基本的。

　　抗战胜利后，国共分歧加大，内战随时爆发，宋庆龄着重强调民生主义的政治意义，她说，“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一方面让贪官污吏厚积财富，另方面使忠良官吏诉苦无门。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宋庆龄还从民生主义的角度对比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状况，她称赞说，解放区之所以没有灾荒，是“因为他们遵从中山先生的方案，把土地分配给耕者”，并提出“这样为民生的打算，在全国各地区应予以考虑”。她把解放区看作“是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根据地”。而在当时，解放区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等等比国统区差了许多。宋的看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恼怒。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的民生情怀一如既往。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后，在一种“继续革命”论的影响下，不少人失去了理智，没有考虑经济、政治、历史及人性条件，完全忽视了对待资本家政策的延续性。宋庆龄是少有的在这种狂热状态中保持清醒头脑的人。

　　在各种压力面前，宋庆龄的直耿与敢言依然如故。1956年的鸣放到了1957年变成了反右，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一年宋庆龄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

　　郑朝波说，在当时，能直言的人不多，能为他人直言的更少。宋庆龄不计利害，一而再地为他人直言，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的体现。

　　记者 许春媚